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增量与存量:概念界定、影响因素及政策建议

腐败增量和存量是在十八大之后高压反腐实践中新提出来的核心概念,由此形成的官方反腐败政策一直是"遏增量"和"减存量"。十九大之后,该基本政策继续保持。因此,准确定义这两个概念并深入进行相关研究十分重要。腐败的严重危害后果以及由此形成的反腐败重要原则,决定着人们对于腐败增量和存量的正确态度和政策主张,即必须遏增量和去存量。十八大以来的高压反腐"成效卓著",实现了"历史性变革"。有鉴于此,政策重点应由"增量"转到"存量"上,且应当把"减存量"调整为"去存量"。在遏增量上,应扩展视野;在去存量上,应采取新策略。     

撤村并居政策执行效果分析

以增减挂钩为核心的撤村并居工作,是为遏制近年来城乡建设用地"双增加"的趋势,保护珍贵的土地资源而实施的一项土地整理政策试点工作。政策试点实施十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受到各方质疑。文章以山东、天津、河北等地撤村并居项目执行情况调研为基础,通过对政策执行中的正负效应及其发生原因分析,提出在以"压增量倒逼存量挖潜"的用地指导方针下,应通过完善项目退出机制保护农民合法权益,通过新社区的建设提升项目吸引力,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宅基地退出机制改革彻底解决宅基地高效利用问题,实现土地集约利用与农民福祉增加的双赢目标。     

对当前公安机关调处社会矛盾工作的思考——以近年社会矛盾问题研究成果为借鉴

专家、学者对社会矛盾问题的深度解析,给公安机关正确认识、分析和调处社会矛盾以借鉴和启示。公安机关应深刻反思传统矛盾调处的目标、主体、手段和心态,重构一个以"善治"理论为支撑,以动态平衡为目标,以制度化容纳和调处为特征,以矛盾增量防控机制、矛盾存量削减机制、矛盾变量调控机制为主要内容的长效机制体系。     

强化软约束机制与硬约束机制的构想——遏制权力腐败的新思路

现在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是公共权力腐败问题 ,这已阻碍改革 ,腐蚀人们的思想 ,影响社会稳定 ,如果不有效地进行遏制 ,就要影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顺利进行。从人们的感觉看 ,权力腐败还没有遏制住 ,所以 ,党和政府、理论界和人民群众中的有识之士 ,都在研究和关注遏制权力腐败的有效机制。笔者想以强化软约束机制和硬约束机制为契机 ,探讨遏制权力腐败的新思路。一、软约束机制在遏制权力腐败中的作用及强化的构想软约束机制是指通过思想教育、道德约束、榜样力量等综合手段 ,陶冶和规范人们的自律意识 ,使公职人员树立正确…     

论新时代构建遏制“台独”的法治化路径

新时代,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始终坚持反对"台独"的工作重心不动摇的基础上,不仅再次做出了遏制"台独"的重大战略举措,而且首次将挫败"台独"分裂图谋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指引下,因应当前两岸关系面临的严峻局势,需要在反对"台独"的基础上,更加注重遏制"台独";在遏制"台独"增量的基础上,更加注重遏制"台独"存量;以构建遏制"台独"的法治化路径来挫败"台独"分裂图谋,加快两岸和平统一进程。     

关于完善国有企业腐败治理对策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腐败高发频发态势未得到有效遏制，国有企业腐败已成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继续发展的重大障碍，为此，既要完善国企权力的制衡机制，消除国企中的绝对权力，减少国有企业腐败发生的机会，又要零容忍惩治国有企业腐败，使国有企业腐败高发频发态势在有效预防与严厉惩治的良性互动中得到有效遏制。     

"村官"腐败的法理学分析

"村官"腐败是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从法理学角度分析"村官"腐败的特点,探求"村官"腐败的法律制度原因,提出建立和完善以乡镇政权的外在监督机制为主体的内外约束体制,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村官"腐败.     

中组部就《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答记者问

正在《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公开发布之际,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就《意见》的起草制定和贯彻落实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为什么要制定这个《意见》?答:干部"带病提拔"是党内外、各方面反映强烈的一个突出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大力整治"四风",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带病"干部存量减少,增量得到遏制。但"带病提拔"仍时有发生,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对提高腐败成本的几点认识

分析腐败成本的目的在于要使腐败真正成为一种高成本、高风险、低收益,甚至是无收益的行为,从而有效遏制腐败的蔓延。遏制与惩办腐改,要加大对腐败案件的查办力度,增加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彻底清缴非法所得,不使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强化监督制约,使腐败行为难以得逞;健全法制,完善规章,使腐败行为无隙可乘;引入利益机制,减少腐败诱发因素;加强廉政教育,构筑源头反腐防线。     

试论有效遏制和减少用人腐败的路径选择

用人腐败是危害最烈的腐败。有效遏制和减少用人腐败的路径选择,一是积极探索"两官"分途,实行党政干部分类管理;二是切实推行干部的民主选举制度;三是推行干部选任阳光化,进一步提高干部工作的透明度;四是努力完善和规范现行的以委任制为主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五是规范各级"一把手"的用人行为,最大限度地削弱领导个人对干部选任的影响;六是加强干部的廉政思想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     

