突发重特大灾害事故应急处置保障援救道路畅通的思考——以“2016·5·8”福建泰宁特大灾害事故抢险救援为视角

"2016·5·8"福建泰宁县突发山体滑坡特大泥石流灾害事故造成30多人被泥石流埋压,公安机关快速反应有效管控保障道路畅通的做法,不仅赢得中央、省、市领导的高度评价,也成为应对突发灾害事故保障救援道路畅通的范例。自然灾害作为一种典型的突发事件,具有不可预测性、不可抗拒性和紧急性等特点,特别是山区突发重特大自然灾害现场往往较为偏僻,道路条件较差,救援车辆、人员、设备、物资难以在短时间内进入中心现场进行应急抢险处置,这时保障进出中心现场救援道路畅通和秩序就显得尤为重要。加强灾害道路安全畅通管控,需要把握好六个环节:未雨绸缪,提高思想认识;闻警而动,全面掌握信息;外围疏通,控制车辆通行;请求增援,加强线路巡查;加强领导,控制现场秩序;做好安抚,防止伤亡家属堵路。     

搬走群众打工路上“拦路石”——记广西桂林市资源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康舒发

正某矿一处隧道发生塌方,可能有伤亡,你们赶快去现场。2011年夏天的一个深夜,广西桂林市资源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康舒发的手机骤然响起,他迅即起身出门,召集监察人员归队,趁着月色在进山的泥巴路上驾车飞奔60多公里,赶到事发现场,发现事故造成两人罹难,其中一人生前未参加工伤保险,其家人无法获得工伤待遇的相关赔偿,情绪激烈,聚集30多人停尸矿部,现场气氛紧张。康舒发赶紧安抚群众情绪,一     

法制是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保障

实践“三个代表”是当前我党的主要任务，在实践“三个代表”的过程中，保障手段或保障方法是不能或缺的，本文认为，法制是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保障，因为法制保障和“三个代表”的实践有着内在联系：法律能在“三个代表”实践的方向，秩序，成果，消除阻力等方面提供保障，本文还探讨了怎样进一步增强法制对“三个代表”实践的保障作用。     

“用我的心撑起农民工权益保护伞”——广西南宁市江南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副大队长陈美杏侧记

正一身劳动监察员制服,一路做事风风火火,一办案件有条不紊,许多农民工兄弟都喜欢叫她陈姐,她,就是广西南宁市江南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副大队长陈美杏。人讲良心,就会有公平正义陈美杏长年工作在基层一线,既要维护农民工的利益,又要保障企业的权益,同时还要保护好自己和同事。别人问她如何平衡这种利害关系,她说:人讲良心,就会有公平正义。     

“宁德模式”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典范

宁德模式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成功实践,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典范。从探索历程来看,宁德模式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总体特点,其变迁反映出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三大历史转变;从基本内涵来看,宁德模式是以精神扶贫为先导、靠山念海为特征、三产联动造福工程四下基层为途径的连片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范式;从发展理念来看,宁德模式从理论上回答了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三个关键问题,即为了谁和依靠谁问题、扶贫开发谁来干和怎么干问题、扶贫开发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关系问题。     

“中国道路”的四重根基——关于习近平“中国道路”论述的理论解读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中国道路问题进行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既有历史维度上对"中国道路"历史渊源的追溯,又有理论维度上对"中国道路"理论根基的阐释,同时亦有对"中国道路"价值诉求上的人民主体性及社会实践上之坚实基础的清晰揭示。习近平深刻阐明,"中国道路"来源于历史,来源于真理,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     

关于“发挥三个作用”履行政协委员职责的实践、思考和保障措施研究

政协委员要发挥在本职工作中的带头作用、政协工作中的主体作用、界别群众中的代表作用这三个作用是非常正确的,但需要多方面的共识和共同努力,还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考评机制,以及一系列保障性的政策措施,才能促进广大政协委员在履行政协委员职责中更好地“发挥三个作用”。     

“人权”不能仅仅是“入宪”——“黑砖窑”事件对宪法基本人权保障机制的启示

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意义重大.但"黑砖窑"事件启示我们,"人权"仅仅写入宪法不是宪法修正的目的,其目的应该是保证该条款的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实现.文章认为,宪法基本人权保障机制最关键的是三个环节:立法保障是事先保障、实体保障;违宪审查是事后保障、程序保障;社会舆论监督是体制外保障、是整个机制的基础.     

“三个一”培训工程是四川跨越式发展的人才保障

<正>西部大开发和四川跨越式发展,关键在人才.如何尽快培养一大批急需、紧缺的各级各类人才,以适应西部大开发和四川跨越式发展的需要,四川省人事主管部门提出了“围绕大开发战略,树立大人才观念,实施大培训工程”的指导思想,并决定在今明两年开展以“培养一种能力即创新能力,培训一类知识即涉外知识和确立一个培训开发项目”为主要内容的“三个一”培训工程.     

