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讲“立三路线”

很多人都是从党史课本中知道李立三和“立三路线”的。“文革”期间,李立三更被称为“十次路线斗争的反动代表之一”。直到1980年中央为他平反昭雪后,人们才对这位我党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有了较多了解。     

李立三自己是如何讲“立三路线”的

1930年,蒋阎冯新军阀大战爆发,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李立三错误地估计形势,要求城市地下党也趁机暴动,并且调全国红军去攻打大城市。这个盲动路线很快碰壁,红军和地下党遭受了重大损失。李立三也被要求去莫斯科做检查,并被免职。可是,当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人听完了他的检查后,就纷纷评价这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坦诚,因为他对自己的错误没有任何文过饰非,对党造成的损失非常沉痛,给他作出的结论是没有两面派手段。     

“国际路线”影响下的宁都会议——从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谈起

1930年,为了使中共对中国革命的忠诚与对共产国际的忠诚统一起来,共产国际决定对中共的立三路线加以批判。在这一背景下,中共开始从组织、思想等方面坚决贯彻国际指示,国际路线在党内逐渐被神化,并成为统一党内意志的最后选择,而那些对国际路线表示怀疑、不赞同、不积极拥护以及不坚决执行的党内同志则往往遭到残酷的打击。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时而让步,时而坚持自己对军事发展方向与战略方针的认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与所谓的国际路线保持一致,从而导致在宁都会议上被排挤了在军队的领导职务。     

“立三路线”批判：党内民主的一次转折

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即根据马列主义的党建原则开展党内的民主建设,并在革命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可以说,党内的民主建设在批判＂立三路线＂之前总体上保持着健康的发展状态。但在对＂立三路线＂进行持续的批判之后,错误的党内斗争方法使党内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导致党内民主的削弱,并给中国革命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     

“立三路线”城市战略探因

1930年夏中共党内的"立三路线"推行冒险的城市战略,这一错误出现的原因,除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几点外,还与当时党内存在的源于共产国际的城市战略思想的影响、苏维埃运动的内在要求以及战争动员的现实需要等方面分不开.     

毛泽东是否执行过“立三路线”？——对多年前一次讨论中的一个主导性观点的若干思考

20多年前,党史学界曾就毛泽东是否一度执行过"立三路线"问题展开过一次专门的讨论.田园所提出的"毛泽东同志一度执行过立三路线"之说可称为当年讨论中的一个主导观点.本文通过对这一观点的相关分析认为:"毛泽东同志是否一度执行过立三路线"?其实应改述为"毛泽东同志是否一度执行过‘争取湘鄂赣数省首先胜利'方针".改述后的问题可以说清,而未改述的问题则难以说清.并且认为欲证明毛泽东是否执行过"争取(夺取)湘鄂赣数省首先胜利"方针,宜先证明红一军团及红一方面军是否执行过这一方针.在具体论证中应对行为问题与态度问题做明确区分,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     

李立三其人其事

李立三(1899-1967),原名隆郅,湖南醴陵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南昌起义等著名的革命运动.1928-1930年在上海党中央工作,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部长等职.1930年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同年被派到苏联学习,1946年回国.     

李立三：四到广东，彰显杰出的领导才能

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可谓大名鼎鼎,是立三路线的肇始者。他勇于承担错误的勇气也是尽人皆知。李立三在革命年代与广东也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他先后四次来到广东,进行革命活动,在广东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邓小平与中央苏区的反“罗明路线”

在中央苏区时期,邓小平始终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王明“左”倾错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终被诬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代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打击。本文主要论述了邓小平与王明“左”倾错误的英勇抗争及反“罗明路线”给党所带来的危害,展示邓小平在这场错误的党内斗争面前所表现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立场和态度。     

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述略

本文简要概述了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的经过和主要人物的归宿,分析了湘鄂赣苏区反罗明路线鲜有人论及的的原因。     

