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行政法与政府管制法的关系

政府管制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政府管制与行政管理、政府管制法与传统行政法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各种要素得到展现。从政府管制法与传统行政法、传统经济法关系的角度对行政法学体系进行再认识,可以将政府管制法作为建立在行政法一般理论基础上的一个重要分支来(亚部门法)开展研究,这对于推进政府管制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     

放松管制和强化管制并举——论转型期我国政府管制的路径选择

从西方的政府管制改革的经验,并结合我国转型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转型经济中我国政府管制的改革必须采用一套松紧相宜的管制制度,走一条放松管制和强化管制并举的道路。一方面,放松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的严格的行政审批的政府管制;另一方面,要对现有管制中不足的地方予以强化充实,解决政府管制中的越位和缺位问题,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管制体制。     

政府管制失灵成因及其法律规制

由于政府管制者符合“经济人”的假定、政府管制者的信息严重不足或失实、政府管制者的多层次性、政府管制者与利益集团的博弈等原因,致使政府管制行为失灵。为此,必须建立规范政府失灵的措施以防止政府管制失灵。本文主要论述了如下措施:建立国家机关控权、社会控权与行政权自控机制相结合的控权机制,建立实体控权、程序控权、救济控权相结合的控权机制,实施管制成本效益分析、有效选择管制方式等措施。     

内部劳动力市场政府管制的法律问题

政府管制制度始于劳动领域,从劳动基准、劳动合同到集体劳动关系管制,无不以劳工的健康和安全为价值取向.内部劳动力市场管制的正当性由市场失灵等政府管制理论和职业安定权理论所诠释,而内部劳动力市场管制“度”的法律控制则表现为如何处理政府管制和劳资自治之间的关系.以国际劳工标准、国际惯例和国情为参考因素,在内部劳动力市场管制诸要素方面进行系统改革,才有望扭转我国劳动关系整体临时化的畸形格局.其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实行独立、多元政府管制尤为重要。     

城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的政府管制及其改革——兼论“十一五规划”指导下的管制创新

城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属于城市公用事业,政府一般对其实行管制政策。我国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的政府管制由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包括市场准入管制、价格管制和质量管制。然而,由于管制政策设计上的缺陷,管制效果并不理想。针对管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应该在理顺管理体制的基础上,采用激励性、协商性的管制方式,对管制内容进行调整,在管制与放松管制之间寻求平衡。     

政府管制的竞争评估

政府管制会影响市场竞争。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各国开始逐步放松或解除管制,政府管 制对竞争的影响逐渐减弱。当开始进入高品质管制阶段后,政府管制对竞争的影响将降到最低程度。然而, 只要政府管制存在,就会对竞争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竞争评估制度在防范和纠正政府管制对竞争的影响方 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竞争评估体系。我国目前处于传统管制向现代管制的 转型阶段,政府管制对市场竞争的影响还非常大,解决此问题的最有效方案应是建立竞争评估制度。而探索 实施竞争评估制度,离不开竞争评估体系的构建,这涉及评估对象的选择、评估内容的确定以及评估主体的设 置这三个核心组成部分。     

企业社会责任议程的管制：现状与启示

企业社会责任议程的管制可分为企业自我管制、政府管制、公民社会管制三种模式。当前，间接立法管制成为各国首选，软法措施日益盛行，公民社会通过诉讼方式管制企业社会责任议程成为新亮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议程的法律制度化问题尚处于初级阶段，政府必须对现有的政府／企业／社会关系框架进行重新思考，强化民众通过诉讼获得正义的权利，并以“市场的自发对抗”补充“国家的立法干预”，跳出“强政府、弱社会”的路径依赖。     

论设置自然垄断产业政府管制机构

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对原有的自然垄断行业的政府管制机构进行了改革。为打破行业垄断,我国建立独立的政府管制机构并完善管制法规为必要之举。但是随着反垄断执法机构与政府管制机构的同时介入,必然会引起两者之间在某些领域管辖权冲突,为此,需要从制度安排上避免出现这种冲突。     

对我国公用企业价格管制制度的思考

随着公用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我国政府对公用企业价格管制力度正在逐渐减弱。与此同时,目前的管制制度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真正发挥有效管制的作用,甚至助长了公用企业的垄断行为。国家必须采取措施完善公用企业的价格管制制度。     

浅谈交易成本视野下的政府管制

在政府管制中引入经济分析的动机是希望我国政府管制机构能像企业一样,在相应约束条件下更有效率地配置资源。本文从交易成本理论出发,针对我国政府管制的现状,从宏观的视角对政府管制过程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了比较分析,不仅重新阐释了政府管制的必要性,同时亦提出了建构政府管制框架的具体建议,以此引导政府管制更为规范和有效地运作,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政府对新闻自由管制标准管窥

