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的国际合作:挑战与机遇并存

腐败犯罪不仅削弱政府和社会的诚信价值,更是威胁社会发展与和谐的重要因素。近十多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澳门经济增长势头迅猛,成绩骄人。但在社会迅速转型和发展的同时,贪腐犯罪也有了滋生的空间。对此,包括澳门检察院在内的澳门司法机关以及相关执法机关,一直在积极寻找有效的应对措施。     

澳门惩治有组织犯罪的立法与司法简论

澳门惩治有组织犯罪的法律规范体系主要由《有组织犯罪法》、《澳门刑法典》、《澳门刑事诉讼法典》及其他单行刑事法律与国际公约构成。其中,《有组织犯罪法》是澳门目前惩治有组织犯罪的核心法律。然而,需指出的是,该法并非纯粹的刑事实体法,在其43个条文中,关于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亦占有     

澳门打击贩卖人口犯罪法

近年来,贩卖人口犯罪在全球引起了广泛关注.在美国政府的敦促下,澳门开始重视其境内的贩卖人口犯罪问题,并于2008年通过了《打击贩卖人口犯罪》法律.将澳门《打击贩卖人口犯罪》法律与《联合国打击人口贩运议定书》进行比对,可以看出澳门打击贩卖人口犯罪的本地立法完全体现了国际法“追诉贩运者、保护被害人、预防犯罪”的宗旨要义,是列于世界先进水平的.但起诉率低、入罪率低的司法现实却警示着澳门地区在打击贩卖的进程中仍然任重而道远.通过进一步完善《打击贩卖人口犯罪》法律,加大执法力度,促进官方与民间实体合作,推动警民合作等努力,澳门的反贩卖行动应该会取得更加瞩目的成绩.     

论亚文化与青少年犯罪

青少年犯罪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常常是社会矛盾和社会环境阴暗面的衍生物。近年来青少年犯罪居高不下的态势,使其成为困扰我国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要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并遏制青少年犯罪的不断蔓延,必须寻找其内在根源。社会环境作为青少年犯罪的关键性因素,必须加以大力整顿。社会环境是多种因素的集合体,它对青少年的影响是一种全方位的综合作用,并非单一因素的结果。而在社会环境诸因素中,亚文化作为一种最活跃的因素,常常与青少年犯罪密切相联。     

比较内地与澳门犯罪未遂的实行行为的着手

内地与澳门都对犯罪未遂在刑法一般理论中进行专门研究,但因两地对刑法的价值取向以及法律观念都有不同,两地对实行行为的着手以及犯罪未遂的视角也不同。均属大陆法系的内地刑法以及澳门刑法,对实行着手的认定以及未遂都有不同的规定。中国内地刑法学学者对于犯罪停止形态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既遂与犯罪未遂。但在澳门刑法中就没有犯罪停止形态这一概念,而是把它放在不完整的犯罪中来探究。本文主要从实行行为的着手以及未遂的认定、处罚几个方面,对内地与澳门刑法作一比较研究。     

澳门反“黑”立法对策及其借鉴

随着澳门的回归,在澳门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努力下,澳门打击黑社会取得了显著成绩。澳门的反“黑”立法对策为:针对黑社会形成原因,重点预防;针对黑社会犯罪特点,单独立法;对黑社会下游犯罪,突出打击。这些都是值得内地借鉴的。     

澳门有组织犯罪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澳门回归后,澳门黑社会组织纷纷转型,所从事犯罪活动的隐秘性不断增强;与此同时,澳门司法界倾向于坚持组织要件、组织稳定性要件及犯罪目的三要件来认定有组织犯罪,②而司法实践中组织要件、组织稳定性的     

论内地与澳门刑法关于黑社会犯罪的法律冲突及解决

1999年澳门的回归，使中国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际刑事法律冲突问题成为现实的存在。同时，随着澳门回归之后两地交往的加剧，两地之间的跨境犯罪现象也不可避免的呈现不断增加的状况。由于黑社会组织自身所具有的社会性、区域性和组织成员众多等特点，与其他犯罪相比，涉及内地与澳门两……     

大陆与澳门刑法中排除犯罪性之执行命令事由的比较

排除犯罪性的事由是指根据刑法规范或者社会相当性理念而排除行为的犯罪性使之正当化的事实。在我国澳门刑法与大陆刑法中,依法执行命令的事实均可排除行为之犯罪性。但是,由于受诸种因素的影响,两地刑法对于执行命令的立法渊源、构成条件以及排除犯罪性的理由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澳门现行的诱捕侦查制度的若干问题

澳门回归后赌博业蓬勃发展,同时带旅游业、零售业等相关行业的盈利回报迅速增长,澳门经济发展可谓突飞猛进。当我们正在享受经济发展为我们带来更美好和更富裕的生活同时,亦感受到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犯罪律居高不下,本文主要探澳门现行的诱捕侦查制度的若干问题。     

农村留守儿童犯罪成因及其对策分析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留守儿童这一弱势群体的犯罪问题不断引起国家和社会的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犯罪问题已不再是单一的儿童成长和教育问题,其背后往往涉及了学校教育理念的落后、家长关爱的缺失、社会保护的缺乏以及留守儿童自身方面原因等因素.因此,本文通过研究近年来农村儿童犯罪的特点来探究农村儿童犯罪问题背后折射的家庭、社会、学校和留守儿童自身原因,进而提出预防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的对策.在对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的预防上,学校应该加强法制教育、家庭教育要突出对儿童的关爱和保护、社会应该健全相应的配套制度,以及农村留守儿童应该提高自身的素质建设.     

