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

在本期的专论中,唐士其的文章探讨了美国政治文化的走向.他指出,美国政治文化从立国以来一直是强调普遍平等及个体本位的自由主义原则与白人新教精英主义的实践政治原则二元并存的格局,这个二元格局是美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     

美国本土主义运动评析

美国本土主义运动是美国历史上一场以排外思想为理论根基 ,以反对天主教、犹太教、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为主要任务 ,以一些兄弟会性质的组织为骨干 ,以维护美国白人主流文化为主要目标的运动。这场运动断断续续存在多年 ,至今余波未尽。它从下层开始 ,逐渐波及到上层 ,是美国社会政治运动中的重要事件 ,也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制订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美国本土主义运动与移民问题紧密相连 ,与美国社会多元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息息相关 ,同时还与美国白人种族主义、美国民族主义、美国主流宗教等问题不可分割。     

特朗普时代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泛起

自第一批欧洲移民踏足北美这片土地至今,"白人至上主义"作为一种白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长期存在于美国社会之中。在历经三个发展阶段之后,"白人至上主义"于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再度抬头。当前的"白人至上主义"以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引起的国家认同危机为底色,其根本成因是在"政治正确"观念不断扩张的背景下,中下层白人由于丧失其在社会各领域的主导权而产生的不安与焦虑;直接诱因是特朗普的当选及其言行撬动了长期扎根于美国社会的"政治正确"意识形态,刺激和纵容了"白人至上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的重新泛起造成美国社会与政治的分裂,并与特朗普主张的国家民族主义密切相关。由于引发"白人至上主义"的制度性局限和结构性根源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这一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将长期在美国存续。     

希望与恐惧:美国人口的悖论

21世纪以来,美国的人口状况有了新的变化。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年轻化趋势明显,结构日益多样化,且人口中心持续向西南部迁移,这些发展态势对于美国而言可谓喜忧参半。一方面,如果保持现在的出生率和移民速度,美国将持续享受人口规模所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日趋多样化的人口结构正在使美国变成族裔问题越来越突出的社会,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冲击着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主流地位。出于忧虑与恐惧,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保守势力大搞"恐惧政治"以维护他们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爱国者法》的通过、"茶党"的兴起等一系列事件都体现了保守主义势力在政治上对多元文化主义兴起的强烈回应。     

当前美国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对制度性种族主义的探索

当前美国反种族主义斗争的一个主要方面，是知识左翼在文化教育领域开展的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这一运动主要以“批判性种族理论”和“1619项目”为理论框架，以在公立学校和联邦政府机构开展相关教学和举办多元、公平、包容的培训为主要形式，通过揭示美国种族主义长期存在的历史、制度和思想观念上的深层原因，鼓励民众加入反种族主义斗争。在推动“反种族主义”相关理论和观念传播的同时，该运动也引发了“白人至上”论者与少数族群和民权团体之间、种族自由主义与种族保守主义之间、两党之间以及知识界围绕美国是否存在制度性种族主义，是否应在公立学校开设“1619工程”和“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而展开的涉及政治、立法、司法和学术的激烈争议。知识左翼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的兴起是对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种族问题仍持续存在的一种理论上的反思，也是对近十多年来特别是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兴起的白人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种回击。在本质上，它反映了在美国种族和族裔、人口和文化多元化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美国人所面临的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历史认同的危机；同时也说明教育和思想文化领域正在成为美国种族斗争的又一个战场。     

菲律宾天主教宗教节日的文化特征与功能嬗变

本文尝试从宗教文化调适的角度,分析西班牙殖民时期天主教在菲律宾传播过程中与菲律宾原始宗教与传统文化的调适,特别是宗教节日的文化特征与功能的嬗变,从而阐释西班牙天主教在菲律宾迅速而广泛传播的非政治因素以及文化传播过程中所遵循的文化调适主义这一普遍命题。     

试论东南亚庇护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以威权体制下的资本政治为视域

庇护主义在东南亚由来已久,传统的庇护主义渗入到威权体制的资本政治形态中,资本政治形态则赋予了庇护主义以新的内涵与发展.一方面这是由威权体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基于资本政治的建设.不同威权体制下资本政治的庇护主义模式存在差异性,如泰国是一种兼具合作与掠夺的混合型模式,而菲律宾则是私利取向的掠夺型模式.威权体制与资本政治形态的变迁动摇了庇护主义的存在基础,庇护主义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威权体制的民主转型.     

