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组织建设与发展问题研究--基于政治性--社会性的二维分析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组织具有政治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如何正确处理政治性与社会性的关系、在政府主导培育与社会化运作之间找到平衡,是其建设和发展的关键问题。联谊组织在建设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双重特点,既按照自主自治原则,建立健全组织网络、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又通过"党建+统战"叠加式嵌入,不断增强党对联谊组织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彰显了统战功能和政治价值。但是,联谊组织发展仍面临资源获取能力有限、发展目标缺失、组织能力不强、价值支撑不足等来自内外环境的制约。联谊组织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从优化制度环境、加快支持体系建设、培育社会化发展路径等方面共同推进。     

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与社会性之间关系探微

政治性与社会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两个重要属性。两者在前提、地位以及实现功能上存在着差别。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和社会性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在实践中,我们要合理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关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防止思想政治教育的"泛社会化";合理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效果;正确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和社会性的特征,实现两者在现实功能上的有效整合。     

台湾基层治理的结构与特征——对台湾坪林乡和大安成功社区的考察报告

台湾的乡村治理表现为"自治"与"行政"的双轨制,体现出明显的多元治理特征,不仅强调政府和行政的力量,也注重调动社会参与,发挥农民协会、社团组织及志愿者组织的作用;台湾的农会组织集经济性、教育性、社会性和政治性四大功能于一体,发挥了组织、管理和服务的作用;台湾基层实行竞争性的选举制度,但"派系之争"、"族群分裂"及"黑金政治"对地方治理和政治民主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其经验教训值得大陆吸取。     

加大对腐败的经济处罚

一般说来，腐败分子要受到双重惩罚，一是政治性的法纪处罚，二是社会性的经济罚、资格罚等。腐败者只有受到政治和社会的双重惩罚，才会身败名裂，受到沉重而致命的打击。我国对腐败的处罚过于倚重单一的政治性处罚手段，在社会性的经济处罚方面则严重不足。虽然每年围绕着突出的腐败现象不断出台了新的制度和措施，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腐败分子难以形成真实的、连续的打击力度。 　　出现重政治性处罚轻社会性处罚的主要原因，一是没有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相应地改进处罚违纪违法行为的手段。政治性处罚方式主要产生于战争年…     

公共服务视角下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分析

基于对地方政府1992年-2006年的经济性支出、社会性支出和维持性支出比重变化情况的分析，发现目前地方政府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以社会性支出为主的地方政府和以经济建设支出为主的地方政府。其中，前一种类型的地方政府在数量上占优势。这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把满足公众对社会性公共服务的需求作为主要任务，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同时也发现地方政府在支出结构上存在不合理之处，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以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基于现代生态思维理念的高校思政教学探究

现代生态思维是一种互利型思维，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从现代生态思维视角来研究高校思政教学。可以运用生态学的系统性、整体性、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发展性等观点，探讨在宏观和微观生境中明确和把握思政教学的导向和内涵．以便协调好经济性、政治性、社会性生境与个性心理生境四者相互间关系．促进高校思政教学良性健康发展。     

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成果 网络突发事件特征及应对

<正>网络突发事件分为曝光型、泄愤型、抗争型、反思型和其他类型等几种。但是,单一的某种类型的网络突发事件很少,大多数的网络突发事件具有混合型特征,很难预测其发展走向及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网络作为一个相对自由和开放的空间,成为了热衷于抨击时政弊端和社会丑恶现象网民的聚集地。许多网民经常在网络上对一些社会问题和丑恶现象进行热烈讨论或激烈辩论,并会经常在网上曝光一些"黑幕"     

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逻辑诠释

消费者参与不应仅是抽象的概念逻辑臆造,更应是对食品安全监管困境探究、试错之后的现实创新存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兼具社会性和保障性两大属性,消费者参与既可体现为一种理想类型、制度设计抑或正义衡平手段而成为实现社会性的先决条件,也可体现为一种现实需求、可行途径而成为实现保障性的必然选择。故而社会性决定食品安全社会共治需要消费者参与,保障性决定消费者需要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这两类属性共同决定了消费者参与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应有之义。     

侨乡的早期移民模式及华侨华人故乡情结之比较——以湖北天门市和广西容县为例

天门人自18世纪时起便开始"北上"和"南下",容县人移居海外则始于19世纪中叶。天门人移民的原因源于环境的改变,而政治性和经济性则成为容县人移民的主要内容;天门人在海外,大都靠特殊的技艺谋生,容县人早期大多数是以"契约劳工"或"卖猪仔"的方式迁移海外;从移民实践来看,天门和容县籍移民在迁徙过程中逐渐建构与形成了连锁移民网络;在天门、容县籍移民及其后裔中,不乏对故乡怀抱情深的企业家,不少人在居住地建立一定的基业后,都能关心和热心支持故乡的各种建设,并通过返乡祭祖和参与宗族活动,加强着与故乡的关系。     

马克思国家消亡论域中的国家社会性探析

国家的消亡是马克思毕生思考的议题,对马克思国家消亡论存在各种褒贬之议。关于国家消亡问题之国家社会性的思考是马克思国家社会性思想的内容之一。马克思把国家消亡与未来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相联系,认为国家社会性需从"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国家制度身上获得说明。通过对马克思国家消亡的阶段性与国家社会性的辨析可知,最高意义国家社会性的彰显只能存在于国家消亡的观点上,国家社会性的深层意旨是国家社会性复归于社会公共权力的过程。     

