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与问责:澳门特区官员问责制审视

官员问责制是责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澳门特区政府适应社会变革对政府责任的新诉求,于2009-2010年集中推出了与官员问责制相关的系列法律规范,从责任主体、责任范围、责任类型以及问责程序、问责后果等方面构筑了官员问责制的基本法律框架,并体现出兼具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的混合型特征。作为一种新制度规范,要使官员问责制取得预想的法律效果,还需要配套与完善程序性与细则性规范,并改革为其提供前提条件的行政授权制度。     

我国责任政府的构建：基于完善行政问责制视角下的思考

要构建责任政府,必然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对政府官员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以保障责任切实履行的制度规范。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责制是有效的可选途径。本文初步研究了进一步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对策。     

从公共职责理论看我国官员问责制的优化

从西方的公共职责理论看,我国近年来实施的官员问责制离真正的民主问责制还有相当的距离。要使我国的官员问责制达到促使官员忠实履行职责、对其行动负责的根本目的,应在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主体和问责程序等方面加以规范。     

官员问责制:政治文明的标志

一、官员问责制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和标志。官员问责制,是指当行政官员未能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或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力、违反法定职责和义务时,由特定主体追究其责任,令其承担某种否定性后果的一种     

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发展变迁与现实思考

责任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领导干部问责制逐步完善。但问责制的实施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问责不足与泛化并存、不良文化阻碍问责文化塑造、被问责干部复出失范等。鉴于此,应坚持问题导向,从精准问责、培育问责文化、健全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上着手,推动领导干部问责制更加科学、合理、高效。     

论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构建——兼谈《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伴随着问责制的常态化,问责官员的复出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目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两大特点就是无序性和隐秘性,严重损害了问责制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制的缺位。《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之前的不足,但仍然不够健全和完善,应构建问责官员复出的科学机制:一是对问责官员进行分类管理;二是健全问责官员的跟踪、考评机制;三是完善公开、公正的官员复出程序;四是建立违规复出责任追究机制。     

论党政官员问责制——关于党政官员问责的概念、模式、程序和趋势研究

针对一部分官员存在职务不作为、职务违纪违规、职务犯罪三种违规症候,党和国家采取了对应的三种追究形式,即官员问责、纪律处分、刑事处罚。其中,党政官员问责制就是侧重职务不作为或不当作为导致重大事故发生的追究形式。党政官员问责制的模式包括六大要素,即主体、对象、范围、形式、程序和结果运用等。实施党政官员问责刺,一要精确把握“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和相关法律法规的精髓;二要对官员问责具体涉及的法律法规、过错事实、官员过错与重大事故的因果关系、责任追究的种类十分清楚;三要明确问责主体（决定机关、办事机关）和问责程序并严格按党纪和相关行政法律法规办事。     

论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构建——兼谈《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伴随着问责制的常态化,问责官员的复出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目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两大特点就是无序性和隐秘性,这严重损害了问责制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制的缺位。《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之前的不足,但仍然不够健全和完善。我们应当构建问责官员复出的科学机制：一是对问责官员进行分类管理;二是健全问责官员的跟踪、考评机制;三是完善公开、公正的官员复出程序;四是建立违规复出责任追究机制。     

加强与政府官员问责制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建设

在现阶段,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已经有所发展,但官本位、家长本位、潜规则等政治亚文化仍然制约着官员问责制的有效运行。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看,大力加强与政府官员问责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是推动政府官员问责制发展的必然选择。     

完善我国政府问责制的对策思考

政府问责制是我国责任政府建设的关键。政府责任缺乏明确界定、政府权力缺乏刚性约束、对政府官员失责违规行为缺乏有效追惩以及异体问责功能虚置等,这是目前我国政府问责制建设面临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强政府责任立法,明确政府责任;强化制度建设,给政府权力以刚性约束;充分发挥人大、新闻舆论和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与问责功能,实现异体问责为主和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增强政府对社会的回应度。     

