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维诗风的演变

《新唐书.文艺传》将王维与沈宋并列,唐代宗称王维为"天下文宗",这些评论透露出他的诗风的两个方面,即王维诗歌经历了从宫廷诗到非宫廷诗的转变,前期诗歌少有真性情,属于宫廷创作模式;后期诗歌有诗人性情之美,雅俗共赏,呈现出"大众化"的特征,属于大众模式。后期诗歌更符合传统的温柔敦厚之审美旨趣。     

论苏轼金山诗的禅宗因缘

苏轼漫游润州（今江苏镇江）金山及金山寺写下了十几首以金山为名的诗歌。苏轼金山诗连绵贯穿在其一生坎坷经历之中,诗中深切表达了与金山寺僧侣们的深厚情谊,着力描绘了金山佛寺内外幽静高妙的风景,抒发了深刻的禅理妙趣,成为后人综合研究苏轼丰富的禅宗思想及佛教文化的重要来源。     

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此——从王维对闲适的吟咏看“无念”、“无相”、“无住”的禅宗思想

王维是我国文学史上有名的诗佛,其一生的文学作品中,对闲适生活的吟咏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并且形成了其独有的恬淡空灵的特色,究其缘由,与其对佛教的深刻造诣分不开。本文试从其闲适诗与佛教的交汇之处,浅谈王维的无念、无相、无住的禅宗思想。     

谢灵运、王维山水诗之诗学阐释

在中国诗史上，晋宋山水诗之鼻祖谢灵运与盛唐山水大师王维都以其独特的风格备受学界关注。谢灵运的山水诗掺杂着玄言名理，充分地体现了作者的生活背景和际遇特征，他重于自然写实，企图通过对大自然景色的观照来获得对宇宙本体的证悟。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往往形中求意，物趣中求天趣，他通过虚实转换的艺术手法，把自然界中最优美、最动人的画面，用精致疏淡的手法表现出来，给读者留下了充分想象的空间，使艺术表现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本文试图从诗学的视角，梳理王维对谢灵运诗学的传承关系，探讨了诗美特征形成的思想文化背景，试着勾画出自晋宋至盛唐山水诗风的演进轨迹。     

论王维山水诗的风景园林美学特征

王维是唐代杰出的山水诗人,也是当时文人造园的典型代表。其造园风格与其诗画有密切的联系。从山水诗与园林景观美的角度进行解析,王维山水诗具有意境美、田园风光美、花木景观美、色彩音响美、构景美等典型的风景园林美学特征。     

王维的心态特征与诗歌创作

王维的心态特征与诗歌创作的关系验证了文学创作的一条基本规律：客观存在决定诗人心态，心态特征影响诗歌创作。大唐时代及个人经历使王维的思想心态呈现出前后两种迥然的特征，这两种心态特征又作用于其诗歌创作。使之在题材择取、风格境界等方面产生差异。从前期多阳刚之气的游侠边塞诗，到后期富阴柔之美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上题材风格的变化，无不受其心态特征的影响，而其不同的心态特征又受到那个特定时代及个人经历等客观因素的制约。     

一行三昧禅与王维诗文

王维由于受到禅宗“一行三昧”修持法门的影响 ,所以在为人处世、进退行藏诸方面采取了一种“无住、无念、无相”的禅者生活态度 ,所谓“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晚年唯好静 ,万事不关心” ,“色空无碍 ,不物物也” ,“苟身心相离 ,理事俱如 ,则何往而不适 ?”就是这种生活态度在其诗文中的典型表现。但是 ,这种禅者生活态度在给予他的人生以不乐仕进 ,淡泊名利、与物不拘、和光同尘、随缘自适等积极作用的同时 ,也使他泯灭了对是非曲直的分别 ,从而为他那半官半隐、亦官亦隐的圆滑世故的混世主义作出了理论上的解释。     

情绪波动及调节

情绪波动的原因 禅宗故事说,两个人在寺前争论：甲说,是幡动;乙说,是风动。惠能禅师说,不是幡动也不是风动,是两位的心动。借用这一故事的意境,大学生的情绪波动的原因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阐述：     

论哈贝马斯行为交往理论与禅宗行为的有效性考察

哈贝马斯的行为交往理论指明了成功的行为交往必备的几点要素,却将非正规的语言排除在交往行为之外。但禅宗公案中部分牛头不对马嘴的机锋语言行为却能成功地完成交往活动,达到直指人心的目的。在禅者共同的生活背景中,这种语言行为具备交往活动所要求的生活世界的同一性、交往主体的‘互动性’与‘免干扰性’、对交往行动媒介的理解与合作性等行为要素,因而,禅籍公案中的行为及语言是有效合理、符合逻辑的。     

孔氏南宗与婺州学者之交游

宋元以来,孔氏南宗与婺州学者的交游广泛而密切,其中以许谦、吴师道、黄溍、胡翰、宋濂等婺州名儒为代表。婺州学者对孔氏南宗的敬仰、评价、推崇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他们以孔氏南宗为大宗,对孔氏南宗士人的学养、品行、忠义精神与诗礼文化推崇有加。孔氏南宗与婺州学者的长期交游,不仅扩大了孔氏南宗的影响,促进了孔氏南宗的发展和孔氏南宗的思想演进,而且推动了浙西南地区的朱学传播以及区域文化发展。     