“两个务必”与《甲申三百年祭》

正"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的警世名言,尽人皆知。而"两个务必"思想与《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渊源却鲜为人知。70年前,由大文豪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首发,由此引发朝野震动、国共交锋,进而启发了毛泽东,直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甲申三百年祭》的撰写和发表1943年3月,国民党抛出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并利用行政手段强制国民阅读。该书堪     

叶剑英对“八一”南昌起义的特殊贡献

叶剑英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八一”南昌起义的组织指挥工作，但他对该次起义做出过特殊贡献。文章通过叶剑英通电反对蒋介石，加入共产党；秘送情报，贺龙、叶挺赴南昌；巧献计，阻止张发奎尾追起义军三个方面，论证了叶剑英对“八一”南昌起义的特殊贡献。     

共产国际是怎样将立三错误升级的

1930年7月,共产国际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纠正立三错误时,认为立三中央犯了冒险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的“策略错误”。然而,到了这年10月,共产国际就将立三错误升级为“路线错误”。对于共产国际的这个变化,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结果,并不清楚个中原因。笔者在近年公布的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中发现,共产国际将立三错误升级是有一个过程的,在此过程中,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以下称“远东局”）和斯大林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鲜为人知的“铁夫路线”与朝鲜人李铁夫

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国际共产主义者的支持,例如白求恩这位已经为中国人所耳熟能详的革命者。在土地革命时期,曾为朝鲜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朝共中央委员的李     

“台独”路线不得人心 席卷台湾的“罢免”政治风暴缘由透视

从今年5月民进党上台执政,到目前声势激荡的“倒阁”、“罢免”案,台湾岛内局势突变之快令人关注。从表面上看,这场政治风暴是由当局悍然决定停建第四座核能发电厂的“核四案”导火索直接引发的,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台湾新领导人上台后,顽固坚持“台独”路线,倒行逆施激化了岛内一系列矛盾的恶果。     

“鞍钢宪法”对西方企业“管理革命”的影响研究

"鞍钢宪法"是新中国特色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一种探索。由于历史原因,其本身成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而遭到废弃;加之其发展历史不长,在理论归纳上也不尽成熟。但其思想却在国外倍受重视,并以多种形式在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和企业治理中逐步扩展,从而成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管理思潮。"鞍钢宪法"对解决我国企业改革和治理中的难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更是有开创性意义;同时对解决西方企业制度的不足也有重要意义。     

朱德是如何成为“红军之父”的

<正>在中国革命早期,与周恩来等人相比,朱德的地位并不高,职务也不显要,而且在中共党内资历又比较浅,当时名声并不响亮。即使在参加南昌起义的三支队伍中,贺龙和叶挺的队伍人数最多,而朱德率领的九军教育团,只有三个连参加了起义。     

反“左”先驱

1952年,毛泽东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第一号烈士证,这第一号烈士就是段德昌。 段德昌,字裕厚,1904年8月19日出生于湖南南县九都山九屋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华容、南县从事反帝爱国活动。先后任中共湖北公安县委书记,鄂西游击总队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军长。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10余万大军第四次进剿洪湖根据地,结果洪湖苏区不保,根据地丧失殆尽。 洪湖革命根据地及洪湖革命武装是在段德昌等红军将领的直接领导下建立并发展壮大的,极盛时期部队达3.5万余人,根据地面积纵横数百里。段德昌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正直的品格深得洪湖人民爱戴,人们称赞他的部队是“常胜之师”,他也被誉为“常胜将军”。 根据地的失陷,不能仅仅归咎于敌强我弱。1931年春,王明“左”倾     

从历史的“长时段”研究“文化大革命”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文革”时期“文化革命委员会”述略

＂文革＂时期,＂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一类群众组织,最初是在工作组领导下建立起来领导运动的组织形式。工作组撤出后,毛泽东提出新建或重组这一类组织机构的问题。这一类组织被指定为在各单位领导和推动运动的新机构和组织形式。随着运动发展,这一类组织机构并没能发挥预想的作用,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