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计划的历史真相：一种基于史实的解读

马歇尔计划是战后美国实现全球霸权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对战后世界和国际格局产生的影响深刻且持续，因此至今仍是学界研究热点。文章基于史实解读，回答了多年来国内外学界围绕马歇尔计划存在的几种争议，诸如马歇尔计划肇始时间界定、名称的由来、美国国务院官员对马歇尔计划的历史贡献以及捷克“二月事件”与马歇尔计划是否存在关联等。文章认为，尽管马歇尔哈佛演讲一直被视为马歇尔计划出台的标志性事件，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在1948年4月之前，美国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援助欧洲计划；在马歇尔计划形成过程中，美国决策层固然发挥了引领作用，但美国国务院中下层官员也功不可没；捷克“二月事件”是偶发事件，与马歇尔计划的出台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但却在客观上为马歇尔计划在美国国会的通过提供了助力。文章是对马歇尔计划整体史研究的必要补充和完善，对深入研究马歇尔计划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人权外交

在战后半个世纪来 ,人权外交一直在美国总体外交中占有一定的份量 ,不过在尼克松时期以前的 3 0年里 ,人权外交还不十分突出 ,卡特期间把人权外交列为美国的一项基本政策 ,到克林顿时期人权外交更为突出 ,成为美国外交三大支柱之一。人权外交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 ,是美国称霸世界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基辛格建立国际稳定秩序的理论与实践

亨利·基辛格是美国70年代的风云人物,在尼克松、福特两届政府中先后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主持美国外交达8年之久。他从总结美国和世界历史的经验教训入手,在承认战后美国发号施令的时期“已经结束”的前提下,提出的挽救美国霸权的政策和措施,既继承美国历来奉行的“强权政治”的衣钵,又融会欧洲历史上传统     

美国在印尼试验"转型外交"对地区关系的影响

美国公开提出“转型外交”前,已经在印尼试验“转型外交”。本文在简述美国“转型外交”核心思想和特点的基础上,从实证角度分析美国在印尼试验“转型外交”的案例——棉兰驻外点,并从该驻外点的地理位置选择、规模、人员配备以及工作内容和方式上进行剖析,从中了解“转型外交”的运作概况,透视“转型外交”在亚洲进一步扩散和推广的基本路径和方式。美国在印尼推进“转型外交”,并对其寄予厚望,对地区事务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战略团队在美国外交政策转型中的推手作用

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战略制定与实施团队”（简称“战略团队”）在其亚太政策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手作用,这个战略团队所推动的政策转型对中美日三边关系以及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者通过案例研究梳理了美国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和实施《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从而实现其外交安全格局“华丽转身”的政策制定过程。美国外交政策体系中的战略团队对这次转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核心力量就是当时的美国亚太政策“三驾马车”——约瑟夫·奈、傅高义和库尔特·坎贝尔。这一战略团队在美国外交转型时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包括：它成功地阻止了日本漂离美国的趋势;加强了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双边战略关系;重新确立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这次战略转型既为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重返亚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也为中美日三边关系增加了良性互动的可能性。美国战略团队举足轻重的推手作用是值得所有关注美国外交政策和亚太国际关系的学者专家和相关人士高度重视的。     

战后西方外交学研究新动向——兼评“新外交学”有关著述

战后近40年国际关系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国际外交活动的范围扩充了,外交的方法也有一些变化。从50年代起就有一些西方学者研究这一变化,他们探讨国际外交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动向,并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形成“新外交学”的理论。1953年英国著名的外交学权威尼科尔森在牛津大学作了题为《外交方法的演进》的讲演,回顾了19世纪欧洲旧外交的传统,剖析了一次大战以来以威尔逊主义为代表的美国新外交的性质及影响,从理论上及历史发展上展望了外交方法演进的前景,这篇讲演同他在     

当前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2012年安倍晋三政府上台以来,日本政治思潮急剧右转,政治右倾化加剧。日本领导人公开否定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参拜靖国神社,企图修改和平宪法,积极实施价值观外交,大力增强军事力量。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历史根源在于战后民主改革的不彻底性和美国的扶植,现实背景则是美国正在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日本政府如果不采取措施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将加深,东亚一体化进程将遭受挫折。     

