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家事程序专门立法的三大关系

域外家事程序现代化进程包含决定性的三重立法关系：第一,对家事实体与家事程序两类制度规范间之立法关系的不同定位,导致两大法系家事法制体系构造的分野,推动大陆法系家事程序专门立法形成;第二,对家事程序与民事程序两套规则体系间之立法关系的不同定位,导致家事程序专门立法模式的演变,推动家事程序单行立法模式的主流化扩张进程;第三,对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两个审判轨道间之立法关系的不同定位,导致单行立法模式下家事程序构造的分化,造就三种代表性家事程序单行法例。我国未来应立足《民法典》对家事法制体系构造的定位,选择单行立法模式,制定《家事案件特别程序法》。该法应采取家事诉讼与家事非讼并立协行的程序构造,根据《民法典》完成“二元两级”的家事案件系统分类,建立“双轨四层”的家事程序规则体系。     

家事审判制：家事诉讼程序与家事法庭

家事案件因其高度人身属性而不同于普通民事争议,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关系既具有终身性又可变的两面性,彼此利益既统一又分离;双方的自由合意和处分权受到较大限制。为更好地适应家事争议当事人的特殊利益需要,应对家事案件数量持续增长,促进家事争议处理质量的提高,我国宜借鉴德国、日本、英国等国司法改革经验,制定独立的家事诉讼程序,在法院设立专职审理家事案件的家事法庭乃至家庭法院,配备擅长于调处家事纠纷的法官及专职辅助人员,尽快构建家事审判制度。宜把司法裁判定位为解决家事争议的最后手段;鼓励当事人利用和解等多元化途径解决家事争议,化解家庭矛盾和冲突,提高家事争议解决的司法效率和社会综合效果。     

构建中国式小额诉讼程序

小额诉讼程序和简易程序都是在第一审普遍程序基础上的简化，然而由于小额程序的独特性，使其简易的特点更为突出。为了追求诉讼经济及程序简便的目的，须尽快构建我国的小额诉讼程序。在构建该程序时，应明确其适用范围和管辖法院，同时应注意设立小额诉讼程序时的中国特色因素。     

德日非讼程序审理对象介评

非讼程序审理对象相当广泛,既包括无争议的非讼事件,也包括存在争议的真正诉讼事件。这些事件多以公益性强、继续性事实或法律关系、法官裁量性、需迅速处理、具有形成作用为主要特点。就审理界限而言,德、日最终虽然都接受了形式界限说,将其委诸于立法者的政策,但受各国整体法制环境影响具体表现并不相同。我国民事程序法应注重非讼程序多重功能的发挥,如此既能避免诸多事件转化为纠纷后再以诉讼程序解决,又能解决大量不适应诉讼程序解决的争议。     

破产程序的法理分析

在整个破产程序中,当事人间时有对抗时有合作,争讼性与非争讼性交替出现,法院应分别适用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处理不同阶段的破产事务.涉及当事人重大利益且发生争议的事项,应以诉讼法理为主导设计相应的处理程序,以增强破产案件处理的正当性;所涉事项并无争议,或不涉及当事人实质性利益的,则应以非讼程序为主导,以达到经济、迅速地处理破产案件的目的.这种诉讼性与非讼性交替出现表现了破产程序的复合型程序性质.     

比较与借鉴:公司非讼程序的可行性分析

现代社会飞速发展,公司纠纷的多样性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司纠纷解决机制的单一化的矛盾日益凸显。2005年公司法的修订,在增强可诉性规定的同时,也激化了公司法与民事诉讼法、司法介入与公司治理的矛盾。盛行于大陆法系国家的非讼程序在我国被越来越多的人们理解和接受,外国公司非讼程序具有程序的可操作性和经验的可复制性,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公司非讼程序,用以解决公司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矛盾与问题。     

我国非讼程序的立法问题及解决建议

在民事诉讼程序多元化的背景下,解读非讼程序的内涵、特征和适用范围及其与诉讼程序的关系,才能真正认识非讼程序对于民事诉讼的意义。对于我国非讼程序立法存在的问题,可以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于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给予调整、完善或解决。     

家事诉讼:比较借鉴与制度完善

鉴于家事纠纷的特殊性,各国纷纷设立了家事法院,为之配备专业的家事法官,并适用独立的诉讼程序。然而,我国尚未建立独立的家事诉讼程序,在家事审判实践上仍存在不足。为了进一步完善家事诉讼制度,妥善解决纠纷,我国应该提供家事法庭的辅导服务,构建独立的家事调解程序并贯彻子女最佳利益原则。     

