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推动乐山农业快速发展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通过调研发现,乐山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存在龙头企业整体规模"小"、合作社内部结构"散"、"乐山造"品牌效应"弱"、产业基地标准化水平"低"等问题。应该从做"强"龙头企业、做"优"产业基地、做"大"产品品牌、做"准"扶持政策四个方面着手,提升乐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经营水平,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以机制创新推进家庭农场有序发展——基于江苏省兴化市周奋乡发展家庭农场的调查研究

发展家庭农场有利于推进"四化融合"和解决农业资源整合、劳动力就业等问题。如何有序推进家庭农场发展,根据周奋乡的做法,有序推进家庭农场发展重在机制创新。要创新农业主体培育机制,激活农场主体需求,提升农场主体技能,促进家庭农场发展。要创新生产经营机制,适当调控农场规模,加强转型升级引导,提高农场生产经营效益。要创新社会服务机制,推进社会服务供给、栽培、收费一体化。要创新发展扶持机制,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和科技进步扶持,加强风险防范。     

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推动峨眉山市现代农业发展

峨眉山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面临的困难是生产经营活动没有因地制宜,土地流转体制不完善,财政扶持力度有限,创新能力不强,组织化规模化程度低,服务体系不够健全。要促进峨眉山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发展,就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特色农业;不断壮大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创新,大力培育特色产业品牌;完善土地承包政策,加强土地流转服务;加大财政资金的扶持力度;加强经营主体监管;健全农业服务体系。     

农业经营主体竞争力提升视野下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地制度改革研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地制度改革与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竞争力提升密切相关。从单一经营主体到多元化经营主体竞争形成过程回放,正好证明中国农地制度改革变迁由强制性制度改革变迁向诱致性制度改革变迁转换,是促进农业经营主体竞争力提升的制度保障。新时代农地产权明晰、经营权被放活、有条件的农区渐进推行农地承包权退出、多级土地银行体系顺势建立等,这些都是多元农业经营主体得以存活且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举措。     

“十三五”时期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发展战略和路径研究——以常州市为例

促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就是要促进非公经济以信经营、依法经营、义利经营;促进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就是要促进非公经济人士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承担企业发展的责任,坚守社会发展的责任。本文立足常州"十三五"规划的背景及现状,从战略高度提出了创新驱动、供给侧主动引领、组织融入和差异化服务四大战略,基于常州市非公经济"两个健康"面临的问题及困境,创造性地提出加强思想引领、优化非公经济发展环境、关心非公经济人士身心健康、做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提升非公经济人士社会认可度、扶持提升竞争力等促进常州市非公经济人士健康发展的路径。分别在思想层面、组织架构层面、关键要素层面和重要需求层面为常州"十三五"时期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农业龙头企业支持政策分野与企农关系治理研究

国家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的目标是通过扶持龙头企业发展提升农业产业经营水平,实现农户增收和农业增效。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的有效协作不仅是农业龙头企业稳产增效的主要源泉,而且在促进农户增收的同时也为农户发展带来了具有"发展权益相对剥夺"的分利行为。借鉴分利集团的行为逻辑分析与负效应治理框架,可以发现,农业龙头企业与政府、农户等利益相关群体存在明显的利益诉求差异。从多元主体"协同发展、利益共享"视角看,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分利行为的治理策略为:强化协同,明确组织使命与角色定位;明晰产权划分,关注制度化组织与政策关联;提升农业龙头企业企业家素质,增强农户发展的可行能力;"政银(保)企农"结合,开展"多元捆绑式"补贴机制创新;促进农业龙头企业发展转型升级,为农户留利保利。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需求、困境及其应对——基于贵阳清镇98个样本的考察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崛起,已经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核心力量,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是制约其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瓶颈。文章选取贵阳清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访谈调查,从其融资需求出发,探讨目前存在的融资困境及其形成缘由。调查研究表明: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身运行不规范、可持续经营能力弱、缺乏有效的抵押物和保证担保;另一方面将重心放在支农支小领域的金融机构较少,信贷产品创新性和针对性不足,且贷款程序较为复杂,导致融资成本高;同时也有政府引导力度不够、监管不严等原因,这些共同导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需求与资金供给"错配"问题。结论的启示包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完善内部管理体系,提高农产品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加强规范性和可持续能力建设;金融机构应立足支农支小,创新开发针对性更强的金融产品,同时优化信贷流程,提高金融服务深度;政府应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强扶持,注重改善农村金融环境,构建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促进人才高地建设的机制、路径与对策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人才高地的建设和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理论上,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要通过人才培养及使用主体与区域创新主体双重身份、教育吸引和就业吸引两种路径来促进人才高地建设。实践上,北京、上海和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具备了建设人才高地的一流大学基础。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通过优质学位项目供给、灵活自主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直接和衍生就业岗位供给等途径促进了人才的引育和汇聚。为了更好地促进人才高地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教育吸引路径的人才吸引功能;提升就业吸引路径在青年人才、跨学科人才上的引育功能;促进双重身份的融合,建立校地协同的人才发展机制。     

从“后起飞跃”到“新阶段”发展——陕西经济发展30年回眸及战略创新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是陕西经济发展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同时经历了一个"后起飞跃"过程,到本世纪初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支撑"飞跃"的主要增长点是投资拉动、产业结构有所优化、特色优势产业成长、劳务产业兴起和陕北高速增长板块崛起,另一方面形成诸多深层矛盾和障碍因素。基于对正反经验的总结,应创新发展理念,促进增长要素优化转变,打造"三引擎"动力模式,在提升主体活力中推动民众创业,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提高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等,确保"新阶段"健康持续推进。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调查与思考——以乐山市夹江县为例

着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引导和支持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发展壮大,是发展规模经营的有效方式。在坚持以农户为主体的基础上,要大力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