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收益表与传统收益表的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比较全面收益与传统收益的差异,揭示全面收益表与传统收益表的区别,探讨了在我国推行全面收益表的必要性。     

小议企业收益质量

本文通过对企业收益的分析 ,详尽介绍了企业收益和经济收益的区别、影响企业收益质量的因素及保证企业收益质量的对策     

浅谈治安防控的经济性

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出发，治安防控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防控者应该在对防控成本与防控（预期）收益进行比较后作出决策。防控模型对此的概括是：防控的预期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防控成本既包括防控的物质性成本，也包括防控的精神性成本。治安防控成本收益与犯罪成本收益间存在着相关性，对犯罪损失的预期和实际支付能力决定了防控者的防控意愿和实际投入能力。     

论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分离状态下的责任认定

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案件中,当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处于分离状态时,应当对传统责任主体认定依据进行合理反思,并应该引入控制力和收益这两个标准,对机动车与其所有人的分离状态进行类型化分析,从而得出由实际控制人承担主要责任,由所有人根据过错程度和收益承担连带责任或者补充责任,以实现机动车损害赔偿中的实质正义.     

成本收益理论：腐败与反腐败的机理

腐败者在进行腐败前大都要对自己的行为所可能带来的收益与可能带来的损失进行比较和衡量,即考虑通过腐败究竟能取得什么样的收益和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就是收益与成本的关系。对于每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来说,只有当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时,权力拥有者才会铤而走险并运用其手中的权力实施腐败行为;反腐败同样存在成本与效益的问题。腐败的成本收益和反腐败的成本收益,两者有所区别同时也相互依存,腐败者的收益往往包含于反腐败所能得到的收益中,而反腐败成本的提高往往为了提高腐败者的成本。因此想有效的控制或遏制腐败,就应当从提升腐败成本和降低腐败收益,甚至从减少反腐败成本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制度性建设。     

政府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作用、内涵及其规制效应评估

本文回顾了对成本收益分析的争议,对规制成本、规制收益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并就其中影响规制成本和收益构成的主要因素作了重点分析;随后,对影响净收益的基线的选择,折旧率大小的确定进行了阐述。本文还介绍了一般均衡分析和局部均衡分析在评估规制效应中的适用情况,并强调指出应高度关注规制动态性和激励性规制在规制效应分析中的作用。文章最后认为,应逐步引入成本—收益的规制分析理念,提高政府规制有效性;高度重视因成本收益不平衡分布引发的问题;积极采取措施,降低因规制引发的复杂性程度。     

论侦查成本、收益及其二重属性

犯罪侦查需要国家投入必要的经济成本和权力成本,侦查可以产生经济收益,也可以产社会收益。侦查成本与收益都具有经济性和社会性的二重属性。侦查经济成本与权力成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在传统社会里,国家对侦查经济成本供给不足时,只能通过增加权力成本的投入来满足侦查成本的总体需要。而现代社会里,国家在侦查经济成本的供给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因此对侦查权力成本的投入可以降低。侦查的经济收益可以通过量化分析,而侦查的社会收益只能进行定性分析。     

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视角下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争论的核心问题,但实际上二者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并有利于研究者观察现实国际政治中的利益纷争。气候变化作为一项全球议题,既能够为参与治理者带来生态和经济上的绝对收益,但也存在相对收益的分配难题。特别是当前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恰逢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国际格局转型时期,其中相对收益问题也被格外放大。由于两种收益的对立统一性,这种矛盾并没有导致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绝对收益的彻底丧失,而只是在多轮复杂博弈中缓慢地实现。     

以理财形式受贿司法认定疑难问题

司法机关应当在全面理解最新受贿罪司法解释的基础上作出受贿犯罪的定性判断与数额计算,不能直接排除国家工作人员实际出资获取收益未明显超过应得收益行为的受贿性质。通过对利润真实性质的考察与例外情况排除受贿故意,能够从正反双重层面准确把握“明显高于应得收益”的司法认定。不能将接受具有高度风险性的证券、期货等收益机会认定为受贿。     

论我国对洗钱罪的没收措施——以《联合国禁毒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禁毒公约》明确了通过对洗钱罪收益的没收以打击相关犯罪的宗旨。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应适当扩大洗钱收益的没收范围;制定洗钱收益没收的国内立法以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建立对没收的洗钱收益的资产分享制度等,以期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机制。     

腐败成本收益的经济学分析与反腐败的对策

腐败的泛滥程度取决于腐败的成本收益与反腐败的成本收益之间的博弈:有腐败可能性的人是否选择腐败取决于腐败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如果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则他们会采取腐败的行为,否则,则相反;腐败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取决于反腐败的力度,取决于反腐败的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如果反腐败收益大于反腐败成本,则政府会加大反腐败的力度,采取积极措施反腐败。     

