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封缄物的内容物之行为的定性

刑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法益,法益对区分此罪与彼罪的重要意义,在探讨取得封缄物的内容物时,离不开对侵占罪和盗窃罪的法益以及对财物占有的理解,再根据委托人对内容物物的支配力,可以断定真正控制占有内容物的是委托人,因此,可以得出认定为侵占罪是符合罪刑法定、符合罪刑均衡的结论。     

从封缄物占有归属看非法获取封缄物行为的定性

受托者非法占有封缄物行为应如何定性,对此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在受托者占有说、委托者占有说、区别说、修正的区别说等诸学说中,区别说具有合理性,即封缄物的整体归属受托者占有,而封缄物的内容物归属委托者占有。因此,行为人非法获取封缄物整体的行为应认定为侵占罪,而非法获取封缄物的内容物的行为则构成盗窃罪,同时,对何物是封缄物需做严格解释。     

如何认定非法获取封缄物的行为

非法获取封缄物的行为是认定盗窃罪还是侵占罪、职务侵占罪?一直以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存在较大争议。本文依据实践案例,从封缄物的占用状态、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行为人的支配力及社会、法律效果等方面进行探讨。     

运输司机窃取封缄油罐内汽油的行为定性

司法实践中,对油罐车司机在运输途中偷油案件的定性存在较大争议,其关键问题在于对封缄油罐内汽油占有归属的认定。刑法中占有的核心内涵是对财物的实际支配或者控制,其中包括事实上的占有。对于封缄委托物的占有归属,应在坚持区别说的前提下,根据委托人与受托人在支配或者控制该财物方面的不同情况进行认定;而判断运输途中封缄油罐内汽油的归谁占有,须从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承运人内部主体之间的占有关系两个层面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还应当结合运输司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主体身份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行为对象是否为公共财产等因素予以定罪。     

论封缄物的刑法定性

本文结合我国的刑法规定就封缄物的刑法定性作了简要的分析和论述，以期对相关的司法时务有所助益。     

试论“占有”之区别——兼论封缄物的刑法属性

刑法和民法在许多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但是某些区别在表象上却并不明显,占有制度即是表现之一.较之于民法,刑法更注重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因此占有制度中对占有意思的要求较低,而更注重于占有的事实存在及客观方面的表现.具体到封缄物特别是不易打开的封缄物上,出于权利救济以及观念占有的刑法排除等方面的考虑,应承认受托者对封缄物包装和内容的事实占有,并对共同占有和占有辅助进行个案认定.     

论受托者非法占有封缄物的行为性质

受托者非法占有整个封缄物的目的在于支配全部或者部分内容物,同样破坏了委托者对内容物的占有控制关系。因此,不论窃取内容物还是取得整个封缄物的行为都应当构成盗窃罪。我国现行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亦能体现上述观点。     

多元身份主体共同犯罪之定性难题及前提性批判

我国现行共犯制度逻辑使得多元身份主体共同犯罪情况下的定性问题成为我国＂共犯与身份＂问题的核心难点：无论统一定罪说、分别定罪说还是区别对待说,均无法妥善地实现共犯制度适用的逻辑自洽性、周延性以及与罪刑均衡原则之间的协调性。我国共犯处罚原则设定要求的＂确定刑罚以确定共同所犯的罪名为前提＂的制度逻辑是形成上述困境的真正原因,改变我国共犯制度逻辑之＂主体间性＂为应然的＂单方化＂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     

人身安全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必备要素——以刘襄瘦肉精案切入

依照中国刑法理论之通说,危害公共安全罪保护法益系指"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而中国刑法分则相关条文中亦有类似之规定。但是基于法益保护说及刑法实质解释之基本立场,则必然会得出"纯粹性财产安全不属于公共安全罪之保护法益"的结论。相应地,"人身安全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必备要素"的观点应当得到提倡。惟其如此,方可如实理解公共安全法益之本质意蕴,并且才能在司法实践中真正实现罪刑均衡原则。     

窃取公权力支配下的本人财物之行为定性研究

夺取型犯罪的保护法益包括合法的占有,本人对财物的所有权不得对抗他人的合法占有权,窃取公权力支配下的本人财物之行为侵害了夺取型犯罪的保护法益.刑法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是行为人为了永久性地剥夺他人的财产,并遵从财物的经济用途进行利用处分.非法占有日的本质应当是犯罪目的,而不是犯罪动机.窃取公权力支配下的本人财物的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当公权力对财物的占有是合法的占有时,窃取公权力支配下的本人财物行为不符合自救行为的条件,不能成为违法阻却事由.     

