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犯罪之犯罪既遂与未遂——以我国刑法分则立法模式为视角

我国刑法分则对于许多经济犯罪采取了定量的立法模式,并且,对于诸多经济犯罪,还根据量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刑罚.这种立法模式给犯罪既遂、未遂的认定带来诸多争议.在承认我国刑法分则是以犯罪既遂为模式的前提下,应当认为刑法分则关于经济犯罪中所规定的"量"是犯罪既遂的标准.对于刑法分则中关于经济犯罪的"量"的理解,不应仅仅局限于客观方面,而应当结合主客观来认定.应当将犯罪既遂、未遂在刑罚适用上的区分,贯穿于我国刑法分则的定量、多档次量刑模式,以期更好地实现罪刑相适应.     

我国经济犯罪变化与立法改革研究

从经济犯罪的本质属性来看,经济犯罪的概念应采狭义说;经济变迁导致经济犯罪发生变化,继而引起刑法变革;与财产犯罪和贪污贿赂犯罪不同,经济犯罪有其鲜明的特点;根据刑法文本与经济犯罪的特点,我国经济犯罪的立法模式应采用集中与分散性相协调、统一性与明示式相结合的立法模式;经济犯罪的刑罚适用应分类处理,刑罚配置应强化变革。     

新解刑法第3条:条文式罪刑法定与法典式罪刑法定之集成

刑法第3条与罪刑法定原则之具体关系存在不同解读.唯一正确的理解可能是刑法第3条前半段是基于刑法条文的罪刑法定,后半段则是基于刑法典的罪刑法定.中国刑法较少从刑法条款尤其是分则条文之视角来讨论罪刑法定;刑法条文既是定罪的规范,也是决定刑罚的规则;总则诸条款的适用无不以分则条款之适用为前提,分则条文几乎都实践并反映着罪刑法定.第3条反映了以条文式罪刑法定为基础的法典武罪刑法定,进而记载并反映着支撑中国刑法根基的罪刑法定.因此,第3条文本正确的表述顺序可能是“本法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     

略论刑法分则条文的立法改革

<正> 在修改刑法之机,总结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法实施的经验,借鉴其他国家立法例中的有益精华,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完善我国修改后刑法中的分则条文,使之更加具有科学性、适用性和准确性,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有利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罪刑法定原则,是国际法上公认的基本刑法原则,也是我国修改后刑法的基本原则。要使这一原则得到贯彻实施,关键问题是要科学地、具体地把各种犯罪的定罪、量刑落实到分则条文上。如果分则中规定内容不明确、不具体、矛盾多、疑义多,罪刑法定原则就只是形式上的“法”定,实际上还是人“定”。     

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条款研究——试论类推立法

类推立法,是比照刑法分则中最相近似条款规定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立法方法,属法理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法制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刑法分则共103条,法定的罪名不到二百种,与国外一些主要国家的刑法相比,条文最少。如意大利刑法分则有408条,加拿大刑法分则是375条。简明概括是我国刑法分则的重要特点,但因此也未免有失笼统。因而难以概括现实中纷繁复杂的犯罪行为。同时,由于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变易性,决定了任何一部刑法不可能把所有的犯罪穷尽地毫无遗漏地规定下来。为了有效地同犯罪作斗争,在     

《罪与罚——侵犯财产罪和妨害婚姻、家庭罪的理论与实践》即将出版

由金子桐、顾肖荣、郑大群三人编著的刑法分则实用丛书之二——《罪与罚——侵犯财产罪和妨害婚姻、家庭罪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即将由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包括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和第七章妨害婚姻、家庭罪的十三个条文、十五个罪名的全部内容。这本书是作者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具有理论紧密联     

经济犯罪与财产性犯罪之我见——浅析经济犯罪中是否应该包括贪污罪等财产性犯罪

经济犯罪的性质是什么？它与财产性犯罪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界定？这个问题是在进行经济犯罪司考和研究时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无论是中国的刑法还是外国的刑法中,对于经济犯罪的概念,都未对经济犯罪一词做明确而又正式的界定。因此,关于经济犯罪与财产性犯罪的关系问题中外学者的看法各不相同。本文通过对我国经济犯罪的概念的界定等多个方面认识对经济犯罪和财产性犯罪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以期对这个问题达到更准确和合理的理解与适用。     

经济犯罪数额与定罪量刑

<正> 经济犯罪作为一类罪的概称,指的是违反各种经济法规,破坏国家经济管理秩序,侵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危害国民经济发展的行为。经济犯罪并非仅指刑法分则第三章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犯罪和第五章规定的侵犯财产的犯罪,而且还包括第二章和第六章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及第八章规定的贿赂罪等六种犯罪。上述各种经济犯罪虽然各自有着自己质的规定性和特点,     

结果犯理论的反思及界定

一、结果犯的含义对于结果犯,我国刑法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结果犯是指以法定的犯罪结果的发生作为犯罪既遂标志的犯罪;①另一种观点认为结果犯是以法定的犯罪结果发生为犯罪成立要件的犯罪。这两种含义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通常是统一的。因为大陆法系刑法以处罚既遂为原则、以处罚未遂为例外,刑法分则以既遂为模式。刑法分则规定的构成要件不仅是成立犯罪的要件,还可以说是犯罪既遂的要件。当分则条文规定了犯罪结果时,该结果是犯罪构成要件之一,又是犯罪既逐的标志,所以关于结果犯的两种观点在他们那里…     