论孔氏南宗的传统宗族形态

自南宋初年南渡以来,孔氏南宗十分重视宗族事务,一方面继承了曲阜的传统宗族形态;一方面因时、因地制宜.制定完善并恪守宗族规制,编修家谱,创新宗族活动形式.同时,孔氏南宗通过各种途径加强与北宗以及南宗各支派的交往,充分发挥其在敬宗收族方面的积极作用.孔氏南宗在继承与创新中形成了根深叶茂、特色鲜明的宗族形态和宗族文化,并因其所拥有的特殊家族地位、深厚的人文底蕴与高尚的圣裔风范,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和辐射力.     

论"天人合一"思想在王维山水田园诗歌中的体现

“天人合一”思想是我国传统哲学上的一个命题。含义丰富。本文旨在从其中一个内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角度谈起 ,从“天人合一”在文学创作中的审美表现 :主客观相融 ,情景交融 ,一窥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歌     

雍正与清初禅学之兴衰

自号圆明居士的雍正皇帝,不仅优渥僧人,推奖禅宗,而且以人间教主、超等宗师自居,以宫廷为禅堂,以王公大臣为法友,宣讲禅法,著书立说,直接参与僧争,为禅门宗派定是非,把禅宗思想与政治完全焊接在一起。清初禅宗思想因雍正的推奖而耀人眼目,禅宗也因教主皇帝的推奖而每况愈下。     

尊体意识与南宋词选之兴盛

词选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南宋词选的兴盛,是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尊体意识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南宋人的尊体意识大致涵盖以词选宣传复雅、为词存史、开立宗派、扩大词之影响等几个相互联系的层面,对构建当时词选的兴盛局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词选的编纂及词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禅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与影响——以唐代诗歌为考察中心

中国是诗歌的王国,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佛教的中国化之一即为佛教禅偈的诗化。诗的形式使禅更加通俗易懂,不再是教义的繁琐的理论,而是世俗的浅显的诗歌,禅理入诗,则丰富了诗的表现内容,使诗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论盛唐诗超逸之艺术特征

王士祯认为盛唐诗具有“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妙谛微言”、“色相俱空”的逸品艺术特征,其实这种超逸的诗歌风貌,与盛唐人超逸的精神境界是分不开的。概言之,诗之超逸与人之超逸,都与当时盛行的禅宗思想极有关系,正是南宗禅所倡导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禅学思想,使盛唐诗人既以自由洒脱、随缘任意的态度面对生活,也以一任自然、不拘绳检的态度写作诗歌,缘于此,这种与佛禅“无住”理论同质同构的风神超妙之诗歌逸品才得以产生。     

韩昌黎“陈言务去”及成因之管窥

韩昌黎之“陈言务去”,前人已多有论述。有的从语言学角度,探讨其语言的艺术创新;有的从文体学角度,探讨其散文或诗歌的艺术创新。但笔者对此等探索仍有意犹未尽之感。通过韩愈全集的阅读,结合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笔者认为“陈言务去”实乃一种革新精神贯穿于韩愈的整个文学创作及学术活动过程中。这一革新既是文学、儒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又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     

自性化与禅悟——论荣格心理学与禅宗的亲缘性

荣格心理学中的自性化思想试图扭转西方外向的投射文化,引导人们认识自身的主体性,实现自性的觉醒与回归。禅宗剥去制度佛教、仪式佛教中僵化的教条主义,强调悟见人自身的觉悟与救赎能力。两者都揭示了人自身的神圣本质和创造性力量,以人的自性觉醒与回归为宗旨。禅宗以其对人生的解悟充实了荣格学说,挖掘自性化与禅悟在理论基础、思想境界和修持方式上的相似性,利用荣格心理学理论和现代科学的语言能让佛教教义在当代语境下充分发挥其现实意义。     

禅宗及禅诗与文人画“心化之境”缘起寻踪

禅宗的＂禅观自然＂的方式和＂明心见性＂的参悟过程,是抽离人为界定的自然界概念,还＂空性＂自然纯粹物质本真。它非逻辑的思维特性及独特的世界观,给予文人画家打破所谓严格法度的桎梏,放怀自由创作之心,营造画中意出尘外的＂心化之境＂以理念上的支撑。禅诗中对自然界证＂空＂的描述,并同诗人的超越情怀,转化为文人画中的＂心化＂意境。＂心化之境＂缘起于禅宗思想和禅诗空境。     

论道家伦理精神与和谐交往

在道家伦理文化中,道在本体与普遍法则的意义上统摄着自然、社会与人生。道的本性就是自然,无知无欲、自然无为,在处理交往关系时,就能够游刃有余,实现从容的无不为。道家伦理主张,人应该像水一样守柔处弱、谦退不争,展现一种对待他人的宽容、包容胸怀;世人应该贵生养生,贵重生命,不可为名利、财物所累,这有益于从源头上保持人内心的澄明,找到克服人与人之间相互异化的途径,达到交往的和谐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