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权利”概念的法哲学思考

有必要对“动物权利”作认真思考。“权利”是被社会认可的“自由”,而自由是具有理性能的人特有的。不仅如此,自由还具有社会性,人的自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产生。因为自由有一个正当性问题,它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限制,权利就是被社会认可的自由,它要求自由的使用者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或义务。因此,权利只存在于社会中,只适用于具有道德责任感的人类。动物不具有理性思维能力,其行为不具有道德性,因而不能成为社会的主体,也就不享有社会主体所享有的权利。虽然每种动物都在自然界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因而有其存在的价值,应予以善待,但它们不可能享有与人一样的待遇或权利,否则,就否认了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也会打乱自然的秩序。所以,严格说来“动物权利”这一概念是不科学的,应慎重使用,否则会导致思想混乱。     

对动物权利的法学思考

本文介绍了动物权利提出的背景,阐述了动物应该在一定限度上享有权利,并指出我国应该顺应国际形势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早日出台一部完整、专门的《动物保护法》,切实有效地保障动物的权利。     

论动物的权利主体地位

从生命伦理、生态价值角度来看,动物在法律中应具有权利主体地位。动物成为权利主体不仅为国外立法实践所证明,在法理上也是可解释的。坚持动物的权利主体地位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动物权利不是单纯的立法问题,贯彻动物权利主体理念要符合国情,不能超越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和忽视人们的接受程度。     

“动物权利论”之辨析

在人的世界中动物的地位该如何界定历来有争议。动物权利论的诞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给传统的法学理论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本文拟从对动物权利论的简介出发来论证其缺陷,从而最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人的世界中动物无法享有权利主体资格。     

动物权利的法理思辨——兼论环境法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克服

法律主体是个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动的法理学问题。动物权利的提出与证立,具有法理学的诸多依据。自然权利、道德权利、诉讼权利都是动物权利存在的法理依据。环境法对动物权的保障代表着法律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克服与努力,具有深厚的人文意蕴与长久的建构功用。     

刑法如何关切动物的痛苦

"千丝万缕的联系把法律同痛苦聚焦在了一起"。边沁提出,最不道德的行为就是带来最大痛苦的行为。动物能够感受苦乐,因此在判断人的行为的对错时,必须把动物的苦乐也考虑进去。换言之,如果以一种导致痛苦、难受和死亡的方式来对待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关于设立“故意残害动物罪”的建议

通过刑法学界对故意残害动物行为定性之分析，本文提出，刑法应增设故意残害动物罪的条款，并对该罪的立法技术做出设定。     

康德法哲学视野下的“动物权利论”批判

当代动物权利运动的主将汤姆·雷根提出的动物权利论遮蔽了道德共同体成员的理性和道德义务这两个道德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忽视了理性、义务在构建道德共同体中的必要性,也不能在逻辑上全面地说明动物与人类之间以及动物之间的关系。康德主义的道德哲学则仅通过“实践理性”这一标准,即可合理说明人与动物在道德上的不同地位,也能更好地解释和指导人类利用和保护动物的实践。     

从“非人类中心主义”看动物权利的理论基础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兴起,标志着伦理道德价值的时代转向.在人类中心主义看来,人是自然其他存在物的目的,人类对自然其他存在物并不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这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看来是狭隘的,也是当代环境问题的根源.由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突破了人类中心论把"道德"理解成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道德关怀的范围扩展到人以外的物种,这就意味着将动物吸纳到"道德顾客"的范围之内.当代动物权利论的理论基础.正是源自于此.     