俄罗斯"东转战略"的国内政治影响要素探析:战略文化、央地关系与政治结构

"东转战略"是俄罗斯自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加快实施的重要战略。其直接战略目标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以缓解来自西方的战略挤压;二是通过推进远东发展来为俄罗斯经济发展打造新的"引擎"。文章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通过国内政治的视角分析了战略文化、央地关系和政治结构三个要素对于"东转战略"内外政策实践的不同影响。在战略文化方面,西方主义、民族主义和欧亚主义三种思潮分别影响了"东转战略"的内外政策,其中对外政策的战略文化以保守现实主义为原则,其核心是民族主义和欧亚主义思想;而国内政治的战略文化则是以保守自由主义为原则,以民族主义和西方主义为主要思想。在央地关系方面,"强中央—弱地方"兼具地区排他性的央地关系模式一方面有利于俄罗斯的外交战略转向,另一方面则不利于远东开发中联邦主体能动性的激发。在政治结构方面,人格主义与机制主义的博弈决定了"东转战略"内外政策实践的不同,使得俄罗斯的远东开发战略面临阻碍。文章通过国内政治的视角来考察"东转战略"在内外政策实践上的不同,有利于进一步思考俄罗斯战略决策过程的发展与演变,从而为探究"东转战略"的未来走向奠定坚实的基础。     

反智主义与霍夫施塔特困境

"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一词因为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在1963年的出版而变成了研究美国政治、美国政治文化和美国历史的一个"标准"概念,在学界内外都产生了长盛不衰的影响。本文以霍夫施塔特的学术生涯和美国史研究路径为起点,叙述《反智主义》创作的历史背景以及其与霍氏学术谱系的关系,通过对《反智主义》内容与观点的解析,延伸讨论"反智主义"概念的有效性和局限性,力图揭示一种可被称为"霍夫施塔特困境"的现象——自由派知识分子如何在一个高度"民主化"和"反智化"的美国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拜登“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理念、方略及前景

"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理念是民主党建制派精英对特朗普主义兴起以及2016年民主党大选失败进行反思的结果,其内涵上强调外交与内政密不可分、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等施政原则,同时深受具有温和现实主义倾向的国际自由主义、以中派面目低调呈现的左翼进步主义、以多边主义为旗号的制度霸权主义、以民粹和保守为内核的特朗普主义等国际政治观或流行思潮的塑造。受此影响,拜登的外交方略虽在姿态上有意与特朗普主义保持距离,但实际上完全吸纳其民粹主义经贸政策内核并保留其胁迫外交选项,还试图通过调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自由国际主义与民粹主义、多边主义与制度霸权为其民粹主义内核裹上色彩斑斓的外衣。就其本质而言,"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较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民主党建制派对民粹主义的再包装,是改头换面的"美国优先"原则的再出场,前景并不看好。     

“普京主义”的社会基础与2012年总统选举之后的俄罗斯政治生态发展趋势

"普京主义"是由普京及其侧近政治精英倡导并开创的俄罗斯所特有的"克里斯玛"型政权组织形态的变种,其特征包括但又不限于高度集权的总统制及领袖崇拜、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和主权民主意识形态的交织与融合,而且仍在持续的演化。2012年俄罗斯总统选举的结果标志着俄罗斯梅普组合"双头政治"格局的结束以及始于2000年并可能持续至2024年的"长普京时代"新阶段的开始。以强国、威权为主要特征的"普京主义"或将继续左右俄罗斯的政治生态。"普京主义"不同于经典意义上的"全能主义"和"威权主义",而是俄罗斯转型时期的产物。普京通过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制度安排,克服了叶利钦时期俄罗斯转型的"制度陷阱",摆脱了国家治理危机,满足了俄罗斯民众对于秩序、稳定和发展的期许,从而在俄罗斯形成了特殊的"普京多数"现象,构成了"普京主义"的社会基础。然而,俄罗斯经济的稳定发展催生了新中产阶级的兴起,选民结构的代际变化,以及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勃兴,逐渐消解了"普京主义"的正当性。随着一个与"普京多数"针锋相对的"去普京多数"群体的崛起,普京政权正面临着日趋严峻的挑战,可能出现五种不同的发展前景。     

没有地区主义的东亚合作

针对当前东亚地区主义发展面临的困境,有关争论的焦点已经从关注传统的内部因素差异和外部美国阻碍的初级阶段推进到了对制度变量的关注,但争论双方都普遍接受存在东亚地区主义这一前提假定。然而,地区合作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地区主义,存在着一种没有地区主义的地区合作。文章通过对严重泛化、经济化和扭曲化的地区主义概念的重新界定,把地区主义与地区合作区分开来,质疑所谓东亚地区主义本身的存在;以对地区主义概念的推导为基础,提出了一个包含三个检验标准的初步的检验框架,以检验地区主义的存在;应用该框架分析了东亚地区合作的目的和起源、机制现状以及外部因素,认为东亚不存在地区层面的地区主义。在中国崛起并优先寻求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背景下,亚太跨地区主义而非东亚地区主义将是未来东亚地区合作的前景。     

