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跳出“文化大革命”来研究“文化大革命”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李先念在“文化大革命”中

李先念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十年的非常岁月.他个人在运动中几次险些被打倒,可是他仍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为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在关键时刻,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杨超在“文化大革命”中

造反派骂他是“政治扒手”，康生斥责他“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诬他为“右派黑格尔”……在那样的政治压力下，他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不惊慌失措，冷静、乐观地对待一切，充分显示出一个哲学家型的领导干部的风范。     

空军政委余立金在“文化大革命”中

余立金,1912年出生,湖北大冶人,1927年参加红军.历任营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军区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副政治委员、空军政治委员、民航总局第一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赤胆忠心,出生入死,临危不惧,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阴谋制造了"杨余傅事件",使他遭受了残酷迫害.     

杨勇在“文化大革命”中

毛泽东的麾下,名将如林,其中,上将杨勇、杨成武、杨得志,被毛泽东风趣地称为“三杨(羊)开泰”。杨勇原名杨世俊,1913年9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文南乡文家市的一个中农家庭。1930年5月,他在平江参加红军并入党,改名杨勇。他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艰苦时期的     

北京高校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试图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号召学生从自己的校园开始,然后在党政系统中逐级追查,以清除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倾向.在这场运动中,北京高校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也付出过惨痛的代价.     

姚依林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的遭遇

从1984年4月到1986年3月间．姚依林的堂妹姚锦曾与姚依林有过多次长谈。经姚依林同意．在姚依林逝世后的1998年．出版了单行本《姚依林百夕谈》。在这本书里．较详细地记载了姚依林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遭遇。     

“文化大革命”中的“五七”干校

对“五七”干校，年龄稍大一点的人都不陌生。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改造”干部的场所。那么，“五七”干校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结束的呢？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些特点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高校造反派中的“天派”、“地派”并没有各自的统一组织;它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天派”、“地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工具,它们都争做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天派”、“地派”之间始终保持了力量的基本平衡;“天派”、“地派”两大阵营始终存在着不确定性。     

毛泽东本想三年结束“文化大革命”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     

从方法论的角度谈“文化大革命”史研究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盘否定的原因分析及启示借鉴

1966年,正当我国胜利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克服了国民经济中严重的困难,开始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得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在建设中受到严重阻碍.     

“文化大革命”初期群众组织取向的个案评析

如何分析和评价“文化大革命”中,众多群众组织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时所具有的心理反应和思维定势,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群众组织及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基于对“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大学两个十分著名而典型的群众组织的分析,力图从群众组织的六种主要取向来为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问题提供一个具体的着眼点。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陈再道

对于陈再道将军而言,"文化大革命"不啻于一场梦魇."文化大革命"初期,在1967年盛夏的武汉"七二○事件"中,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被诬蔑为"策划‘七二○事件’的罪魁祸首",受到了不白之冤和非人待遇,直到1972年恢复工作为止.     

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

国内外学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知,是随着研究理念的不断创新和各种史料的不断涌现而逐步深入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批西方学者借鉴了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将文化大革命研究的重点从精英政治转向群众运动。由于这种研究受主观预设、抽样方法和样本容量等因素的限制,他们提出的社会冲突理论存在着明显的偏误。本文基于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证研究,深入地探讨了当地群众运动的起源、群众派性认同的形成以及群众派性斗争持续存在的动力等问题,对社会冲突理论的一些结论提出批评和质疑,并试图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本身作出新的整体性反思。     

“有功的人”——王稼祥

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稼祥(1906-1974),是中共建党以来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多次在党和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坚决支持毛泽东,使革命转危为安,走向坦途.因此,党和毛泽东对他进行高度评价,尤其是毛泽东的评价一直是肯定的.在中共"七大"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三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就是专门讲王稼祥的贡献的,并实事求是地对他的功过作了全面的、客观的和公正的评价.毛泽东除在"七大"上积极推荐王稼祥进入中央委员会,建国后还推举他担任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以及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王稼祥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当毛泽东读完王稼祥给他的一封信之后,十分动情而恳切地说:"这样的老同志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说他功大于过,是有功的人等等,再一次肯定和赞誉王稼祥的功劳.直到党的"十大"时,毛泽东还排除"四人帮"之流的干扰,继续推荐王稼祥为中央委员.     

论“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中,指导思想的失误和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野心家的有意利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入迷途。同时,以老一辈革命家和先进群众为主的正义力量,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艰难的抗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道。这一时期尽管出现1972年前后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和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的两次历史机遇,但未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上正轨。通过"二月抗争"、粉碎林彪集团、"四五天安门事件"、粉碎江青集团等正面交锋,正义力量最终取得了胜利,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曙光。     

毛泽东的新“阶级斗争”论断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特点

毛泽东５０年代后期至６０年代“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范围扩大和循环,而是有着明显的内涵变化,经历了重提、扩大、重新确定打击重点的过程,从１９６４年起开始形成一种新的“阶级斗争”论断,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重要原因和主要依据,并构成了“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中外历史上任何政治运动的特点。     

应当鼓励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文化大革命”时期道德代价的当代反思

"文化大革命"崇高的道德理想演变成空前的道德灾难,需要深刻反思以就鉴于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极端的道德人格追求与扭曲的道德理想主义情怀,持续革命的指导思想与道德建设革命化的武断粗暴,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与阶级道德压倒一切的伦理失序,否定传统道德文化与否定现代道德价值理念的道德虚无主义,狂热的非理性偶像崇拜与道德榜样塑造的"雷大雨小",是造成"文化大革命"时期道德付出惨重代价的根源,也是当代中国道德建设需要吸取的教训并尽可能避免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