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IMF总裁卡恩案看国际组织的豁免权

国际组织的职能性豁免是随着联合国的建立而确立起来的。国际组织豁免是一种职能性豁免,意味着国际组织职员只有在从事公务行为时才享有豁免权。职能必要是判断公务行为与非公务行为的主要标准。在卡恩案中,卡恩的行为纯属私人事务,与公务职能无关,故不受豁免的保护。     

国际组织豁免的理论依据

国际组织豁免的理论依据是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法上的一个基本问题,有关该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国际组织豁免与国家豁免和外交豁免的理论依据各异。职能必要理论是国际组织享有豁免的主要理论依据,同时国际组织豁免存在的其他理由是对职能必要理论的补充。明确国际组织豁免的理论依据,有助于国内法院在裁决涉及国际组织豁免案件的司法实践中作出正确的法律推理,在国际法的教学实践中可以对国际法上三种豁免制度的理论依据作出清晰界定。     

论国际组织放弃豁免的方式

国际组织享有豁免,可能使得遭受国际组织及其代理人行为损害的私人无法得到司法救济。为了避免或至少减轻豁免给私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在实践中由国际组织放弃豁免,然后认可国内法院的司法审判权,是平衡国际组织豁免权和私权的有效途径。对于国际组织放弃豁免的方式,历来看法各异。明示放弃豁免是被普遍接受的方式,但预先放弃豁免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则成为学界的公案。而关于国际组织的豁免能否默示放弃,争论尤多。论证和澄清上述问题,对国际组织豁免理论的完善以及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内司法与外交部门的实践均具有重要意义。     

论公司高级职员与公司的关系

我国《公司法》的调整对象为在我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在学习这两大公司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公司的高级职员。因此公司高级职员与公司的关系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将公司的高级职员分为具股东身份的董事、监事,董事会聘任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等和董事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三类,进而对高级职员与公司的关系进行分析。具股东身份的董事、监事是公司的股东,除了应当履行公司高级职员的义务外,还享有股东权利,应履行股东义务;由董事会聘任的经理等高级职员与公司之间是一种劳动合同关系;董事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本身是公司职工,经公司职工选举成为公司高级职员,与公司也是一种劳动合同关系。无论公司的高级职员从何产生,都在《公司法》的调整范围内,应当遵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分析国际辩护律师职能豁免

近年来国际辩护律师在国际刑事司法机构上履行辩护职能而遭国家干涉的情形日益增多.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庭规约中均未明确包含国际辩护律师豁免问题的条款,这为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正常运作留下不确定因素.通过分析国际性与区域性国际法律文件,探讨该问题的人权保护法理基础,国际辩护律师职能豁免应该得到承认.     

国际组织管辖豁免：从绝对豁免走向限制豁免

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国际组织享有豁免权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但是,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国际组织豁免权也遭遇了严重挑战。尽管如此,国际法的实践表明,国际组织管辖豁免尚未如国家管辖豁免一样从绝对豁免发展为限制豁免。当事人＂诉诸法院之权利＂作为国际组织豁免的制衡器,还没有发展成为习惯国际法,国际强行法也并不必然具有否定国际组织管辖豁免的效力。从人权保护角度讲,如果要维护国际组织豁免权以保障其独立行使职能,就要积极寻求完善相应的替代争议解决机制,保障当事人寻求正义权利的实现。     

卡恩性侵案背后的"罪与罚"

通常而言,国际组织及其组成人员对履行职能的公务行为享有豁免,而非享有任何超越其职能需要的豁免权。这就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只就其公务范围内的行为享有豁免权,而其私人行为则不受豁免权的保护。     

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执行中的国家豁免

主权国家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执行中享有多大程度豁免,是主权国家参与仲裁实践带来的新问题。涉主权国家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执行,要同时适用《纽约公约》和法院地的国家豁免规则。理论上,由于管辖豁免与执行豁免的分立,国家享有豁免的程度仍存有分歧。实践中,由于执行地法院只适用本国的国家豁免规则,同一仲裁裁决在不同国家法院的命运不尽相同。总体上,因限制豁免论的广泛采纳和支持仲裁政策的影响,涉主权国家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有被执行的趋势。坚持绝对豁免论、分散而简单的立法、缺少规则积累的实践是目前我国在国家豁免领域的主要特点。理论上采纳限制豁免论、在不超出国际条约义务下尽快立法、实践注意规则的积累乃解决之道。     

