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受教育权的行政法保护

本文首先论述了受教育权在国际和国内法律上的相关规定。进而,提出我国在行政法在保护公民受教育权上的立法不足,并提出相关完善对策。     

公民受教育权研究

我国法院近年受理了多起公民受教育权被侵害案,并引起学术界对"宪法司法化"等问题的大讨论,学者的观点各异。受教育权存在多个层次的含义,包括宪法层次的受教育权、行政法层次的受教育权和民法层次的受教育权,不同层次受教育权被侵害应当采用不同的保护形式,违宪审查只应对宪法层次受教育权进行救济。我国公民受教育权的内容包括受义务教育权、平等受教育权、终生受教育权和恰当受教育权。公民受教育权的利益主体是国家、社会和受教育者本人;公民应当享有不同层次择校权;在实践中不能将学生权等同于受教育权。     

行政法语境下的流动人口受教育权保障——一种行政给付的可期途径

当流动人口成为不断庞大的群体时,其受教育权的实现需要依赖政府的行政职能予以保障,我国制定了一系列与受教育权有关的教育管理法律法规,试图对政府行为予以规范以实现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从现有的法律制度安排而言,与流动人口受教育权有关的行政法律制度从主体权力的划分、责任的承担到行政经费的财政支持等诸多方面均有所欠缺,不能很好地解决跨区域的人口流动教育问题。行政给付作为一种二次分配手段可以成为地域界限的突破口,在既定制度的范围内,对流动人口教育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善。     

公民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由“罗彩霞案”引发的思考

有权利必有救济。受教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当公民的受教育权受到侵犯时,应可以通过诉讼获得司法救济。本文主要围绕罗彩霞案,探讨了罗彩霞的受教育权是否受到了侵害,如果受到侵害应通过何种渠道获得司法救济等问题。     

论民办高校破产后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

从教育平等理念、受教育权性质和民办高校性质看,民办高校破产后其学生的受教育权应当受到保护。但相对于公办高校,民办高校对此问题的解决应当有自身的独特进路,也不能完全等同于传统的基本权利保护方式。为建构受教育权从预防侵害到补偿损失的立体保护框架,其主要保护方式应包括学校保护、立法保护、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等。     

公民受教育权的平等性及其法律保护

受教育权是宪法规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具有丰富的内涵。本文指出平等性是受教育权的本质属性,但在我国公民受教育权不平等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此必须加大对受教育权平等性的法律保护。     

行政诉讼受亲范围之思考——从受教育权的法律救济谈起

本文从我国目前公民的受教育权的法律救济现状入手,结合我国目前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现状,分析在实然中受案范围所存在的缺陷,进而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几点思考.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思考——从受教育权的法律救济谈起

本文从我国目前公民的受教育权的法律救济现状入手,结合我国目前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现状,分析在实然中受案范围所存在的缺陷,进而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几点思考。     

"鱼与熊掌"兼得的争议——论高校行政管理权与大学生受教育权的保护

近几年来,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和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发生后,围绕学位证书、学校处分决定等受教育权争议,大学生状告母校的案例屡见不鲜。本文指出高校自治与大学生受教育权从紧张走向和谐,需要准确认识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从立法上保证高校自治的能动性,加快高校的良法自治进程,并完善受教育权的救济渠道。文中从特别权力关系的角度入手,分析了司法审查部分进入高校教育管理领域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完善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手段。     

罗彩霞事件中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

罗彩霞事件带给了人们太多的思考,试图努力还原案件事实,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这并没有错。然而,对当事人罗彩霞而言,侵权行为的继续是对其的持续伤害,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当前,通过法律途径对受到侵害的权利进行救济．使受到侵害的权利恢复到未被侵害前的状态,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     

论个人隐私权的行政法保护

从隐私权的私权属性出发,应该确立以私权为核心的隐私权行政法保护理念;行政权力公共利益属性决定了隐私权行政法保护离不开行政公开制度建构;在平衡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关系中,制定个人隐私权保护法,为隐私权行政法保护提供直接法律依据。     