自然之思 托马斯·阿奎那与霍布斯演绎的自然法与动物权利保护

2009年我国颁布了《动物权利保护草案》，提出了我国的动物福利理念和具体措施，这部迟迟而来的动物权利保护草案中所遵从的立法精神、道德依存，早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年代就已经被认知并有了相关的论述。笔者拟从自然法的思想源流中探知动物福利保护的精神和意境，用自然法的福泽加被我们这来之不易的动物权利立法。     

关于《安全生产法》若干问题的思考

2002年《安全生产法》公布实施,是我国安全生产领域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填补了我国安全生产立法的空白,是安全生产法规体系建设的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安全生产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该法自实施以来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却并没有像人们刚开始预计的那样令行禁止,这固然涉及到诸多方面的原因,但笔者认为立法不明是限制该法运行的最重要问题。笔者试图通过《安全生产法》部分法律条文的探究,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从“活熊取胆”看动物权益保护的限度

日前在全社会热议的"活熊取胆"事件引发人们对动物权益保护极其限度的思考,目前取缔"活熊取胆"面临影响我国传统产业发展、法律资源不足等多方面的阻力,但是这些阻力并非不可逾越,从长期来看取缔活熊取胆是应当并且可行的;西方思想史对动物权利多有论证,本文对以汤姆雷根为代表的动物权利论进行批判,而将动物福利作为动物保护与人类权益之间的平衡点,并对我国的动物福利立法建设提出建议。     

惹不起的“三有动物”

所谓“三有动物”,是指被列入国家林业局颁布的《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动物,共计1700种,我们平时比较常见的白鹭、八哥、喜鹊、青蛙、野猪、松鼠、麻雀、野鸡、野兔、蟾蜍、黄鼠狼、刺猬、壁虎和各种蛇类等均属“三有动物”的范畴。     

保护野生动物当禁“舌尖上的时尚”

广州不少餐馆当街摆卖野生动物,不少是国家保护动物。"野味"是公款吃喝餐桌上的常客。"吃野味"成了粤人摆阔的方式。少数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的默许甚至保护,助长了此类消费。(2月9日《人民日报》)近年来,虽然专家、学者和志愿者不遗余力地呼吁禁止滥食野生动物,保护人     

破坏生产经营罪“其他方法”的解释论展开

近年来,破坏生产经营罪被适用之频率愈来愈高且呈现出口袋罪的倾向。在网络发达、商业繁荣的今天,学者们多认为破坏生产经营罪的罪状已经不能满足于现实生活,因此以可罚之必要性为内核的实质解释论者将本罪的“其他方法”进行过度扩张,这使得本罪几乎可以包含一切对经济利益造成损害的行为。为了遏制其口袋罪之倾向,从具体案件出发,对司法适用现状进行考察,综述了形式解释立场和实质解释立场在解释“其他方法”时的各自观点,反思其利弊,并坚持形式解释之立场。最终提出应当在适用同类解释规则解释“其他方法”时对列举项的类型进行提炼,坚持先列举项后概括项、先形式后实质的解释思路,从而合理认定本罪的“其他方法”。     

由“分”向“和”:当代人与动物互动关系模式的转型——兼议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的反思

立基于对动物主体性、权利和内在价值的思考,现代人与动物互动关系的模式主要分为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然而,它们在论证各自立场时都在强调人和动物绝然的对立和分离,致使现有的讨论都是在原子论意义上的,缺乏生态意义上的整体论视角。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反思,加之对两种立场争议焦点的分析,从分立走向和合,建构人与动物的主体间性,承认动物的内在价值与权利是新时代建构人与动物互动模式的应然选择。在新模式的具体建构中,要以人的理性反思为基本前提、以和合主义为价值取向、以天人合一为终极目标、以动物拟法律主体地位的提倡为实践路径,以促使人与动物关系的融洽、和谐,最终实现人与动物的共生、共存、共荣。     

从“死囚情侣要结婚”谈起——兼议死刑犯的权利保护

作为公民,当"权利"一再以美好的方式进入立法视野时,我们感知到的是受宠若惊般的身份皈依;然而对死刑犯而言,权利似乎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国家立法的模糊、普通民众的误读以及自身权利主张的胆怯,共同"营造"了人类权利大厦中一个较为阴暗的角落。     

关于中国现行税收立法的若干思考——以“营改增”为切入点

自2011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颁布实行以来,营改增不断扩围,关于营改增的评论或质疑也随之而来。本文从营改增的税制改革入手,浅析关于营改增折射出的税收立法问题,建议严格执行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将深化税制改革的步伐纳入法治的轨道,实现财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