论欧洲联盟机构及其职员的特权与豁免

本文通过评介欧洲联盟特权与豁免的理论依据、欧洲联盟机构及其职员的特权与豁免、与欧洲联盟行使积极与消极使节权相关的特权与豁免等几个方面 ,论述欧洲联盟特权与豁免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国际法上特权与豁免制度的发展。     

国家豁免对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有效执行的影响及其克服

在国际社会对国家豁免问题逐渐由绝对豁免主义向限制豁免主义转向的趋势下,执行豁免依然具有较强的绝对性。这对国际投资仲裁案件的承认与执行产生了较大的阻力。在限制执行豁免的途径选择上,有些国家主要采用设置类型化的豁免例外条款、保留行政权适度参与和有效利用对等原则等,有些国家通过判例实践来实现执行豁免认定标准的确立。这些方法的背后,暗含着对维护国家利益与促进经贸发展两方面的利益权衡。面对参与国际交往与竞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仲裁风险,中国宜改变长期坚持的绝对豁免立场,在加强限制豁免立法的同时坚持互惠原则,灵活地维护国家与国民的利益。面对执行豁免于短时间内难以突破的现实,我国投资者亦应当充分做好投资前的防范准备,并在裁决执行遇阻后积极寻求多样化的补救措施。     

National Courts,International Crimes and the Functional Immunity of State Officials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xtent to which state officials are shielded from foreign jurisdiction by functional immunity when they stand accused of committing...     

论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组织

国际社会的组织化是同全球化互为因果、彼此促进的历史进程,其标志即为国际组织的繁衍并活跃于国际事务的所有方面。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作为性质不同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国际组织法由规范、调整政府间国际组织行为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组成,是国际法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着重研究国际组织的机构法、程序法及其法律秩序。对国家而言,国际组织是一种现实的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中国应更加重视和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     

国际组织法律人格滥用与成员国的责任

长期以来，成员国应否对国际组织的不法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存在较大争议。这一问题不论从理论上押或实践上都涉及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问题。从本质上而言，如果国际组织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成员国不应对国际组织的债务承担责任。但存在一些例外情况，在此情况下，必须刺破“国际组织的面纱”，由成员国承担共同或连带责任。关于国际组织的“主要责任”和成员国的“次要责任”赔偿顺序问题，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理应有权自主决定责任国或责任国际组织的先后次序。次要性并不意味着在处理求偿要求方面必须按照时间顺序进行。     

非政府组织：国际法律秩序中的第三种力量

近几十年来 ,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活动中迅速崛起 ,使现代国际法律制度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非政府组织作为有别于国家和政府间组织的“第三种力量” ,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律制度的民主化 ,但在其“三角关系”中也孕育着某些危险的因素。为此 ,应当考虑以联合国为基本组织框架建立一种适当的机制 ,以便进行规范和协调。     

析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动因

犯罪组织黑社会化,是指一般的犯罪组织与社会规范背道而驰、恶性发展成黑社会组织的过程。犯罪组织成员欲获取更大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心理需求,转变为犯罪组织的意识,推动犯罪组织去牟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即推动了犯罪组织的黑社会化,这是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个体动力。犯罪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满足组织成员的需要,必然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从而推动犯罪组织的黑社会化,这是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组织动力。因此,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是犯罪组织黑社会化的根本动因。     

解析分立程序中公司高管的责任

盖公司分立,系将被分立公司主要或者全部的营业或资产,移转给承受公司继受,以此作为换取承受公司发行新股之对价,惟当承受公司之股份尚不具备在股票市场流通之客观价值下,对被分立公司股东的权益也将因公司资产的移出而稀释;尤有甚者,公司分立制度的运用,大都是规模庞大的企业,其经公司分立后,自实务运作结果观之,当换股比例不适当时,股东所受的损害更属重大。按是否采用公司分立,公司高管仍握有绝对的主动提案权,相对于公司利害关系人股东,仅居于被动的对公司分立之议案,行使是否同意的权利而已,且即使公司分立必须经由意思决定机关之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