犯罪本质特征新论

刑法学犯罪概念研究必须正视而不是回避客观存在的犯罪本质特征 ,犯罪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的基本观点应当得到坚持 ,但犯罪本质特征不是单一的社会危害性 ,而是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的矛盾结构。区分立法与司法的不同角度是正确审视犯罪本质特征的关键。立法实践与司法实践应当与犯罪本质特征保持恰当关系     

城中村犯罪控制机制研究

当前，城中村犯罪急速增加，经以环境犯罪学的视角来检视这一现象，发现城中村特有的犯罪环境导致犯罪人、犯罪场所及犯罪目标在量与质上均出现新的发展特点，单一的国家本位犯罪控制模式与职权主义刑事审判模式已不适应控制犯罪的需要，双本位犯罪控制模式理应粉墨登场。双本位犯罪控制模式旨在改变单一的依靠国家刑事司法系统控制犯罪的国家本位犯罪控制模式，通过促进控制犯罪的社会力量的崛起，形成国家本位和社会本位相结合的犯罪控制模式，使国家和社会在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协力控制犯罪，进而减少犯罪。     

浅议城市流动人口犯罪

流动人口犯罪是中国现代化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大规模流动产生的一种负面效应,更是当前社会比较突出和复杂的治安问题之一。本文指出流动人口犯罪有其自身的特点和成因,我们不能单一地从某一角度或某一方面去把握,而应有机地结合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文化、法律制度等多个视角更为透彻地分析,从而有效地采取预防和控制管理措施。     

犯罪问题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关于犯罪及其控制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犯罪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表现之一,犯罪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业",政府在进行公共决策时无法对它视而不见,也就是说,犯罪问题是影响公共决策的因素之一.表现之二,在诸多犯罪相关因素当中,公共政策是一个最为活跃而重要的变量.因此,一个必然性结论是适当的公共决策就是最好的解决犯罪问题之道.本文表达了作者对犯罪及其控制的深入反思和基本观点.     

澳门刑事警察组织架构及纪律制度

随着1999年澳门主权回归祖国的临近,大陆及澳门跨境犯罪的增加,中澳警方的合作越来越多,我们应对澳门的警察体制有更深入的了解,以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合作、协调,打击跨境犯罪的势头.1995年11月,笔者曾到澳门警方讲学,并对澳门警方的组织体制作了一些了解,现简述如下,以供参考.澳门警察包括司法警察、治安警察以及水警稽查队等,本文所指的澳门刑警主要是指司法警察,1990年澳门组建了司法警察司,领导司警工作,根据《澳门司法警察司组织法》(1990年9月24日澳门政府令第61M号)的规定,澳门司法警察的性质、权限以及运作与大陆刑事警察有相似的地方,但亦有所不同.     

内地与澳门刑法中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之比较

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制度在内地、澳门刑法中均有规定.两地虽同属大中华法域,但二者的法律环境和所属法系都有所不同,因此,无论是在法律规定或是理论见解上,两地都存在相同或相异、以及值得彼此借鉴学习之处.本文采用比较的方法,对内地和澳门刑法中的犯罪未遂、犯罪中止进行比较浅析.     

澳门有关人体器官和组织捐献、摘取及移植的法律制度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器官移植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医疗手段已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临床医学,无偿捐献器官在一些国家已被视为是一种社会进步和文明的表现, 但随之也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如怎样尊重死者的遗愿和家属愿望等.同时,在一些非洲国家 ,人体器官的国际交易已成为危害当地社会安全的重要犯罪.我国内地这方面的立法还很不健全,但在澳门却有一套严密而细致地规范人体器官和组织捐献及移植的法律制度.澳门回归后,这一法律制度由于不抵触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已延伸到特别行政区有效,这一法律制度对内地的相关立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澳门2/96/M号法律对器官捐献、摘取和移植规定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澳门有组织犯罪立法的价值及反思

澳门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史客观地描述了一条规律 ,即有组织犯罪深深地根植于经济、政治、文化、防控体系、利益群体以及司法技术结构的缺陷之中。欲从根本上遏止有组织犯罪 ,必须修正这些缺陷 ,选择蕴涵反犯罪体制的经济结构 ,确立具备抵御犯罪侵入机制的政治结构 ,形成一体联动的社会防控结构 ,构建具有适度调控功能的文化结构 ,设计合理的利益群体结构 ,完善配套于法律制度的司法技术结构。     

计算机犯罪的刑事立法缺陷探微

我国刑事立法中有关计算机犯罪的法律规范存在着罪名不全面、缺少单位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罪过形式单一、客体错位、对“侵入”的规定归于狭窄、刑事处罚种类单一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着刑事立法的完善,不利于对社会秩序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