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政治委员制的历史考察

“中国人解放军在团以上部队和相当于团以上单位设立政治委员。同时在营和相当于营的单位设立政治教导员，在连和相当于连的基层单位设立政治指导员一政治教导员和政治指导员是政治委员在营、连层面的延伸，这些制度统称为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委员制和党委制、政治机关制一同构成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根本组织制度，它为实现“党指挥枪”的原则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全面回顾我军政治委员制的历史发展进程，对于深刻认识其在军队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忠实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治指导员岗位的设立与发展

政治委员（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制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制度之一．是确保我军听党指挥和完成各项任务的基本保证。政治指导员．是我军最基层的政治主官和政治工作终端执行者。考察政治指导员发展历程，分析其所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分析当前政治指导员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并探索解决措施．将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政治指导员队伍建设，推动基层政治工作的新发展。     

一次难忘的股市教育

1987年12月11日，《解放军报》在二版头条位置，大篇幅刊登了题为《面对爆炸性新闻的辐射——上海警备区通信站三中队股票市场访问记》的报道，当时我是这个中队的政治指导员，有幸与军区宣传部、警备区宣传处的同志共同策划并组织了这次有关股市的教育活动。     

雷锋成长、入党、牺牲的前前后后——原雷锋所在连指导员高士祥老人的回忆

高士祥,1928年生于辽宁省复县(今瓦房店市),1947年1月参军,1950年3月入党。1960年4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高级工程兵学校政治营毕业后,来到雷锋所在连队,任政治指导员。在部队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发现、培养雷锋的过程中,作了大量细致的具体工作。日前,笔者专程赴高士祥家中采访。老人向记者讲述了当     

我军历史上政治指导员地位作用的演变及启示

政治指导员是我军最基层的政工干部，在我军的发展历壁上．对政治指导员地位、作用、工作方式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至深、逐步发展的过程。     

融入社会 凝聚社会 引领社会——党的领导社会化在基层的实践与思考

融入社会是党的领导社会化的基础 目前，我们潍坊社区中的群众性文化体育团队已有30余种，217支队伍，成员11700名，其中党员578人。社区党工委通过发动党员融入团队，担当团队政治指导员的办法，强化群众性团队的自治管理，使群众文体团队有效地起到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团队中的政治指导员或是由该团队中的党员毛遂自荐，自发融入；或是街道文化站主管提名，介绍融入。或是团队中尚缺党员身份的队员，由街道文化站或居民区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提议，指派其他团队的政治指导员兼任，     

我的情报工作生涯

1942年深秋，日寇对苏北大扫荡前夕，我在新四军三师供给部锄奸特派员的工作岗位上忽然接到调令，要我去供给部所属羊案合作社（商店及纺织工厂）担任副主任兼警卫部队的政治指导员。师政治部敌工科王央公科长告诉找，这一工作变化是身份的社会化，是为了适应日寇对苏北大扫荡的备战需要。我即改着便装，以一个商业工作者的身份往返于羊寨、东沟、益林镇之间，以经商为掩护从事情报工作。广交“朋友”，搜集怕报1943年3月，日寇对苏北大扫荡，并很快占领了东沟、益林等重要城镇。师政治部通知我立即移交工作，找盐阜地委敌工部长高原和副部…     

两“上”人代会,闲话二三事

1998年3月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基层政治指导员,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任期五年内五次上北京出席了全国人大会议,其间参政议政,见证了祖国发展的大事要事。去年转业到省人大机关后,我作为湖北省代表团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又上北京参加了第十一届全     

警卫南岳军事会议

1944年宪兵十八团驻湖南。我由军二分校区队长职调该团三营任中尉排长。全团兵力部署为：第一营驻长沙担任宪兵勤务，第二营在岳麓山整训老兵，第三营两个连在衡阳任宪兵队工作。那时日寇的铁蹄已踏入岳阳与我军长期对峙于新墙河。长沙属九战区，是紧靠前线的后方，     

秘密入党

我 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 15岁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只好辍 学，走向社会，学徒为生。 1937年 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是年 12月 ，日寇的铁蹄踏进了烟台市。为了抗日，我响应中共胶东特委的号召，于 1938年 1月，在 蓬莱县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起义。后来，起义部队编入八路军山东总队第五支队， 组织上让我到六十三团二营四连一排任排长。 一 　　1938年 10月，在部队行军的一个晚上，六十三团二营教导员雨晴和团政治处主任倪 弄畔约我到一间小屋子里谈话。那个时候，党组织在部队中还是秘密的。他俩悄声、严…     