民主化和区域主义相关性研究:东盟的地区实践

民主化的实践对于东南亚区域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东南亚地区合作的不断推进,政治转型成为该地区当下所面临的重要议题。本文拟结合民主化与区域主义两者关系的分析,探索传统上以精英为主导的区域主义正在经历的深刻嬗变。研究表明,民主化对于东南亚区域主义发展范式的影响是复杂的,以公民社会为主要载体的参与式区域主义方兴未艾,两种类型的区域主义勾画了东盟地区治理的图景。     

新东亚区域主义发展及其影响

东亚区域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表现为东南亚次区域主义的发展.第二阶段是从90年代中期至今,其特点包括:区域主义由东南亚发展到整个东亚;经济合作与政治、安全合作同时发展;开放性与板块性并存;东盟发挥主导作用与中、日逐渐愿意承担更多义务同在;开始构建东亚认同的进程等.东亚区域主义发展将使中日两国可以更多地在区域合作框架内处理相互关系,以开放的区域主义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在东亚形成"反独促统"的区域框架.     

当代美国政治的“种族化”现象探析

伴随政治极化一同出现的美国政治"种族化"现象在特朗普时代越来越严重。政治精英和选民根据种族议题划线,选择政党联盟,致使两党在种族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增大,中间派消失。种族保守派与蓝领白人大量涌入共和党,构成共和党胜选联盟的关键选民。民权运动后,经济问题的种族化同白人身份政治相结合,加上两党"狗哨"政治的推动,使种族主义成为现代选举政治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奥巴马时代"种族化"的溢出效应延续至今,是政治种族化加剧的重要现实原因。2020年大选临近,两党和民众在种族问题上预计将进一步两极化,这一趋势很难逆转,并将深刻影响美国政治的运作与走向。     

美国学界对美国政治的研究

美国政治是美国政治学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美国学界关于美国政治的研究汗牛充栋。根据对美国政治性质的不同界定,美国学界对美国政治的研究形成了地区主义、阶级冲突、多元主义、精英主义和共识主义等五个主流研究范式。同时,美国学界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也受到了社会方法论发展的深刻影响。在历史上,美国学界对美国政治的研究分别受到了德国国家学派、行为主义革命、理性选择理论、新制度主义革命的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美国政治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新加坡:权威主义,还是精英民主?

在新加坡的政党制度类型上,有些学者同意亨廷顿的观点,认为新加坡实行一党制,因此是权威主义国家.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本文从新加坡的政党制度是一党独大制入手进行研究,认为新加坡是有限民主国家,又由于新加坡在治国实践上奉行精英主义,因此认为它是精英民主国家.     

新书架

正下沉年代[美]乔治·帕克著刘冉译文汇出版社2021年1月第1版本书考察了美国最近30余年来的社会变迁和动荡,描绘出一幅政治、经济、文化交织的流动画卷,展现出美国社会结构的解体和下沉。作者从黑人女工、白人农民、政商精英和硅谷大佬的视角,     

美国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剖析

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对东亚政策进行大调整,出台了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东亚由此出现原生性地区多边主义与美国东亚多边主义并行发展的局面.内容上,美国的多边主义东亚新政策是在新形势下对其原有双边主义东亚政策的适应性调整.其在实践中表现为:将双边同盟关系合并或扩展成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各种三边合作机制,在与包括东盟在内的东亚各行为体建立或加强双边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各种小多边合作机制,以及选择通过成员资格具有开放性的“东亚峰会”机制加入东亚一体化.实质上,这一新政策与双边主义东亚政策一样是美国用以维持其东亚领导地位的工具.尽管美国的加入使东亚一体化的力量格局趋于平衡,但其带有很强的应对中国实力上升的色彩和将东亚一体化消解人亚太地区一体化中的意图,使东亚局势更加复杂和不确定.     

从自由国际主义到现实制度主义:国内政治与二战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变迁的逻辑

二战结束以来,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有效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带来的挑战,美国外交在实践中先后形成了针对苏联与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围绕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国际关系学界先后提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对两者进行整合与优化的现实制度主义等基本范式加以解释.然而,这些既有研究普遍聚焦于国际体系层次,对中观层面的逻辑关注不足,因此存在经验解释方面的问题.基于此,文章尝试在体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政治变量,通过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表明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生成及其变迁存在一种以内外互动为基础的底层逻辑,即不同时期国际体系压力与国内政治制度及经济结构之间的共振,使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力量产生了差异化和动态化的外交利益诉求,从而引发了国内政治联盟的周期性分化重组,塑造出相应阶段主导美国大国竞争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按照这一框架,二战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经历了以国内政治逻辑为导向的两次重大变迁,即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与两党冷战共识体制下的自由国际主义对苏竞争战略,以及政治联盟均势与两党对等极化体制下的现实制度主义对华竞争战略.基于此,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提供了阐释其对苏与对华竞争战略出现根本差异的新视角,其对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未来走向的影响应予以密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