论道德教育的三大特性

亚里士多德的道德教育思想认为,道德教育具有"不可传授性"、"习得性"与"社会性"三大特性,由于人们行为的差异性与不确定性,导致道德教育领域中道德知识与科学知识具有本质区别,而此种知识类型上的区别,决定了道德教育不可能像科学知识那样可传授,而是具有"不可传授性";道德教育在确切知识传授意义上的"不可传授性",决定了人们只能通过行为习惯"习得"的方式来获得德性;基于人属社会性存在物,因而个体道德德性的"习得"不可能是单个人的"自我谋划",而是必须在道德的社会中,通过社会共同生活才能达致,从而使道德教育具有深刻的社会性。亚里士多德的道德教育思想对破解当前我国道德教育中的一些困惑颇有启示。     

庇护式腐败生成的“关系”机理及治理策略

关系具有"善""恶"两面。在中国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及关系实践中,具有各种目标的人会通过建构和维系关系网络来试图在公共事务中获得利益再分配的行动机会。在计划体制、转轨体制与市场化进程中,围绕着公权力行使的庇护关系导致了庇护式腐败的生成。庇护式腐败是根植于政治社会情境中的关系行动,既与资源要素再分配和公权力私化关联,更与政治生活中的关系网络建构与运用以及非正式政治的盛行密切相关,往往试图通过"自我道德化"策略将自身转化为能被社会习俗接受的社会行为。在当前反腐败治理的行动框架下,可以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明晰官员责任关系及其行为边界、强化公共规则性交往生态,打破"关系困境",削弱庇护关系的作用空间。     

建设幸福广东视角下完善农村扶贫开发责任机制的思考

广东农村贫困是政治性、经济性、社会性、文化性等多重因素导致的复杂问题的集合。在建设幸福广东的进程中，消除贫困是建设幸福广东的前提和基础，让所有人都免于贫困，是建设幸福广东必须破解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广东新时期的农村扶贫工作，应以崭新的理念，以创新的思维，针对变化的新情况，以落实“双到”为核心完善农村扶贫开发责任机制，制定更加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目标、措施和办法，努力提高扶贫开发水平和扶贫成效。     

浅谈普世伦理与普世价值

伦理是指人际之间符合某种道德标准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杆,具有明显的政治性、社会性、时代性、可传承性、行业领域性、地域特征以及实用性和超越性等诸多特点。针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日趋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缺失,普世伦理与普世价值成为人类需重新审视的又一个时代性热点问题。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的风险防范与实践逻辑

网络空间作为思想激荡的前沿阵地,是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社会思潮的必争之地。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不是要隔绝网络空间,而是要从网络意识形态的议题设置切入,因为网络意识形态的议题设置既关乎网络意识形态的走势,也影响着网络主体的价值选择。网络的开放性、交互性和无边界性等特质,使得网络空间各种社会思潮肆虐;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既面临着各种势力的渗透,也面临着资本扩张和数字空间的挤压风险。维护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既要坚持人民至上的议题设置红线、衔接“在场空间”与“缺场空间”身份,从而夯实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又要把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拉回日常生活、贯通官方与民间两个舆论场的“话语空间”,从多维度构建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     

征地冲突中农民的“套路式”抗争行为:一个解释的框架

各种形式的征地抗争已经成为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套路式"抗争行为是当前征地冲突中农民维权行动的一种类型,对"套路式"抗争行为含义的界定,对其抗争过程中闹大、尊重和实惠内涵的阐述,以及对抗争行为的发生机制、行为逻辑和蕴含风险的理解是解释"套路式"抗争行为的分析框架。从现象上来讲,"套路式"抗争行为是农民对征地维权行动经验总结的结果,是当前农民制度性维权的集体行动类型,是农民应对政府"维稳套路"的有效方式。同时,从伦理和情感的维度对征地冲突中的"套路式"抗争行为进行诠释,则是强调其是农民对现代社会规则和权利的运用与演绎。     

加大对腐败者的经济处罚

一般说来,腐败分子要受到双重惩罚,一是政治性的法纪处罚,二是社会性的经济罚、资格罚等。我国对腐败的处罚过于倚重单一的政治性处罚手段,在社会性的经济处罚方面严重不足,造成一些腐败分子腐而不臭。某些腐败分子由于过去所拥有的权势和金钱,在狱中倍受礼遇。有的高级领导干部出狱后,利用其以前的影响和关系经商谋利,成为巨富。 国外的经验值得借鉴。如因犯规操作搞垮了具有200多年历史的巴林银行的尼克·利森,被判刑6年半。利森出狱后的所有收入     

努力构筑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体系

一、充分认识救灾救济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所特有的社会性、政治性和紧迫性 十六大报告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了系统的部署,并且特别对解决贫困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根据十六大的要求,救灾救济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带有很强的社会性、政治性和紧迫性,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新的历史时期救灾救济工作所具有的新的地位和新的特点,真正使其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     

人大工作要体现“四性”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做好新形势下的人大工作,必须注重体现政治性、法治性、人民性和创新性。政治性政治是牵动社会全体成员利益并支配其行为的社会力量,是政党治理国家的行为。"政"是正确领导,是方向和主体;"治"是     

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舆情危机的治理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日益加大,网民将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暴露"在网上,各种社会力量"汇聚"到网上,形成民间舆论的集散地,社会实情与网络舆情之间的互动格局正在形成。近几年,我国突发的公共事件频繁发生,如"非典"、西藏"3·14"事件、汶川大地震、新疆"7·5"事件等。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过程中,各种难辨真伪的消息相伴而来并迅速传播,形成网络舆情危机,容易引起社会恐慌和不稳定。因此,正确认识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舆情危机,探索其治理路径,对于提升各级政府的舆情危机治理能力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