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之管见

新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对比新旧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笔者认为新刑法在内容方面作了适度地扩大，进一步完善了受贿罪的概念，对打击犯罪，惩治腐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将起到更大的作用。不过，新刑法实施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对“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构成犯罪的重要条件理解不同，操作不一，直接影响了办理受贿案件的质量和严格执法的大问题。所以，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应当怎样正确地理解“为他人谋取利益”…     

试论受贿罪的立法新动向——刑法修正案(七)有关条款的解读

刑法修正案(七)对于受贿罪进行了较为明显的增补,在刑法第388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388条之一:"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     

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受贿罪刍议

修订后的刑法第163条规定“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并规定了相应的刑事责任。其内容是由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并公布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9条“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数额较大”的行为构成商业受贿罪的规定修改而来。从而使得公司工作人员的受贿犯罪这一新罪种在内涵外延上更趋明确和完善。笔者拟就这一罪种谈谈个人一些粗浅的…     

斡旋受贿若干争议问题刍议

我国刑法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该行为理论上一般概括为斡旋受贿或者间接受贿。对于斡旋受贿行为在刑法中的归属及其构成,理论上存在诸多争议。本文立足于与日本刑法相关内容的比较对斡旋受贿是否应独立成立一个罪名进行分析,并对斡旋受贿中受贿人与被斡旋人之间的关系及不正当利益的含义予以了界定。     

受贿罪客观方面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受贿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他人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受贿罪在司法实践认定中的疑难问题主要表现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益、贿赂等客观方面的理解和认定上。     

浅谈目前的贿赂犯罪及对策

我国刑法中的贿赂罪,并非一个独立的罪名,而是紧密联系互相依存的多种犯罪的概括罪名,是受贿罪、行贿罪、介绍贿赂罪三种罪名的总罪名。根据我国刑事法律的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者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影响力”之界定

《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其立法目的在于使我国贪污贿赂类犯罪的刑事法网更加严密，加大对腐败犯罪的刑法惩治力度，这体现了我国严惩腐败的一贯态度。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本罪的受托人并非利用自身职务范围内的权力，而是利用其影响力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易言之，本罪在实施过程中包含着一个贿赂和影响力的逆向流转过程。具体表现为：（1）贿赂的流转过程，受托人（国家工作人员或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关系密切的人或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本身）收受或者索取请托人给予的贿赂，以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2）影响力的利用过程，受托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基于与国家工作人员或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密切关系），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可见，本罪的犯罪主体自身缺乏直接的职权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他们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的贿赂，为其谋取利益，需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基于与国家工作人员人员或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密切关系）作用于公权力，通过其他公职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来完成。     

论斡旋受贿罪若干有争议问题

新刑法典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如何正确理解和掌握这一法律规定，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均存在分歧，本文试就争议较大的四个问题略陈己见。一关于该法条的罪名问题新刑法典没有实现罪名的“明示化”，对罪名问题仍然采用“暗含推理式”的立法方式。因此如何确定第388条的罪名成为大家关注的首要问题。这一问题包含以下内容：（1）该条是否存在独立罪名；（2）如果是独立罪名，…     

斡旋受贿罪独立性探析

斡旋受贿罪在我国《刑法》应当设为独立的罪名,并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斡旋相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自己索取或收受或约定贿赂,数额较大或具有其它相关情节的,按斡旋受贿罪处理。     

“特定关系人”构成受贿共犯的界定问题探讨

“特定关系人”虽然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但却可以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共同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的客观方面表现形式是：由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约定,前者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后者索取或者收受财物。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事后通谋”也应认定为受贿共犯的故意内容。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问题研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的罪名,其主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和其他关系密切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其近亲属及其他关系密切人,不限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在性质上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自己与现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关系和其他密切关系作为交易的筹码,通过现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行为人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请托人的行为不构成行贿犯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不同于受贿罪,也不同于斡旋受贿行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如果离职前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离职后收受财物的,应构成受贿罪。由于《刑法修正案(七)》首次将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规定为犯罪,所以,对其生效以前实施的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无溯及力,不得以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观方面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的犯罪,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有本质区别,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影响力交易罪存在处罚范围上的差异。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包括利用影响力、通过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财物和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几个构成要素,除了索取或者收受财物这一要素外,其他的要素自有其特殊性。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谋利要件的司法认定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该犯罪构成客观要件要素；在“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上，只要受贿人收受了请托人财物，受影响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已经实施了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不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均可构成该罪；该罪中的“不正当利益”包括其本身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也包括除行贿手段之外在其他程序上违法而取得的利益。     

对现行《刑法》中受贿罪的法律思考

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过于简略。通过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行为、贿赂范围、为他人谋取利益、犯罪主体、回扣和手续费的分析 ,建议通过立法 :1.将索贿罪与受贿罪分离 ,规定不同的量刑幅度 ;2 .将索贿罪改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 ,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或物质性利益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3.将斡旋受贿罪独立 ;4 .另设职前受贿罪与职后受贿罪。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把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须同时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才构成受贿罪。当行贿方和受贿方存在上下级关系时,“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把握存在特殊性:利益指向具有概括性;利益实现具有“正当性”;承诺方式具有默示性。双方之间的行为并非民法上的赠与,而是贿赂。     

影响力交易罪之探讨

《刑法修正案（七）》规定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交易行为。该条是采用“刑法第388条之一”的方式进行补充的，且具有独立的罪状和法定刑，因此，是一个新增罪名，即影响力交易罪。影响力交易罪的主体有待立法解释，离职国家工作人员成为影响力交易罪的主体也应有所限制，同时社会上还存在一些交易行为需要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     

"单纯受贿行为"犯罪化辨析

单纯受贿行为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不以利用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要件的受贿行为.从法理上说,单纯受贿行为侵犯了受贿罪的法益,但我国现行刑法对单纯受贿行为的性质并无明确规定.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试图规制单纯受贿行为而对现有刑法条文的解释不免牵强.在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单纯受贿罪"实有必要.     

谈受贿罪的主体和客观方面

受贿罪的认定,在其犯罪客体和犯罪的主观方面一般不会产生争议,但随着我国法律的修改,对受贿罪的主体和客观方面,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较大的争论。根据刑法规定,受贿罪的主体有四种类型,主体行为的本质特征是具有公务性,在实践中应注意受贿罪的几个特殊主体;受贿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便利,索贿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受贿的基本形式是收受贿赂和索取贿赂,实践中应注意斡旋受贿的行为。     

试论对斡旋受贿罪的正确理解

通说认为,《刑法》第388条规定的斡旋受贿罪,行为人必须是利用其职权或地位形成的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制约关系,这是对该法条的误解。如果存在这种制约关系,就不是斡旋受贿罪而是普通受贿罪了。所以,不应以“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限制。斡旋受贿罪仅限于行为人利用本人的身份便利,即只要是位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立场实施斡旋行为即可。     

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收受型受贿罪的成立必须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要同时具备利用职务之便和为他人谋取利益两要素。然而对“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中的定位,向来引起学界和实务部门颇多争议,也困惑着司法实践,对这一问题的合理设置不但与法条的可操作性关系密切,而且与法律能否抗制复杂多变且愈演愈烈的受贿犯罪直接相关。本文结合司法实务着重从受贿犯罪的本质上,对当前理论中的各种观点进行深入的反思,并结合实例提出笔者自己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