地方政府权力“瘦身”的障碍分析与破解对策

地方政府权力"瘦身"是新一届政府简政放权改革的又一"力作",权力"瘦身"的关键不单单是地方政府存量权力的减少,更是权力增量的有效控制,目的在于遏制地方政府权力扩张的随意性与盲目性。尽管中央政府是这场改革的决策者和推动者,但改革的主动权被地方政府所掌控,地方政府不仅是权力"瘦身"的执行者,更是这场改革的阻碍者。这些障碍的形成既有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也有利益性和行为惯性的因素。消除这些障碍,实现权力绝对"瘦身"的关键在于权力运行的规范化,既要科学合理地设置权力,又要规范权力运行的程序,加强权力的制约与监控,有效遏制地方政府权力的无序、恶意扩张。     

产业升级模式比较与理性选择

产业升级涉及到模式比较与理性选择。产业升级有两种基本方式,即存量升级和增量升级。存量升级主要指一国现有企业通过技术进步、管理改善、机制优化,使生产经营能级增强并在产业链上升过程中不断走向高端。增量升级则是通过招商引资,使国家或区域内新企业进入并优化产业结构,导致产业发展总体水平上升,既可以提高产业链层次,也可以在"代工"中增加技术含量,产生价值链提升的效果。增量升级有其符合规律的绩效路径,存量升级则具有相适应的结构组合。政府促进产业升级的方式或策略也应处于阶段性演变之中。这种演变主要包含着"三个转变":从重点促进增量升级向存量升级转变;从重点推动结构性产业增长向产业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转变;从重点培育关键项目向优化产业体系生成环境转变。     

论社会建党视野中的根治腐败

从社会建党的角度看待腐败,实质上是关注了党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关注的是党内腐败给党自身造成的巨大危害,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从社会建党的角度看待腐败蔓延的根源和机制,主要是关注党的权力与社会的关系,关注腐败向全社会蔓延过程中的权力扭曲现象,关注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制衡机制。以社会建党为遏制腐败的根本对策,就是把遏制和根治腐败放到党的整个建设中去进行,放到党的社会革命时代的基本路线的规范下进行,并对反腐防腐有一个社会性的制度和机制,文明而又科学的制度安排、思想建设和道德规范。     

寻求“有限”与“有为”的平衡——20世纪西方宪政发展趋势

在20世纪以前,强调政府权力"有限"一直是西方宪政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主旋律.经过世世代代的经验积累和理性思考,人们终于在近代初期摸索出一套以分权制衡为主体构架的限权机制,权力滥用与腐败的潜能受到有效遏制.与此同时,政府"有限"论作为一种政治信仰和政策选择也被推到了顶峰,政府"有为"的作用和意义被严重忽视,结果导致诸多负面效应.于是,从20世纪起,西方各宪政国家纷纷摒弃了片面强调"有限政府"的"消极宪政"模式,转向努力寻求"有限"与"有为"平衡的"积极宪政".这种发展趋势至今势头不减.     

浅析腐败犯罪的制度成因和防治对策

腐败犯罪已成为中国的焦点问题和重大社会问题。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性缺陷导致腐败,现行的体制和具体制度存在的缺陷为腐败犯罪的发生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因此,只有通过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完善激励机制,改革机会结构,强化约束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达到遏制和预防腐败犯罪的效果。     

“递延权力”腐败的文化探源及对策思考

"递延权力"腐败是我国腐败的新动向,其实质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它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族制有紧密的关联,宗法族制的互助、亲亲原则是"递延权力"腐败的源起.在当今中国,遏制"递延权力"腐败主要是加强各项制度的建设, 同时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     

普及化阶段省域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与推进路径——基于存量与增量关系视角的实证分析

基于存量与增量关系的视角建构测量指标,以综合衡量我国各省份的高等教育发展现状,构想我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路径。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全国各省份的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出三种不同模式,即“高存量-低增量”模式、“低存量-高增量”模式和“低存量-低增量”模式。不同模式下的高等教育发展有其自身特点,我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应考虑省际模式差异,优化增量、盘活存量、提高质量;统筹配置省际传统生源资源,稳步提升非传统生源规模;实施高校扩容计划,完善高校分层发展体系;构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联盟,建设高等教育改革试点与先行区。     

论腐败犯罪的人事制度防控机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腐败现象在某些领域有滋生蔓延之势,反腐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遏制并有效控制腐败犯罪,需要一个包括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方面政策的制定、制度完善与设计的过程,更需要一个完整详致的防控腐败犯罪社会系统工程。以人事制度为视角,来探讨控制腐败的逻辑起点,并通过人事制度的完善加强对腐败犯罪防控机制的建设,建立防控腐败犯罪的社会系统工程,或许对我国腐败犯罪的防控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民主制度与腐败:基于差异化民主国家的比较分析

通过对不同类型的"民主"国家进行比较分析,可以驳斥"民主制度不能遏制腐败"这种流行观点。差异化民主国家包括"半民主"或"伪民主"国家、民主转型国家、民主制度不成熟国家和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四种类型。前三种类型的"民主"国家的腐败问题较为严重,后一种类型国家的腐败问题相对较轻。前三种类型的"民主"国家依然面临着市场经济不完善、经济社会体制转型、分配制度不公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才是导致这些民主国家发生严重腐败的根源。分析差异化民主的类型,有助于理解民主制度与腐败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民主的实践形式。     

抓住治标抓手 着力腐败发现

王岐山同志明确指出:"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在目前制度还不完善的条件下,惩治已经暴露出来的腐败问题,遏制腐败现象蔓延,是我们现实的选择。本文对治标的有力抓手——腐败发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界定腐败发现概念的同时,对腐败发现的重要性,腐败发现的途径,腐败发现的机制保障、法律保障、方法保障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期对反腐败工作提出有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