非讼程序:预防和化解社会纠纷的程序创新

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是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上提出的重要观点,其中的关键在于创新。在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基础之上,引入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在通用的非讼程序,特别是结合我国现有的特别程序进行整合就是一种程序创新。借鉴大陆法系国家非讼程序理论,充分发挥非讼程序提前介入社会生活,从而起到预防纠纷、化解纠纷的作用,结合现有的特别程序规定,丰富我们解决纠纷的方式和途径,为中国的当事人提供一种更有弹性、更加灵活的纠纷处理方式,也为我国法院提供一种提前介入社会、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与途径。     

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调查与研究

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应以我国社会生活方式与婚姻家庭观念变化为背景,在现有诉讼方式和调解方式并行的纠纷解决机制基础上,了解调查调解制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及困难。探讨如何加强与完善婚姻家庭调解制度,特别是基层社区调解。为促进婚姻家庭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创新,重构婚姻家庭调解制度和完善家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提出完善诉讼模式和调解模式的建议和对策,如设立专门的家事法庭和附设家事调解委员会及制定特殊程序与证据规则,在《民事诉讼法》中增设家事诉讼程序,条件成熟时制定专门的家事诉讼法;应完善与细化婚姻家庭案件调解流程与规则;应将人民调解作为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前置程序等,以期为相关立法及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法理依据和数据支撑。     

行政立法计划程序研究

科学、合理地确定行政立法计划程序,对于保障行政立法计划的有效制定,进而保障行政立法的有序进行,都起着至关重要的源头性保障作用。本文在对我国行政立法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定行政立法计划应遵循的程序。     

从湖南实践看行政程序立法路线图

根据赴湖南省政府实地调研所得,结合<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立法过程和立法特点,分析<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采取地方政府规章这种政策形式对其实施的影响可以看出行政程序规范从地方行政立法迈向全国性法律的转换中,有些问题尚待解决.<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为地方行政规章向全国人大立法转换,提供了实践基础.     

恐怖主义案件刑事程序立法模式探究

在当前一些主要西方国家,有关恐怖主义案件的刑事程序立法模式有"刑事诉讼法典模式"、"反恐法典直接模式"以及"反恐法典间接模式"三种.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中,没有对恐怖主义案件诉讼程序作出特殊规定.借鉴"反恐法典直接模式",在我国反恐怖法中设立专门章节规定特殊刑事程序,不仅符合当前我国同恐怖主义犯罪的斗争形势,有利于预防和惩罚恐怖主义犯罪,而且也符合我国反恐怖法的发展现状.     

司法的功能与反家庭暴力立法——以家庭暴力的司法介入为视角

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一种违反法律与善良风俗的暴力行为,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癌症”。推动家庭暴力防治专门立法、发挥司法资源的功用、全面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成为当务之急。文章根据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状况,指出我国司法介入家庭暴力的现实路径。     

法治政府呼唤行政程序立法——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

2008年4月,我国第一部系统规范行政程序的政府规章<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由湖南省人民政府颁布,并于2008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部由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等国内顶尖法学专家担纲起草的法律规范,是我国首部专门对行政程序进行系统规定的地方性立法,被称为是政府的一场"自我约束"、"自我革命",开启了中国统一行政程序立法的破冰之旅,在中国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两年过去了,这一规章的实施情况如何?对推动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有何影响?带着这些问题,本刊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教授.     

澳大利亚儿童权益保护立法评介及其对我国立法的启示——以家庭法和子女抚养（评估）法为研究对象

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了儿童自出生起就享有神圣不可剥夺的生存权、获得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十分关注儿童问题,注重加强对儿童权利保护的立法。澳大利亚1975年家庭法、1995年家庭法改革法和1989年儿童抚养(评估)法均对儿童权益保护问题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以期保障儿童的权益。其有益的立法经验对完善我国婚姻法有关儿童权益保护的立法具有启示意义。     

家庭伦理背景下的亲属相盗立法原理刍议

应否将亲属相盗与普通盗窃区别对待并在立法层面上予以特别规定,涉及家庭伦理对刑罚的某种制约关系.亲属相盗入罪是法治化的要求,而将亲属相盗予以刑法上的特别规制,既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人性化的体现,又具有促进社会和谐、节约司法成本的社会价值.我国目前亟需对亲属相盗的各种立法成例区分鉴别、对诸多学说析分良莠,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求刑事立法的科学化.     

涉外婚姻家庭关系法律适用法的人本化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婚姻家庭一章的规定体现着人本主义的趋向。文章从对比我国涉外婚姻家庭关系法律适用立法变化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在涉外婚姻家庭关系法律适用立法上的人本化趋向。     

我国婚姻法中亟待完善的制度及其法理研究

本文围绕《婚姻法修正案（革案）》中未明确规定但实践中又亟待完善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认为婚姻法的修改应符合中国国情,并注重借鉴外国立法,力争制定出一部具有科学性、完整性和前瞻性的新型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