反思与厘定:行政问责制概念再探讨

我国意义上的问责制就是指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制不是包罗万象的责任综合体,而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行政问责承担的是一种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其问责对象应是各级政府首长以及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问责范围是因社会重大公共事件而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或重大经济损失,以致有损政府和官员形象的行为。应将行政问责严格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避免泛化、滥化倾向。     

公共卫生事件的行政问责制研究

近年来,公共卫生事件时有发生,对整个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行政问责制是打赢公共卫生战役的重要举措,对于行政主体而言能够摒弃"官本位"观念和机械行政的惯性,同时也符合权责相一致的行政法基本原则,有利于进一步塑造政府官员队伍负责任的良好形象.但是当前公共卫生事件的行政问责制表现出了诸多不足,如行政问责法律滞后、行政问责机制不完善、行政问责文化缺失,等等.为此,从理论基础、法律依据、制度体系与配套机制等方面入手,重构公共卫生事件的行政问责制,对建立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有重要意义.     

地方政府责任与问责制中的制度困境简

制度是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我国地方政府问责制的构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是制度问题，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官员晋升制度、法律问责制度以及社会问责制度中存在的系列问题导致我国地方政府责任界定模糊，问责制也未真正达到制度水平。     

行政问责制的合法性及其危机

行政问责制的实施是为了使履行政府职能的公共管理主体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自实施以来,其控制成效和发展势头表明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基础。但是,行政问责制的问责主体缺失、问责内容有失公正、问责标准不明、问责程序不科学,尤其随着问责官员悄然复出,人们对问责制的可信度提出质疑,从,而也表现出了其存在明显的合法性危机。     

政府部门责任的动态维度与过程问责制研究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对严肃吏治、整治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忽视了政府部门责任的动态维度，问责制停留于“事后监督”状态，引发了诸多新的社会问题。实施过程问责制不仅可以有效发挥问责制的追责功能，而且能够实现问责制的激励功能和防范功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构建过程问责制运行的社会平台，确保行政问责制常规化、法制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民主。     

从行政伦理的视角浅析官员问责制

官员问责制作为行政伦理的一部分,在实施中依旧存在着问责法律缺失、问责范围狭窄、问责标准模糊、问责程序混乱、问责结果单一、问责监管不力等一系列问题。应该从完善行政伦理立法、建立行政伦理监管机构、优化官员的道德约束机制、重视行政组织文化建设、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等方面来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官员问责制。     

社会问责与我国监督体制分析

在西方发达国家，问责制是一种追究公职官员责任的最基本、最常用的制度，某官员出现失职、渎职并造成不良后果或损失，或者出现个人行为不端、生活丑闻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等问题，该官员立即就会出来公开道歉，甚至辞职，情节严重的，还将导致其上司公开道歉或辞职。2004年4月由SARS事件引发了社会对“官员问责制”的广泛关注，带动了对我国行政问责的理论研究和问责实践的探索。作为行政问责的有益补充，社会问责在政府外部监督方面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我国的行政问责机制起步较晚，对于如何建立一个有效地问责机制，使之能加强我国的行政、社会监督体制是本文所要阐述的。     

优秀领导者的四个标准

<正>一、领导者首先是觉悟者所谓的领导能力问题,首先是觉悟问题。求知与领悟而后行动,是领导人执业的前提与资格。否则,你就不配、也没能力当领导者。(一)觉悟意味着先知,先知才能先觉。(二)觉悟意味着学习,先学才能先知先觉。(三)觉悟意味着要敢于超越经验。(四)觉悟还意味着责任。觉悟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责任。作为一个觉悟者,要敢于承担责任,勇敢地面对所有不确定性的与可能的失败。而领导者的表率作用,就是觉悟的最具体体现。二、领导者一定是传道者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行政问责的实践困境与法治化对策分析

行政问责,是特定问责主体针对政府及其官员就其权力的行使和职责的履行情况而实施,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行政控制机制。目前,在我国,由于制度缺失,致使行政问责实践中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为此,我国应该大力完善行政问责制,加快行政问责法治化进程,建设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从而不断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领导者要树立新的人才观

用人是领导者的基本职能,会用人是领导者必须具备的能力,也是衡量领导者成熟称职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要当好领导者必须树立新的人才观,从而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用好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