犹太人和美国的人权外交

犹太人是参与和影响美国人权外交的一支重要力量。自二战结束至今，美国犹太人的人权活动在主要参与者、目标、策略和方式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现实利益考量、传统价值观、历史悲情（尤其大屠杀）等因素，都将犹太人推向美国人权外交的前沿。在犹太民族主义、“美国信条”和普世正义之间，犹太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以“美国信条”界定的美国利益，是美国犹太人参与人权事务的两条基本准绳。对犹太民族根本利益的考量有着优先性，但从美国公民的立场出发，他们在人权外交中的民族诉求通常也须与“美国信条”相合，服从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难免表现出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傲慢、偏见和双重标准。     

美国最高战略下诸多利益主体的选择——论美国首要权力的自我约束与各国的制衡

美国在后冷战时期拥有世界上首要的和最高的权力。这一现实令美国和世界各国都要做出新的抉择。一方面，“单极时刻”并不代表“单极时代”，在面临诸多竞争者的多极化时代，美国应自我约束，清楚地了解各国对付美国权力的策略，才能有的放矢地制定外交战略；另一方面，面对美国的首要地位和最高权力，如何利用美国权力发展自己，提高自己，获得最大国家利益，以便有效制衡美国权力的滥用，是所有国家都必须考虑的外交决策。由于对美国权力优势的制衡联盟难以建立，制衡战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制衡和反制衡将是国际政治的常态。     

通向21世纪的“信息高速公路”

通向２１世纪的“信息高速公路”樊莹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５日，美国副总统戈尔和商务部长布朗正式宣布，美国将实施一项“永久改变美国人生活、工作和相互沟通方式”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法国《世界报》评论说：“对克林顿总统来说，该计划与肯尼迪总统时期的航天计划同...     

理想与现实的交织——美国毒品外交的兴起及其外延与内涵评析

美国毒品外交是20世纪之初美国大国外交的内容之一。伴随着美国毒品外交政策的实施,以多边合作为特征的国际禁毒运动也应运而生。美国毒品外交除了具有理想主义外交的独特外延,更有着其强烈追求国家利益以及服从国家战略需要的内涵所在。对外延与内涵两个方面予以考察,应是探析美国毒品外交乃至整个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视点。     

威尔逊主义外交政策理念及影响

威尔逊对集体安全观的青睐以及威尔逊主义中浸透的理想主义精神,深深影响着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威尔逊时代是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理想主义”外交虽然不是肇始于威尔逊,但威尔逊在美国外交处于重大转变时期把这种方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自此以后也就成为美国问鼎世界时所持有的一种思想观念。威尔逊主义对美国的外交理念及美国外交的历史演变,都有重要的影响。     

区域性公共产品、功能性合作与日本的东亚外交

积极扮演区域性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有效参与东亚的功能性合作,是战后日本东亚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对外政策工具的视角出发,对日本在东亚地区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参与功能性合作的历史背景与战略考量进行简要梳理,从战后国际环境和日本国内经济社会变迁中追根溯源,分析其动机、资源和手段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在特定的战略制约下,创造性地利用已有资源,从而在既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和外交存在感,这既是吉田路线以降诸多日本外交战略倡议和政策主张的基本内核和共通之处,也是指导战后日本在东亚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参与功能性合作的战略初衷.在实践中,日本通过国内“善治”经验的外化、新的安全理念和治理理念从国内到区域层次的映射与推广以及官民并举、多元行为主体协同参与等方式,在地缘政治制约、历史心理牵绊下较为有效地开拓了战略空间,改善了双边认知,增强了地区影响力和话语权.     