心中永远的路——记全国“最美养路工”张祚琼

29年来,她坚守高寒山区,用双腿丈量了6万公里道路,相当于走完5次长征路。她,就是巴东县绿葱坡公路管理站养护工张祚琼。     

“道路驱动”与“目标驱动”——论以人为本的高校教育与科研管理方法

当前,高校教育与科研管理工作存在一些体制、机制性障碍.科学发展观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最好的理论依据.在高校教育与科研管理工作中,应统筹兼顾"道路驱动"与"目标驱动"两种方法,并将其作为构建高校教育与科研发展机制的基本方略.     

走“四化一高”道路是发展三亚农村经济的根本途径

从1979年开始，第一轮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发展，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转变。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分散经营的生产模式与大市场的衔接问题，农村经济规模偏小与农业专业化、规模化发展的矛盾逐步暴露出来。     

受刑人权利保障的文化解读——兼论“和而不同”的人权观

不同的文化孕育了不同的人权观念,本文以文化对于受刑人权利保障的影响为视角,阐明了在中国传统语境下的"合数型"人权观与在西方语境下的"质数型"的人权观的不同之处,认为在中国当前务实的态度是采取"和而不同"的人权观处理受刑人权利保障问题,并认为"和而不同"是不同文化相处的原则态度,而"和而不同"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权发展的重大贡献。     

“第三条道路”：从理论到实践的尝试——再读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第三条道路”是吉登斯的重要理论。它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既是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也是被欧洲各国竞相采用的政治策略。本文通过对“第三条道路”发展脉络的梳理和对其理论内容、实践政策的回顾，解读“第三条道路”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尤其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奉行“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们必须提出相应的应急政策，才能度过难关。同时得出结论，任何一种政治思潮、政治力量，能否生存和发展，能否对现实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和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它能否制订和推行与其自身价值和政治取向一致并与特定环境条件相吻合的理论纲领和政策策略。     

大学章程的制定与完善——大学“去行政化”的法制保障

高度集权型的教育管理体制是导致我国大学行政化的根源所在。大学去行政化是大学回归本真与构建和谐大学的需要。由于大学章程是大学自主办学权的法律基础和管理自主权的法律依据,具有促使行政权力归位,保障学术权力复位和吸纳市场权力补位之结构功能,因而是实现我国大学去行政化的法制保障。     

“一体化”与中国化——对21世纪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

已经跨入21世纪的中国,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这一问题不仅关涉到中国的命运,而且与人类前途息息相关,故而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在西方盛行一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绝对力量已经通过世界性市场(包括世界一体化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世界性生产基地、世界金融体系、国际贸易体系、跨国货币流通体系的建立(如新生的欧元)、资本国际、普遍有效的税制调控方式(如“托宾税”)、全球信息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的普遍运用等主要方面得到了日益充分的展示。这一实质性、根本性的经济全球化运动与文化全球化浪潮(如迪斯尼、好莱坞为代表的娱乐文化,可口可乐、麦当劳为代表的饮食文化,以     

“城中村”改造的一面旗帜——记湖北铁桥经贸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

湖北铁桥经贸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武汉市汉阳区永丰街铁桥村。3年前，铁桥村实施“城中村”综合改制，村变公司，村民转变成公司股民。3年来，该公司党支部围绕“抓党建、促发展”这个总体思路，找准公司发展、股民增收、村湾改造的最佳融合点，     

试论“以人为本”的法治保障——“法本位”是“人本位”的有效化身

人与法在“本位与工具”视角上形成了“法本位”法理命题。法律在其“工具性”上，首先是“以人为本位”，即人与法在本质层面上是“人本位一法工具”的“原生关系”；进而，在法治社会，法律又在其“权威性”上，升华为“法本位”，即人与法在运作层面上是“法本位一人工具”的“转换关系”。法律的至上权威，需要权力授权渊源上的民主性强力支持。当然，在立法和本质层面上的“人本位”永不能被替代。有了“法本位”这一“人本位的有效化身”，则“以人为本”也就获得了其法治保障。     

“‘海洋强国’是我的中国梦”——记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主任范航清

<正>如何在全球红树林大衰退的现状中,使广西继续保有我国天然红树林面积最大的地位?如何引领全国海洋生态经济的突破,提高广西和我国在亚太地区海洋生态保护问题上的话语权?一位博士以23年的潜心钻研,铸就了一段红树林传奇——寂寞23年:海洋学博士成为红学家从安适的鹭岛到中国南部海滨的北海,从象牙塔到红树林,范航清没有回头。1991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后,挥别故乡和母校厦门大学,来到小城北海。     

论危险驾驶罪中“道路”范围的界定——以日本的司法实务操作为借鉴

理论和实务界对于危险驾驶罪中道路范围的界定存在较大争议,从而直接影响到相关案件的定性。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危险驾驶罪中道路的含义适用道路交通法中的相关规定,亦即包括公路、城市道路、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以及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等四种类型。对于后两种道路类型的界定,可以借鉴日本司法实务中较为成熟的操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