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公民社会视域下国家外交的合法性解读——以“维基解密”事件为切入点

"维基解密"事件的发生以及各国政府对其对策与反应,引发了学界对国家外交的合法性和国际公民行为的法理思考。在此事件中,国家外交行为的合法性审视被边缘化,而"失去祖国的"的个人的"泄密"行为事实上被规制和惩罚。美国外交行为和阿桑奇解密行为的实证分析微观地论证了国际公民行动者挑战国家外交特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与此同时,宏观的自然法意义下的理论剖析说明,国际公民社会的兴起使国际法的法理基础从大国政治向公民政治或宪政之法理转向,同时也推动了国家外交的合法性沿着国际法双重性法理的维度转向。     

政府客观绩效、透明度与公民满意度

对广东省治安、环保和就业的客观绩效数据和公民满意度数据的研究发现,公民满意度与客观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不过,该关系不但因政策领域而异,也会受到公民对政府透明度的主观感受和个人因素(如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总体来说,政府透明度对客观绩效与公民满意度的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然而,当政府透明度高但信息不为公众所信任时,透明度则会产生逆向调节作用。     

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下公众的政府满意度:概念、测量及影响因素

公众的政府满意度是公众基于主观感知对政府所持的心理认可状态。它作为"公民-政府"反馈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为公共管理学区别于传统公共管理学的独特部分。论文基于"政府行为-公民体验"双轮模型中公共服务体验的影响因素框架,在简要回顾政府满意度的定义和测量的基础上,从政府、公民、政府-公民互动三个层面,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详细介绍。未来研究应该正确选择测量方法,引入内隐的测量范式,并重点关注政府可着力改善的影响因素,将心理学中态度改变的方法应用于提升政府满意度的公共管理实践。     

从政法传统看中国的地方变通——以宅基地流转试验为切入点

宅基地制度的关键在于政府垄断一级土地市场收取"暗税",在不挑战这一实质立法目的的情况下,地方的变通行为是可以被容忍的。维持这种垄断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与基层政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并不相符,基层政府因此有制度改进的动力。在政法传统中,法律主要并不是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而是国家自上而下贯彻其理念与治理技术的工具,因而法律在实施过程中又不得不对现实做出妥协与变通。"政法传统"中存在着另一种脉络,对中央而言,鼓励地方探索新模式、甚至突破中央立法是主动应对社会变迁的一种治理方式,在功能上能够替代法治传统中的立法博弈,取代立法过程中民众的自主性参与。这正是政法治理传统在"分散烧锅炉"式的中央地方分权模式下的本能反应。     

政府监管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演化博弈研究

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政府监管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过程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互动行为,进一步探讨政府与企业的决策演化博弈过程。首先,建立政府监管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过程中政府和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然后,分析政府监管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演化博弈规律,找出影响演化博弈结果的各种因素;最后,运用数值仿真探讨不同初始状态下的演化博弈过程。研究发现,政府监管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演化博弈系统既可以向理想状态演化,也可以向不理想状态演化,并通过调节参数和改变初始条件可以跳出不理想状态。针对这些研究成果,提出了提高政府监管效率和监管水平、完善相关法律机制、加强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支持、降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及建立科学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等对策建议,这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决策支持,引导政府和企业向着理想的方向演化。     

论管制征收的认定标准——以德国、美国学说及判例为中心

国家某项措施对公民财产权构成的限制,究竟属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还是管制征收,甚为重要,因为这关乎国家是否需要为此提供某种补偿。通过对德国和美国相关学说与司法判例的考察,二者的区分标准主要分为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形式标准以平等原则为基础,强调是否存在"特别牺牲";实质标准在形式标准的基础之上,区分管制措施对财产权限制的不同程度。一般而言,在相对人构成特别牺牲的条件下,唯有政府侵占相对人财产或者导致相对人财产价值完全丧失才会被法院判定为管制征收。     

地方政府兑现招商政策问题的动态博弈分析

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成功后常常不兑现事先定好的招商优惠政策。研究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这些博弈是一次性博弈,企业一旦投资后,对于政府的失信行为无法进行有效的惩罚,而政府则很有积极性违背约定。本文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在于在这一博弈模型中引入第三方,即信用公司。将地方政府与某一个投资者的博弈变为地方政府与多个投资者的重复博弈,增加地方政府违约的代价,以减少地方政府失信行为。     