新闻自由与政府管制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 ,没有政府管制的新闻自由会导致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侵害 ;没有新闻自由的政府管制会导致专制与独裁。对新闻自由的管制 ,最重要的是确定管制标准。美国的新闻自由管制标准主要有“明显且即刻危险原则”和“逐案权衡原则”。我国宜在区分“公言论”与“私言论”的基础上 ,分别借鉴“明显且即刻危险原则”和“逐案权衡原则”确立对新闻自由管制的标准。     

构建政府管制与企业政治行为良性互动的思考

无论是转型国家,还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为了适应政府环境的变化,千方百计将政府管制等外生变量转化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动力,企业在政府管制中的政治行为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本文对相关理论进行了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企业应对政府管制的政治行为进行了分析,进而就如何构建政府管制与企业政治行为的良性互动机制提出了一些看法。     

谁来监管监管者——对中国管制之路的探索

管制涉及的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政府控制市场行为的重要手段.本文从管制在现代行政法上的意义入手,运用制度比较方法与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管制均衡的瓶颈和管制改革的举措,并在最后对中国的管制之路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谈专利法律中专利实施过程的政府管制

政府管制对开展专利实施活动有着直接的重要影响。国外虽有政府管制程度的不同,但都选择了通过立法来进行专利实施的政府管制。我国应借鉴国外专利法律,通过修改、完善专利法律来充分地、科学地发挥专利实施过程中政府公权干预力,依法实施政府管制,为专利实施提供持续的动力和保障。     

我国政府优先购买权的功能审视与制度重构

我国政府优先购买权制度实效缺失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功能定位有偏差。其核心功能本应是"辅助规划实施、实现公共利益、重置土地发展权以及公平分配土地增值收益",但现行立法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作为其要件,极大地限制了其作用空间。为充分发挥政府优先购买权特有的制度功能,应当在制度上转型和重构:建立特定规划发展区域的政府优先购买权;将政府优先购买权的客体由土地扩展至不动产;放宽政府优先购买不动产的价格限定;优化政府优先购买权的实施机制;强化对政府优先购买权的自由裁量约束和外部监督。在此基础上,实现政府优先购买权与不动产征收、土地收回、土地收购等制度的功能互补,进一步健全我国土地利用管制制度体系。     

公司法中的“政府管制”:理论争议与立法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明显具有强制性的特征,公司法在1993年颁布并实施,经1999年首次修订、2004年二次修订,于2005年修正,沿用至今。由于我国引入公司与公司法的时间较晚,对于公司治理方法尚未成熟,公司的管理还较为倾向于政府管制,政府管制不仅包括政府管制的方法、发展目标、发展政策和公司结构等,还包括司法对公司的一种强制性处理管制。本文针对公司法中的"政府管制"理论争议与立法政策进行分析,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管制经验结合我国公司法中的不足提出讨论问题,并探讨了立法政策对公司法的影响。     

论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管制

自然垄断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对原有的自然垄断行业的政府管制机构进行了改革。但是随着反垄断执法机构与政府管制机构的同时介入,必然会引起两者之间在某些领域管辖权冲突,需要从制度安排上避免出现这种冲突,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有效管制的实现,这当中应特别注意对自然垄断行业价格的管制。     

制度变迁、利益冲突与管制重塑——立足于婚检管制模式演变的考察

身处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内容复杂化的全新管制背景之下,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应当善于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和取舍,进而形成相对较好的管制政策,实现现代行政法增进公共福祉的时代机能.我国婚检制度变迁的背后蕴藏着复杂的利益冲突,强制婚检与自愿婚检管制模式彰显出管制者对相关利益诉求的艰难抉择.面对当下婚检管制背景的变化,应当从目标的适度修正和手段的合理选择上对现有的管制政策进行结构重塑.     

论竞争法主管机关与产业监管机关的管辖权划分

竞争法主管机关与产业监管机关对受管制产业竞争行为的管辖权划分,需要考察三重维度:以政府管制与竞争政策的差异性为横向维度;以管制革新与过渡性产业的竞争政策实施为纵向维度;以产业管制密度及其对竞争政策的贯彻为个别考察维度。我国的制度构建应充分考虑上述三重维度,合理划分、协调反垄断法主管机关与产业监管机关的管辖权。     

行政法研究疆域的拓展——以案例分析为切入点

对于福州市“禁售电动自行车”案的审理,应作三方面考量:合法性考量;政府管制政策作成过程的公众参与程序,并设计分散化利益主体权利救济机制;政府在电动车管制领域,应基于环保和安全两大政策目标综合采用自我规制、激励机制、标准、处罚等多种政策工具。从三层次案例分析可以透视行政法研究疆域的扩展:即在合法性考量外,应在“立法和行政”环节建构制度、设计管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