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确认不侵权之诉的探讨

在我国,知识产权权利人对权利的滥用引发了确认不侵权之诉的产生,它的效力有赖于对其性质的理解。确认不侵权之诉为知识产权外的其他领域提供了一种预防性救济的思路。但在扩大适用领域的同时,为遏制确认不侵权之诉被滥用,需要为其设置严格的起诉条件。     

知识产权滥用导致的两类垄断行为方式分析

随着知识产权进入贸易领域,知识产权滥用所导致的垄断行为日益严重,在知识产权领域惩治垄断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已经成为世界多数国家反垄断法律制度和世界贸易组织相关法律规范的重要内容。本文采取比较研究和例证分析研究等方法对知识产权滥用所导致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联合限制竞争两类垄断行为的表现方式进行了分析,以期对我国反垄断立法和法学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论中国知识产权垄断法律控制制度的指导思想

加入WTO以来,在华跨国公司知识产权垄断已给我国市场竞争自由和民族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危害,但我国有关知识产权垄断的法律控制制度尚未真正确立,无力回应和解决实践中危害严重的知识产权垄断问题,因此,系统构建中国知识产权垄断法律控制制度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而遵循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既一致又冲突的矛盾规律、兼顾鼓励创新和保护竞争双重价值目标、选择符合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垄断控制立场等,则应成为构建这一新制度的指导思想。     

知识产权的专有性与反垄断规制探讨

知识产权的专有性是一种合法的垄断.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使知识产权保护客体不断增加,破坏了知识产权制度自身设计的利益衡平机制,造成知识产权的滥用,须借助反垄断法的公权利加以规制和纠正,但在我国现阶段要想成功地规制知识产权领域的垄断行为仍任重而道远.     

透过案例看知识产权滥用问题

透过商标权领域的“彼得兔”案件、著作权领域的“玛吉尔”案件、专利权领域的“思科”诉“华为”等知识产权方面的诉讼案件可以看到,随着知识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中国加入WTO,知识产权的滥用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只有尽快完善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才能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     

知识产权利用与效益分配机制研究

探析了知识产权利用机制的法律内涵,并试就知识产权的利用机制、知识产权的效益分配机制、知识产权利用与效益分配机制的优化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了知识产权效益分配中社会各相关主体的利益平衡所涉及的价值判断与利益分配问题,揭示了知识产权利用中法律机制的逻辑关系,提出了知识产权在制度创设中须赋予双重性效益分配机制的立法建议,从而更有效地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     

法律拟制、机会主义行为与知识产权制度研究

法律拟制乃基于价值上的考量对两类不同事实赋予相同的法律效果的决断性虚构,通过创造法律事实,实现协调法律稳定性与社会变动性之间矛盾的目标,并推动制度发展。知识产权制度基于对客体的法律拟制得以构建,并在权利主体和内容方面也采用此立法技术。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审视,法律拟制既能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又可能诱发新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与知识产权制度三者间呈现耦合发展的三角关系。基于法律拟制理论,知识产权应当属于法定权利而非自然权利,应将规制机会主义行为作为知识产权制度的首要价值目标,并借助法律拟制推动该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论知识产权垄断行为的立法规制

知识产权的独占性或专有性,使知识产权领域滥用权利垄断的现象大量产生。从法理的角度分析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领域权利滥用行为进行规制的必要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首先对知识产权领域中垄断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然后着重剖析了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的必要性、执行依据及其规制的对象,最后对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制度之间的制衡关系进行了理性的思考。     

论知识产权制度的国家责任

经济全球化使知识产权制度成为国家经济政策的一部分.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知识产权制度应当以提升国家创新能力为目标,为更好的实现人权创造基础.知识产权的国家责任体现在两个方面:坚持知识产权的利益平衡,以及创造性地保护我国的优势领域.     