通货膨胀对股市收益的非对称性影响———基于 PSTR 模型对成熟市场的经验研究

本文通过采用非线性面板PSTR模型,利用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德国五个成熟市场的月度数据,对通货膨胀对股票市场的非对称性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股市处于不同的状态下,通货膨胀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存在较大的非对称性。在股市收益高涨的时期,通货膨胀对股市收益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股市处于低收益或者负收益时期,通货膨胀对股市收益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非线性检验还发现利率变动也是导致通货膨胀对股市收益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宅基地增值收益分配的疑难问题与规则构造

进一步完善宅基地增值收益分配运行机制,是保障宅基地增值收益收取环节与利用环节的公平性兼顾效率性的关键。各试点地区围绕收益范围、收益主体、参与方式、收益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多元有益探索。但各地试点均呈现出适用范围与收益主体的不确定性、收益形式的混乱性、收费用途随意性等问题。宅基地增值应从收益分享主体的正当性、收益分配方式的多元化、收益分配管理的规范化等方面进行规则构造。宅基地增值收益分配应当以地租理论为依托,明确个人、集体、地方政府均存在参与增值收益分配的法理支撑;基于地域差异、产业差异等各地差异化特点,在宅基地分配方式立法上进行多元化表达;基于村民自治和农民基本权益保障的需要,结合具体规定,明确决议基础上的宅基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管理规则。     

创业资本与创业农民的创业收益

以创业资本理论为基础,构建创业农民的创业资本与其创业收益关系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和路径分析方法对CLDS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创业资本对农民创业收益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物质资本的影响最大;在影响机制分析中发现,三类创业资本在直接影响农民创业收益的同时也存在着中介效应,物质资本在人力资本和部分社会资本与创业收益之间、部分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与创业收益之间都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坚持完善物质资本支持机制,提升农民人力资本积累的基本战略,促进农民优质社会关系的建立,对于提高农民创业收益具有显著效果。     

略论公共政策实施中的收益与成本不均衡分布

公共政策的本质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集中反映 ,在公共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会形成政策客体收益与成本的不均衡分布 ,这种不均衡分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但这种不均衡具有恶化的自发倾向 ,结果会导致政府权威的丧失。因此 ,必须对公共政策中收益与成本不均衡的原因进行分析 ,并采取相应的对策。这对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的行政能力有重要的意义。     

“杜宝良现象”与执法成本

法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各种法律现象和研究各种法律问题的学说,在法经济学的学说体系中,成本和收益理论是当之无愧的精髓。本文阐述了“杜宝良现象”中的执法成本缺位问题,分析了其导致的后果,对在收益最大化前提下合理计算执法成本进行了粗浅的探讨。     

论我国征地制度改革中土地发展权的配置

我国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亮点在于打破了政府的征地垄断权,农民集体可依法享有土地发展收益。这一新政策为正在进行的《土地管理法》修改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给予农民集体的土地发展收益更加稳固确定的保护,在土地管理法的修改过程中,立法者有必要将土地发展收益上升为农民集体的土地发展权。同时有必要将农地转用审批制度与土地发展权制度结合,以实现保护农地与合理分配土地发展收益的双重目的。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司法实践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从构成要件该当性、保护法益侵害性、刑法介入正当性等方面进行层进式分析,应当认定居间介绍盗窃者与被害人买卖赃物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上游犯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合并进行诉讼,能够在全面把握共生犯罪的同时查明派生犯罪的前提性事实,准确认定犯罪,防止出现撼动刑事诉讼法无罪推定原则的情况。将犯罪所得或者犯罪所得收益达到50万元以上理解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情节严重”的数额标准,具有解释论上的合理性。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司法实践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从构成要件该当性、保护法益侵害性、刑法介入正当性等方面进行层进式分析,应当认定居间介绍盗窃者与被害人买卖赃物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上游犯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合并进行诉讼,能够在全面把握共生犯罪的同时查明派生犯罪的前提性事实,准确认定犯罪,防止出现撼动刑事诉讼法无罪推定原则的情况。将犯罪所得或者犯罪所得收益达到50万元以上理解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情节严重"的数额标准,具有解释论上的合理性。     

影响犯罪决策的心理因素探析

犯罪决策是潜在犯罪人在进行犯罪行为之前就犯罪成本和犯罪收益进行权衡进而做出是否实施犯罪行为的决策过程,这个过程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其内容较多,可分为影响犯罪成本和犯罪收益的心理因素。影响犯罪成本的心理因素主要有认知水平、负性情绪预测、动机和意志等心理过程,态度、信念和心理压力等心理状态,气质和能力等心理特性,过度自信心理偏差;影响犯罪收益的心理因素主要有需要、兴趣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