非法占有特定场所遗忘物行为的定性

本文案例启示:刑法上特定场所遗忘物的占有,以是否控制或支配该物为判断标准。第二控制人对公共空间遗忘物的支配,需要明确的支配意识;第二控制人对非公共空间遗忘物的支配,只需要概括的、抽象的支配意识。对遗忘在公共空间之物非法占有行为的认定,     

信用卡的取得方式与行为定性

《刑法》第196条规定了信用卡诈骗罪,又规定了"盗窃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认定为盗窃罪",从而将信用卡的取得方式(盗窃抑或其他)与行为性质的判定联系了起来。实践中在适用该条文时会产生分歧。准确区分不同罪名决定着对行为人刑罚量定的轻重,"窃中有骗"类的行为之性质认定取决于对"处分"的判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认定为盗窃罪"的规定属于法律拟制,为了避免理解和适用上的障碍,将该款的规定融入到信用卡诈骗罪中更为合适。     

论杀人后起意取财行为的定性

杀人之后临时起意取走被害人随身财物行为的定性,理论界有"盗窃罪说"、"脱离占有物侵占罪说"、"抢劫罪说"及"区别对待说"等观点.由于缺乏对死者财物占有问题的正确认识,上述观点都或多或少存在不足.推定占有概念的提出,解决了死者财物的占有问题,为认定杀人后起意取财行为为盗窃罪提供了理论支撑.     

为雇主运输货物时截封缄货物如何定性

一、基本案情 张某雇佣甲、乙二人从物流公司运输白酒到其仓库，甲、乙在运输途中，私自将酒箱的封条开启，从每箱中取出一瓶，再将封务封好后送入仓库，事后将该35瓶白酒卖与他人，赃物价值人民币2千余元。     

财产罪法益中所有权说与占有说之对抗与选择

财产罪法益究竟采所有权说还是占有说,可能会对特定案件的定罪量刑产生重大影响。立足于我国刑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对侵犯财产罪法益进行体系性思考,对于最高人民法院编辑的指导性案例进行研究可以得出结论,财产罪法益仍应坚持所有权说,以非法手段取回他人占有下的自己财物,如果没有借此索赔等后续行为,不应构成相关的侵犯财产罪。通过对所有权与占有权的关系类型和冲突类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所有权和占有权的冲突问题对于立法、司法和理论有着重大影响,值得进行整体的体系性反思。     

罗马法取得时效制度研究及当今立法展望

古罗马为了缓解贵族与平民间的矛盾，促进“有余与不足”间的平衡，创设了取得时效制度。这一制度既加速了财产的流转，又弥补了形式主义造成的所有权取得方面的缺陷。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取得时效制度，我国也应当尽快建立取得时效制度以完善立法。但是，我国现有的善意取得制度和不动产登记制度，在保护所有权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所以根据现有国情及经济发展现况，应将取得时效制度的适用限定在不动产用益物权的范围内。     

新型支付方式下侵财犯罪的行为定性

当前新型支付方式下侵财类犯罪发案量激增,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对该类犯罪的规制有一定的滞后性,导致各地司法实践对该类犯罪的处置结果不尽相同。对该类犯罪的处置应从刑法原理入手,结合法益侵害、财产流转等要点予以综合判断。针对三类典型的侵财类犯罪行为,需要统一司法裁判理念,对现有刑事法律规范和司法理念进行迭代更新,建立面向未来的法律规制体系,实现对此类犯罪的全面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