论重复诉讼的法律治理——以知识产权重复诉讼为例

重复诉讼一直是理论研究、司法实践中争议颇多的问题。本文从知识产权诉讼实务出发,着重针对重复诉讼的构成要件、重复诉讼的制度和实践及解决重复诉讼的对策进行论述。其中,对于构成要件的阐释,在主体上前后诉至少须有一方当事人同时参与两诉,在客体上,前诉和后诉的争议焦点共通。对于解决重复诉讼之对策,从基于网络技术完善立案审查制度、完善诉的合并制度、引入团体诉讼制度等方面进行制度构建。     

从利益平衡原则看知识产权制度生态化

知识产权法是以平衡知识产权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为基础建立的法律制度。利益平衡原则是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知识产权制度的生态化是面对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现实和环境保护一体化需求下的"回应型"制度现代化。知识产权制度以利益平衡理论作为其生态化的指导思想,阐明"生态化"是对知识产权的环境限制的理论实质。通过建立知识产权生态化的平衡机制,平衡环境公共利益与知识产权人私益的冲突,权衡环境权与知识产权的权利分配,最终实现以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为最终目标的知识产权制度生态化的重构和构建。     

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探析

知识产权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其不当使用会对公共利益造成极大的侵害。而现有的民事诉讼制度又不能对受损的公共利益提供救济,因此有必要构建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制度,文章论证了构建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对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资格、诉前禁令、诉讼费用等进行了具体的制度设计。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中的两个问题

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问题一直是知识产权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其中有两个问题尤其值得我们进行思考和研究:一是把计算机软件纳入著作权法或版权法的调整范围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所以我们应当在充分掌握计算机软件特性的基础之上,用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对其进行保护。二是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八条规定了软件著作权人所享有的一系列权利,大都是因袭了著作权法对著作权保护的规定,并没有考虑到计算机软件本身的特性。另外从保护周期等方面考虑,软件著作权保护中并没有解决利益平衡问题。     

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管辖、证据问题研究

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管辖问题和取证问题，是实践中承办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我国当前刑事程序中对知识产权案件的立案管辖和审判管辖都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从立法上来加以解决。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证据上问题上的最大困境就是取证非常难，可以通过加强陷阱取证的运用，扩大公证取证的适用，引入民事诉讼证据保全制度和对知识产权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等手段来加以改善。     

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的冲突与协调

知识产权保护与反垄断法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运用利益平衡的理论来寻找二者之间的契合点,并以此为指导建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和反垄断法的法律框架,使知识产权保护和反垄断法的最终目的得以实现。     

我国《物权法》规范下的征收征用制度

我国《物权法》中关于“公共利益”的表述是个抽象概念。为避免政府以“公共利益”为借口随意征收、征用公民的私人财产，侵害公民的财产权利，《物权法》应对征收、征用行为做出进一步规范，使其不致滥用，以保护公民合法的财产权。     

征地拆迁中的利益博弈与法律秩序

在加快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资源溢价带来了暴利,利益重组中强者势力失控、弱者利益保护不足。利益争夺以法权模糊化为掩盖,政府角色错位为分利一方,商业利益披上公共利益的外衣,住户暴利心理绑架了生存利益,国家所有权吞没了其他物权,正式程序游戏化运用。政府与开发商结盟,开发商滥用私暴力,住户回归自力救济,各方利益行动选择共同虚置了法律制度。只有回归法治理性,明晰利益关系,完善制度规则,才能重建法律秩序。     

知识产权犯罪的类型化探寻

我国《刑法》规定了知识产权犯罪,但是有些没有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也被定为知识产权犯罪,从而引起不必要的纷争,甚至引起司法实务界对知识产权犯罪理解的混乱。在未来的《刑法》修订时应该作如下调整：首先,把知识产权犯罪从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的阴影下解放出来,作为单独的一类犯罪来规定;其次,在知识产权犯罪内部立法中,应把知识产权犯罪分为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与违反知识产权管理秩序的犯罪。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发展态势及我国比较优势分析

作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最新发展和积极表现,《反假冒贸易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继＂TRIPS协议＂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强化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WTO、WIPO的影响力,积极推动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执法措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新的压力和威胁。随着发展中国家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增强,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还出现了另一种明显的发展趋势——特殊保护,与知识产权国际强保护发展态势相并行。发达国家主导的知识产权国际强保护存在着诸多的冲突和矛盾,这些冲突和矛盾恰恰可以成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的相对优势。此外,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当中强化资源比较优势。     

知识产权犯罪的类型化探寻

我国刑法把知识产权犯罪规定在破坏市场经济的犯罪这一大类型的犯罪之下．从而引起了关于知识产权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的纷争。并且在规定知识产权犯罪时,没有区分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与违反知识产权管理秩序的犯罪,从而进一步引起司法实务界对知识产权犯罪理解的混乱。为了澄清混乱,我国刑法应该把知识产权犯罪类型化为：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与违反知识产权管理秩序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