经济犯罪刑法适用的公众认同

从法理上而言,公众认同不仅是提高刑事司法公信力的根本途径,而且是罪刑法定原则之下的必然要求。经济犯罪大都属于法定犯的范畴,与自然犯相比,其违法性不易被普通国民认知,对其的刑法规制多采用空白罪状与兜底条款,如何区分经济违法性与经济犯罪至为重要。在经济犯罪刑法适用过程中,应通过破除“刑法万能论“、合理解释空白罪状参照规范与完善裁判释法说理制度以获得公众的认同。     

刑法分则中法律拟制存在依据思辨

刑法分则中的法律拟制是指立法者出于某种目的将某一行为赋予另一行为的法律后果。即明知不同而等同视之。刑法分则中该种拟制性规定不仅不是立法技术的体现,也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而且导致了实践中的不同理解和不同处理结果。从罪刑法定原则限制国家权利,保障公民权利的宗旨出发,刑法分则中的法律拟制应当理性看待并慎重使用。     

加强对单位经济犯罪惩治之刍议

在经济犯罪的表现中,单位经济犯罪是近几年来表现较为突出的一种犯罪形式,从这次修订《刑法》对分则的具体罪名所规定的单位作为刑事责任的承担者来讲,涉及到经济型的犯罪占有相当数量。那么,如何加强对单位经济犯罪的惩治及其防范,是刑事司法中的一个新的课题。对此,笔者欲拟本文,谈些看法。     

型法分则中法律拟制存在依据思辨

刑法分则中的法律拟制是指立法者出于某种目的将某一行为赋予另一行为的法律后果,即明知不同而等同视之.刑法分则中该种拟制性规定不仅不是立法技术的体现,也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而且导致了实践中的不同理解和不同处理结果.从罪刑法定原则限制国家权利,保障公民权利的宗旨出发,刑法分则中的法律拟制应当理性看待并慎重使用.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对刑法分则修订的价值影响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对刑法分则修订的价值影响徐振华·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于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４日通过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正式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该项原则的确立，对刑法分则的修订产生了重要的价值影响，也标志着我国的刑事立法已开始走...     

共犯人关系的再思考

刑法总则规定了哪些参与人,刑法对共犯人如何分类(参与类型),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国刑法总则虽然规定了主犯、从犯、胁从犯与教唆犯四种情形,但不能据此认为这四种情形就是对共犯人的分类。刑法理论必须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根据,确定刑法总则应当规定哪些参与类型。由于刑法分则规定的是正犯,所以,只有当刑法总则规定了教唆犯、帮助犯时,才能扩张地处罚教唆犯与帮助犯,否则便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由于共同正犯不以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为前提,所以,如果对共同正犯按照正犯处罚,就必须有刑法总则的明文规定。主张刑法第26条规定的主犯与正犯是交叉关系、递进关系或者等同关系以及双层次区分说的观点,都存在缺陷。刑法第26条是关于共同正犯的规定,该规定贯彻了“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原理。教唆他人犯罪的,如果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就属于(共谋)共同正犯,按正犯处罚;如果起次要作用,则是狭义共犯中的教唆犯,应当按从犯量刑。基于实质标准,对起次要作用的实行者,也只能按从犯处罚。     

刑法各论的理论建构

从刑法史的角度看,刑法规定存在着一个从个别立法到一般立法的演变过程。刑法总则和刑法分则的分立是人类经验积累的结果,是人类对犯罪和刑罚的认识不断提高的结果。刑法总则固然重要,但离开了刑法分则,对不法行为定罪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刑法分则规范是犯罪分类的表述方式,刑法分则体系不仅是技术性问题,背后包含了一定的刑法价值理念。我国刑法分则除了对罪状和法定刑的规定以外,还包括一些刑法适用的引导性规定。     

犯罪过失的理论分类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犯罪过失的理论分类是相对于法定分类而言的。本文依据我国新刑法的规定及刑法理论，通过对几种主要的过失理论分类，即普通过失与业务过失、重过失与轻过失、实害过失与危险过失以及监督过失中的若干有争议的问题的探讨，从刑法理论上评析了各种不同见解并提出了作者的观点     

论经济犯罪刑罚的立法完善——兼论经济犯罪的死刑废止

经济犯罪并不是刑法明文规定的罪名,刑法对经济犯罪规定死刑不具有合理性.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符合刑罚的目的、不符合国际趋势,应予以废除.对于经济犯罪的立法方案应予以完善对于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和侵犯财产罪中的死刑,应当从立法上及时废止;在条件成熟时废除贪污贿赂罪的死刑.同时应该调整经济犯罪的刑罚适用;加强无期徒刑的惩罚力度;完善罚金刑的适用;与此同时,增设资格刑的适用.     

从立场到观点再到体系 --浅评张明楷的《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及其学术之路

<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是张明楷先生在确定了其学术基本立场之后,运用自己的基本观点在刑法分则领域的推演;是站在一个学术制高点上,高屋建瓴地审视刑法分则诸问题和现象后的结论.该书不仅让我们领略到其可贵的学术内涵,引领学界进入研究刑法分则的新境域,也将逆转过去学界轻视刑法分则研究的理路;同时,与作者以前的作品一起展现出其不同寻常的学术之路,即从拿来主义到立场到观点到体系.这是一条颇具中国特色和沧桑的学术之路,应成为时下中国刑法学理论研究要走的"人间正道".     

论刑法修正与刑罚结构调整

我国《刑法》自1997年全面修订以来,又进行了九次修订,犯罪化和刑罚攀比化仍然是修订的主要内容,其中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是刑罚修订的亮点。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形势发生重要变化,我国刑罚结构需做出根本性的调整,罪刑均衡原则不应仅体现于总论刑种的设置上,更应体现在刑法分则具体罪名、罪刑结构的设置上。在下一步的刑法修订中,应着力解决经济犯罪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刑罚设置倒挂的现象,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刑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