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

冷战后，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外交构成了新的挑战。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经历了由失望、恐惧、偏执的感性认知到冷静、全面、客观的理性认知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思想，即“遏制”战略与“接触”战略、“离岸平衡”战略和“诱导”与“融合”战略。随着中美关系重要性的提升，美国在应对中国崛起时更加谨慎，在政策中更多地利用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等“软制衡”方式来处理对华外交。这一战略在奥巴马政府中将得到延续和发展。     

欧盟对独联体政策的演变

独联体是欧盟周边外交战略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对独联体政策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地区实践，其目标是要把独联体国家纳入冷战后欧洲新的安全和经济体系。欧盟对独联体政策的演变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上世纪90年代，欧盟将独联体视为铁板一块的整体，构建了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对独联体政策框架。进入新世纪后，欧盟的独联体政策出现调整，开始对独联体国家奉行有区别的政策，重点加强了同独联体内邻国的关系。2009年推出“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标志着欧盟的独联体政策调整进一步深化，也反映出其加强了对俄罗斯防范与竞争的一面。该计划启动后困难重重，折射出欧盟对独联体政策的多重困境，而核心症结就在于欧俄地缘战略竞争的加剧。     

新基督教右翼的复兴及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复兴期以来，美国新基督教右翼（NCR）的政治活动能力有了大幅提高，与共和党领导层之间的政治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受他们的影响，美国外交中的“道德”因素越来越突出。尤其是9·11事件发生后，他们对外交问题的关注度骤增，成为美国对伊拉克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不过，由于外交理念和行动的独特性，NCR对今后美国外交的影响仍将主要停留在战术层面，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也是如此。     

建国初期毛泽东的政党外交思想探析

作为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为政党外交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独立自主的政党外交思想。毛泽东直接参与了我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他从我国总体外交目标出发，总揽全局，统筹安排，对党的对外工作予以高度重视。毛泽东的政党外交思想集中回答了战后国际形势、国际关系、国际共运和新中国外交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有力地指导了当时我国的整个政党外交工作。继承并发展毛泽东政党外交思想，对如何开展当下我国的政党外交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国际人权：若干问题的法理考察

本文以法理学原理为基点对国际人权的历史沿革、法律界定、运作限度以及美国“人权外交”的理论依据作了全方位的探讨。作者认为，国际人权作为一种新的权利机制，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同少数西方国家在国际范围内相互合作、长期斗争的产物，是人权理论与人权实践国际化的产物，是对传统的权利框架的一种突破和发展。国际人权本质上是一个典型的法律的范畴，它依各国国内法和现代国际法的双重结合而存在，且由两者的双重限约而生效。各国国内法和现代国际法的相互协调和双重保障使国际人权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运作有效的权利形式一基于对美国“人权外交”理论依据的考察，作者认为，“人道主义的干涉”这一国际“例外”主义原则就是美国“人权外交”的理论依据，而这一原则实际上并没有为现代国际法学家们所接受并纳入国际法的正式条文中，所以它不具备国际法的效力和权威。因此，美国“人权外交”实际上是一种非法的国际外交实践。     

关于中国的外交战略与国际秩序理论

本文主要论述外交决策理论的内涵、冷战后亟待解决的国际秩序论和中国应该选择和平发展安全合作的外交战略。文章认为,外交决策理论应回答世界格局、世界主要矛盾、国家定位与国家核心利益等问题。冷战后世界向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冷战后世界两大主题没有变,但和平与发展的内容发生改变,主要表现为南北关系问题。中国的周边环境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中国的国家定位应为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台湾问题都属中国的核心利益。当前应建设中国关于国际秩序的理论和中国外交战略理论。中国的外交战略宜提出“和平、安全、发展、合作”为好。     

第二次印巴战争中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援

1965年印巴战争期间,中国政府秉承一贯的“言行一致”的作风,如约给予了巴基斯坦全方位的支持和援助,为维护巴基斯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中巴两国空间上的障碍、军事合作机制的缺失、中国自身相对孤立的外交处境以及有限的实力限制了中国援巴的效果.鉴于中国外交与军事支持的有限效果,战后的巴基斯坦一改先前“亲中疏美”的外交姿态,在对华、对美和对苏关系上采取等距离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