适应新形势要求加强基层政治指导员队伍后备力量培养

取消基层连队副政治指导员岗位．这是基层政治干部队伍全面建设和科学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然而，就其对基层单位建设实践来看．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一是基层连队政治干部队伍力量弱化。部队反映．基层连队不同程度存在干部缺编、岗位空缺、干部队伍薄弱等现象。副政治指导员取消后．力量更加显得单薄。二是基层政治工作由政治指导员“单打一”去抓落实．有时遇上休假、生病、出差等各种情况．就难免出现“无人抓无人管”现象。     

常德会战中的英雄营长杨维钧

1943年11月18日，常德城的保卫战在距常德东门约八十华里的涂家湖打响了。由于日军不断增援疯狂猛攻，我守军第三营在三天之内阵地尽毁，人员伤亡过半。团长柴意新立即将第三营调回城内暂时休整，急调原防守城东北一线的第一营接防石公庙、新民桥、皇木关、叶家岗、岩包一线，一营遂设营指挥所和核心工事于岩包阵地，扼守常德城东大门。     

抗日参军回忆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发动全面进攻，到处烧杀奸淫，战火烧到我的家乡，城内一片混乱。青年们不愿做亡国奴，各找抗日救国出路。当时各地纷纷拉起部队，组成抗日救国团。有个救国团曾找我参加（我在冯玉祥部干过），我认为他们不能救国，遂于1938年1月29日赴洛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射炮营参军（我表兄在高射炮营任连长）。第二天早晨8点到达，10点钟洛阳防空指挥部发出空袭警报，全营进入阵地，我亦随同前往。     

稷山县攻城记

1940年，我参加了山西省稷山县的攻城战。当时我在一0九师六四九团（团长吴廷震）三营七连一排任中尉排长。稷山县是日军后方给养的必经之路。战前，团长召集排长开会，研究布置破城方案和任务。爆破城墙口的任务由工兵营黄副官负责；考虑我参加过淞沪战役，     

烽火抗战

每当回想起八年抗战中我参加过的那些重大战役，心情就难以平静。那些牺牲的战友常浮现在我的眼前。1933年初在郑州集训后，我分到了黄杰的第二师八团（团长刘启熊）二营（营长林杰森）六连。     

亲历“八·一三”淞沪抗战

我在1936年夏毕业于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随即分配至八十八师二六四旅五二八团第三营八连，以见习官身份代理排长，先后驻防在江阴、常熟、无锡一带。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在上海挑起“虹桥机场事件”。8月10日，我营奉命到无锡火车站集中。11日上午，全营登车向东进发，下午到达南翔，下车后即徒步行军至一村庄宿营。12日，全连做各种战斗准备，士兵们仍是嘻笑颜开，说说闹闹，一如平日野外演习那样，对即将来临的惨烈战斗好像满不在乎似的，这是因为大家都有为国捐躯的思想准备从而泰然处之了。多数人互相交换通信处，以便在牺牲后，代向家里通信。我在接到许多通信处纸条的同时，也把我的通信地址写给他们。     

读者来信

我是《黄埔》杂志的长期读者，也是1942年3—5月间国军远征缅甸援英抗日战役的参加者。今年已92岁，当时我任第五军炮兵团一营三连代连长。     

亲历湘西会战、桂柳反攻战役和上海受降

1945年4月14日，我在成都本校十九期毕业后，被分配到陆军第九十四军（军长牟庭芳，部队正在湖南芷江前线作战）。报到后，分配到军辖一二一师三六三团一营三连任少尉排长（一二一师师长韩迪，三六三团团长饶启尧，一营营长艾时纯，三连连长徐昌）。     

感谢妇联

感谢妇联陶青秀是妇联教会了我做人。１９８５年，当我从邯郸地区农业学校毕业时，一心想成为科技人员，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奉献给父老乡亲们，没想到组织却安排我到临漳县委莱营乡任乡妇联主任、尽管我没有拒绝，但内心却有几分的不情愿，调回农业技术部门工作的念头始终萦...     

积极开展“营帮连”活动不断提升连队全面建没水平

浙江省军区某海防营，积极探索开展“营帮连”活动，较好地促进了全面建设创新发展。2006年6月，该营被南京军区授予“东海前哨模范营”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