澜湄合作中的非传统安全治理:从碎片化到平台化

澜湄地区的安全问题以非传统安全为主,涉及跨境犯罪、社会公共卫生、水与环境安全、信息网络犯罪等广泛议题,呈现出明显的复合性与联动性的结构特征,深刻地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自2016年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成立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澜湄合作给予广泛关注和多视角研究,但对于该机制框架下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还相对缺乏。长期以来,澜湄地区的非传统安全治理属于“碎片化”治理模式,机制拥堵,治理政策、资金、技术、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分散,且缺乏持续性,导致安全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澜湄合作机制成立后,从合作治理内容、结构、参与主体等方面,推动了非传统安全治理逐步向“平台化”模式演进和发展,从根本上促进了澜湄地区国家之间的务实合作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已将非传统安全合作列为重点合作内容,未来澜湄合作需要在治理范式创新、多层平台搭建、早期项目设计和收获等方面完善非传统安全治理机制,持续推动澜湄合作拓展和深化。     

“龙象并肩”:中印非传统安全合作

非传统安全合作是国际关系领域的新焦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关注日益凸显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恐怖主义、金融危机、跨国有组织犯罪、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移民难民、复合性自然灾害、自然资源枯竭或跨界资源冲突等。非传统安全挑战严重威胁着区域安全,东亚和南亚地区也不例外。审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地缘相连的竞争大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印双边非传统安全合作,从传统安全角度看,长期以来存在的领土争议是阻碍中印关系发展的核心问题,而从非传统安全角度看,中印之间的合作交流却超过以往。中印之间存在的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关联,经济安全、能源安全、民族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水资源安全、流行性疾病、海洋安全、生态安全等领域是双方能够实现合作的非传统安全优先领域,而"和合主义"理念范式与"多元共赢"合作模式为中印之间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从而展示出中印共同携手发展的可能与前景。     

美学者论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1998年底出版保罗·斯代尔斯主编的《新安全议程-全球纵览》一书,概述了“非传统安全”的缘起及主要国家和地区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摘介如下: 一、非传统安全的涵义 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形势相对缓和,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地位相对下降。许多国家开始关注非军事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及其防范措施,如恐怖主义、种族冲突、环境恶化、粮食和能源短缺、毒品交易、跨国犯罪、人口增长和非法移民等。这些问题与传统的外部军事威胁相对,被笼统地称为非传统安全。     

孟中印缅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探析

孟中印缅地区面临的主要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三股势力"、跨境犯罪、传染疾病和自然灾害等。受政治互信不足、利益认知差异、经济实力制约以及域外大国干扰等因素影响,当前孟中印缅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多边合作缺乏,合作范围狭窄,机制化水平较低。要加强孟中印缅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中国应积极倡导并实践新安全观和亚洲安全观,稳步推进合作机制建设,主动提供公共产品,并与域外大国加强协调与合作。     

中俄毗邻地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初探

冷战结束后,中俄毗邻地区传统安全威胁消除,而“三股恶势力”、非法移民、跨国犯罪、人口危机、能源和食品匮乏以及生态破坏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渐突出,亟待两国合作解决。相互一致的国家安全利益和内容趋同的新型安全观是中俄安全合作的基础。建立中俄非传统安全风险和危机的预警防范和应急处理机制,进而构筑东北亚次区域集体安全机制,是我国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的对策选择。     

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官方虽然在世纪之交就已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这一“新安全观”阐述的是对外方安全方面的非传统安全保障途径与措施,而没有涉及内部安全及更广泛的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而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也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超越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综观内外及其他各方面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时,中国官方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秉持的依然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及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认识和处理,具有系统的非传统思维和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也论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非传统”,是因为它关注和强调了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总体”,是因为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用非传统思维统合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要全面兼顾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论述,更要重点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涉及的各种过去长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非传统内容;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含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南亚非传统安全形势及其对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伊斯兰国的兴起,南亚的安全形势逐步恶化,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日趋严峻。南方丝绸之路所涉及的范围覆盖了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的广大地区,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区域,特别是南亚地区,人口多,地域广,其稳定和发展对我国西部的发展关系重大。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该区域内多数国家长期深受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自然灾害和民族宗教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严重影响该区域内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究其原因,民族、宗教和贫困等问题是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根源,也是建设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潜在风险的多元化趋势

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一直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中亚地区在国际社会和相关大国的协助下实现了无核化,并与中国、俄罗斯等国成功解决边境地区军事安全问题。当以军事威胁为主的传统安全问题大大缓解后,中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就突出地呈现在各国政府面前。中亚地缘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非传统安全因素生成的跨国性和地区性,仅凭个别国家能力很难有效治理。而中亚各民族国家曲折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错综复杂的关系,制约着地区各国建立起有效的地区治理机制,致使中亚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一直存在、发酵、升温。这一趋势如仍不能引起中亚各国和国际社会予以足够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势必成为威胁地区安全的重要隐患。独立25年来,中亚各国高度警惕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渗透和蔓延的危险,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打击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等联合行动,"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得到有效治理。但存在于各国高度关注之外的民族关系、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等"非典型意义"上的非传统安全因素仍然不断积累,并正在对地区安全形势产生负面影响。     

试论非传统安全合作对东盟国家间关系的推动作用

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促使区域层次开始凸显为国家间安全合作的主要平台,安全地区化态势使地区合作成为一种新的安全、发展和战略思维。东盟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进展以金融危机为分界线,随后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爆发促使该领域的合作在地区层面展开。通过对非传统安全合作促进东盟国家合作的多层面分析,可以推断,非传统安全问题将在广泛领域内推动东盟国家间合作,而不仅仅局限在非传统安全领域。     

中国官方非传统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与逻辑构成

中国官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关注和重视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先是以“新安全观”的名义,在国际场合提出一种非传统的国际安全观,后又以“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提法,在中国国家安全实践中表达了一种非传统的安全威胁观,最终在2002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非传统安全观。此后,中国的非传统安全观不断发展和丰富,在理论内在逻辑上既有对安全构成要素的非传统认知,又有对安全影响因素和安全威胁因素的非传统认知,还有对安全保障问题的非传统认知,而且在这些方面又都包括了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两个领域以及国家安全中的对外安全与对内安全两个方面,因而成为一种比较全面系统的非传统安全观。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展开的国家安全论述,再次从安全构成要素、安全影响因素和威胁因素、特别是安全保障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彰显了中国这种既包容非传统安全问题又包容传统安全问题的综合性非传统安全观,其中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开创了一条国家安全保障顶层设计的新思路,在法治尚不健全的中国具有强烈的非传统安全保障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