行为模仿：地方政府行为的一个分析框架——基于多案例的研究

随着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增强,其行为模式的差异性却越来越小。为了解释这一现象,论文从"中央政府权力"和"地方政府态度"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了"行为模仿"这一新的地方政府行为分析框架,并推演出地方政府行为模仿的四种模式,即"学习型""借力型""表态型"和"从众型"。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四则案例进行深描阐释不同类型模仿的内在意蕴,揭示行为模仿背后所传达的地方治理逻辑和机理,主要包括:制度压力下地方政府的风险规避行为;锦标赛内核转变建构新的府际竞争领域;治理情境同质性与异质性的交叠效应形塑行为模仿的多重模式。据此,总结出地方政府行为模仿的影响:恰当的行为模仿有助于地方政府快速吸纳他地的成功经验,但行为模仿并不一定指向创新,反而可能是"创新乏力"的体现,同时会造成"锁定效益"并导致治理场域中的"合成谬误"。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目的、比较优势与立法需求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从性质上看属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其功能主要是解决生态环境损害领域中的"政府买单"问题,贯彻损害担责原则。在出现突发环境事件等严重生态环境损害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基于职责需要立即介入调查,利用政府财政资金开展治理与修复活动,但缺乏向污染企业追偿的明确义务和有效途径,导致公共利益受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将地方政府明确规定为重大生态环境损害索赔主体,能够发挥政府在诉讼能力、经费和效率等方面的优势。司法实践中需要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分工与起诉顺位。为规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法律适用,未来需要制定专门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法》,以确立相关实体和程序规则。     

突发性责任事故的信息搜集与披露——基于央地信息沟通的视角

当突发性责任事故发生时,为避免被追究在事件中应负的责任,地方政府经常向中央隐瞒信息。一般认为,加强对隐瞒情况的调查并施以较大力度的惩罚,能减少地方政府的隐瞒行为,使其向中央汇报更多信息。但如果将地方政府需花费成本搜集事故信息这一情况考虑进来时,惩罚隐瞒又会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呢?论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地方政府的信息搜集策略和搜集到信息后的披露策略。研究发现:在一个较大的惩罚力度下,尽管地方政府隐瞒信息的行为较少,但它搜集信息的努力程度明显降低,从而导致获得的信息量减少,最终汇报给中央的信息反而更少。因此,在制定对隐瞒行为的惩罚力度时,决策者应考虑惩罚对信息搜集的负面激励。     

民主、民意与民生

"哪里有高度的民主,哪里就有充分的合作."这是英国宪政学者詹宁斯的话.厦门PX事件有望成为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因为这里有对民意的尊重、对民主的尊敬、对民生的尊崇.地方政府与老百姓,从博弈,到妥协,到充分合作,走过了一条民主较量之路;如果厦门PX项目最终真的迁建漳州古雷半岛,那么,这就是政府与公民的"双赢".     

分权、政府间竞争与经济发展——概念、逻辑及其批评

在过去的30多年,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存在通过中央分权地方政府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潮流。对相关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变得日益重要,其内容包括梳理分权的概念与类型,探究分权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及其思想根源,以及评析分权研究中可能存在的方法论问题。研究发现,尽管分权改革得到了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组织与许多学者的支持,但目前对于分权能否真正通过引入地方竞争机制来保护市场并推动经济的长久发展并无定论。包括"市场保护型联邦制"在内的诸多分权理论普遍存在对市场建设的制度环境进行过度假设的问题,如此分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被或多或少地扭曲了。     

公民自愿主义、大众传媒与公共环保行为——基于中国CGSS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什么有些公众不参与而有些公众参与公共环保活动?论文从公民自愿主义、大众传媒视角,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数据,分析了客观资源条件、主观心理愿意、社会网络动员、大众传媒等因素对公共环保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民自愿主义、大众传媒对公共环保行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客观资源条件中的受教育年限,主观心理愿意中的环境关心、环保责任感,社会网络动员中的就业状况、政治身份、社会互动显著正向影响公共环保行为。相反,语言表达能力、环境污染关注显著负向影响公共环保行为。大众传媒需区分为电视传媒和非电视传媒,电视传媒显著负向影响公共环保行为,非电视传媒显著正向影响公共环保行为。上述研究发现有利于拓展公众环保行为理论,为政府提升公众公共环保行为提供政策参考。     