民营化、规制改革与新行政法的兴起——从公交民营化的受挫切入

我国当下公交民营化改革普遍受挫的背后隐藏着异常复杂的政府规制课题。作为公私部门合作治理的有益尝试,特许经营是我国公交民营化改革的基本路径。面对公交领域特许经营的诸多困境,地方政府应当尽快实现由"冲锋陷阵"的执行者向"身居幕后"的保障者的角色变迁,在坚守法治精神和契约规则的基础上切实担负起后民营化阶段的规制责任,努力促进公共福祉的提升。在公私合作的崭新背景下,通过对具体行政领域规制过程的观察和政策面的关怀,以回应真实世界为己任的新行政法已然兴起。     

物权的行政法保护与规制

基于物权的自由属性,现代国家无不对物权提供全面的保护。而物权的社会化,突破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公法与私法的二元分析框架,其突出表现是行政权大量入侵物权领域,具体包括保护与规制两个层面。因此,物权立法应当立足于私产保护,以社会为本位,把物权置于全部社会关系之中,在规定物权的私法规则的同时,确立物权与行政权的基本关系准则:限制行政征收征用;对合法财产不得处以没收处罚;物权在行政法上的义务应随物权消灭而终止;同时,灵活规定物权登记不作为的物权效果,物权的发展和保护应当向行政法开放,以限制不合理的行政规制,并激活行政法的物权保护功能。     

论城市房屋拆迁中物权的行政法保护机制

城市房屋拆迁中物权的行政法保护,要求在明确公共利益范围的基础上构建科学的城市房屋拆迁法律体系,以缜密的拆迁程序为主线严格规制拆迁规划、征收、许可等拆迁执法行为,以构建补偿安置制度为核心全方位完善城市房屋拆迁中的行政补偿、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救济制度。     

论信赖保护在我国行政许可法中的反思与重构

信赖保护在授益行政行为撤销和废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行政主体在撤销或废止授益行政行为时必须进行利益衡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信赖保护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我国行政许可法首次规定了信赖保护,标志着我国已经关注到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保护问题.但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比较粗糙,特别是在信赖保护的方式、利益衡量、救济以及程序保护等方面还存有缺漏,因此,必须在已有规定的基础上予以重构.     

知识产权保护中“两法衔接”机制研究

我国知识产权是双元保护体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有利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在知识产权"两法衔接"的实体问题方面,应完善移送标准的认定,正确计算侵权物品的案值,准确界定移送案由。在知识产权"两法衔接"的程序方面,应完善证据的转化规则,规范案件的审查期限,把握适当的移送时机,统一案件移送后的主管机构,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     

我国住宅权行政法保护缺失分析

住宅权作为宪法规定的一项自由权,尚未扩张到生存权意义上的公民“对住宅”的权利,对该权利的保护,目前还是行政法的盲区。即使是对自由权意义上的住宅权的保护,我国的行政法也存在很多缺陷:一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在保护公民的住宅免受他人非法侵入上还存在住宅范围不清、“非法侵入”的标准不明等缺陷;二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土地管理法》在尊重公民住宅权上也存在不少疏忽;三是住宅权事实上是一种没有救济的权利,目前只能将住宅权降格为财产权并依据《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获得很少的救济。     

行政指导救济制度研究

本文首先对行政指导实务中存在的若干负面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就如何确定与行政指导行为有关的法律责任进行了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就如何通过建立和完善监督专员、行政苦情、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行政补偿等行政法律制度,提高行政指导行为的法律救济制度水平,实现行政指导法治化,提出了若干改革与立法建议.     

论无人驾驶汽车的行政法规制

无人驾驶汽车是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杰出代表,却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它不仅削弱了人们的生命安全和风险处理能力,还对当前的交通秩序和网络安全造成威胁。由于公共利益、科技风险防范以及行政法治变革的要求,美国、欧洲以及日韩等国已在无人驾驶汽车的行政法规制上制定出较为完备的立法例和行政措施。反观我国的无人驾驶技术规制,尚缺乏有效的法律引导或行政干预。为此,我国应当在借鉴国外无人驾驶汽车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尊重自身无人驾驶技术的客观状况,肯定无人驾驶汽车的道路行驶权,建立政府+公司的合作规制模式,完善当前的市场准入和准出机制、技术规制机制和安全规制机制。     

论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

行政主体收集、处理和利用个人信息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我国应尽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信息主体有权要求行政机关不能随意处理个人信息,公开对其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利用,规定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原则、监督和救济制度。利益衡量是目前协调个人信息保护与行政信息公开的适当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