知情权及其保障——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例

知情权具有宪法基本权利的位阶。在我国,宪法没有直接规定知情权,但它却被确认于地方政府规章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通过宪法解释方法将知情权列入宪法基本权利的条件已经成熟。《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作为保障公民知情权的行政法规,需要处理好处于其上位的《保守国家秘密法》、《档案法》以及处于其下位的"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之间的关系,协调与"卷宗阅览权"、"隐私权"保护之间关系。由政府信息公开引发行政争议构成了一种新类型的行政诉讼,它需要我们在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中作出积极的回应,方可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论我国地方治理的理论逻辑

地方治理是以政府为主体、多种社会力量以及公民共同参与的,以更好为公民服务为目的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通过法学视角对地方治理的意蕴进行解读,地方治理的过程实际就是地方政府权力的分化与重组过程,更多表现为一种政府对权力的"放手",由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完成为公民服务的任务。     

法律不能对道德“拔苗助长”

魏文彪为“老弱病残孕”让座应该是基于乘客自身的一种道德意识自觉，如果乘客是因为害怕被罚款而让座，显然并不能起到激发市民从内心深处的道德情感之功效。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保障公民利益，当然需要设置必要的行政强制，但是行政强制只能在政府不对公民某种行为实施强制便可能损害其他公民权益前提下设置，可是乘客不让座尽管难以使“老弱病残孕”乘客得到照顾，但并未损及这部分人群的法定权益，因而不属于需要进行行政强制的行为之列。对不让座这样不需要进行行政强制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实际就是任意扩大行政强制范围。公民道德意识当然应当不断得到提高，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公民道德水准也确实在不断提高，     

地方治理理论的启示

地方治理理论作为研究公共事务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是新兴的治理理论基本理念在地方政府层面的具体化。地方治理理论对于地方政府治理和改革实践,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启示:地方政府应当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公共利益的保障者和公民参与的推动者;应当构建积极的公民资格,培育强烈的公民精神;应当逐步建立和完善公民参与网络,为地方治理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价值协同:一个新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价值冲突成因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政府绩效评价作为提升行政效率、实现地方发展的管理工具在众多地方政府中得以推行。但在目前各地"高绩效"成绩单下,却存在着愈演愈烈的价值冲突倾向。为了探究其原因,论文通过对四川省资中县政府绩效评价的案例研究,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价值协同理论。研究发现,宏观政策与地方现状的偏差构成了价值协同形成的宏观环境,多样化的评价对象和有限的地方财力则形成了价值协同发生的微观现实基础,通过统一性与多样化的矛盾、强化对上级政府的依赖性、弱化对上级政府的博弈能力和缺乏针对性的绩效评价体系共同搭建起来的桥梁,控制价值与回应性价值间发生了协同作用,从而导致了价值目标置换和价值冲突。本研究结果不仅拓展了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价值冲突成因的研究视角,而且在实践层面有望为发展出新的价值冲突管理策略提供机会窗口。     

论公民参与对行政裁量权的控制

传送带理论认为,立法机关能有效控制行政机关的管理行为,然而行政裁量权的扩张使这一理论陷入困境。立法控制、司法控制及程序控制是制约行政裁量权的传统模式,但这三大模式都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随着时代的发展,公民参与政府公共事务的治理成为当代民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并且公民参与可以成为制约与控制行政裁量权的有效路径。公民参与作为控制行政裁量权的新模式,它来源于传统的程序控权,但相比传统的程序控权,又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人们应将其置于宪政框架下来理解。公民参与对行政裁量权的控制,可以通过正式途径与非正式途径实现,而后者又可分为非正式途径的公民主动参与及非正式途径的政府主导参与。     

政府职能、居民评价与乡镇政府满意度——基于10省1336个样本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辖区居民对乡镇政府满意度不仅事关政府治理绩效,更事关"三农"发展大局。对于资源配置权有限的乡镇政府,在哪些方面付出努力更有利于提高居民满意度?论文基于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CRDGS)数据,以居民对乡镇政府各项职能的评价为关键驱动因素,实证分析了政府职能结构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乡镇政府在民主管理职能上所做的努力能获取最大的边际效益,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依次递减,而曾被视为头等要务的经济发展职能并不显著影响居民满意度。进一步地,男性居民更加关注乡镇政府在公共服务职能上所取得的成绩,而女性居民更加关注社会管理职能。研究还发现,随着地区人均收入的提高,居民对乡镇政府的满意度评价更具客观性,在经济发达地区推行以居民满意度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方法的客观条件更为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