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中央官制

明朝人杨守栋任洗马时，回家省亲，住在一个驿站里，驿丞问他，“您每天刷洗多少马匹？”杨哭笑不得，只好说：“勤则多洗，懒则少洗，没有一定数额。”其实，洗马与刷洗马匹风马牛不相及。先秦时候，“洗”字与“先”字同音，洗马就是先马，即“马前引导之人”。秦汉时，洗马是太子属官，如同侍从。隋唐以后成为太子属下专门管理书籍的官吏，是比较有身份的文职官。     

《大学直解》校补

刘坚、蒋绍愚先生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以校点精当、所选文献版本优良享誉海内外,影响甚大,是近代汉语研究者必备的权威的版本、文献材料之一。其元明卷选录了《鲁斋遗书》第三卷的《大学直解》,是由江蓝生先生以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校录而成。然笔者在校读嘉靖本《大学直解》过程中,发现与江蓝生先生以四库本为底本点校的《大学直解》相歧异处较多,今录之下,以就教于方家。     

清末官制改革

在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由于体制不适应,清政府不断进行官制改革来协调各种矛盾,开始只是小修小补,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清政府审时度势,决定实施大规模的官制改革,而改革的结果却不尽符合既定目标,也不能满足各种势力的利益需求。但不能说这就是清政府的一场骗局,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苏联官制形成的渊源

剖析苏联解体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苏联高度集中的官制问题。苏联官制的产生有其历史、理论以及政党本身等渊源。本文试从这几个角度分析苏联官制的形成,从而提出观点,即在苏联官制形成的渊源中孕育了官制高度集权的特点,这也是导致苏联历届领导者改革没有成功,苏联最终解体的原因之一。     

国民政府时期监狱官制管窥

通过对国民政府时期监狱官制的探究,即监狱官员的建置、任职以及考核方面相关规定的研究,可以看出其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为了解整个中国监狱的官员制度打开了突破口。但与此同时,关于监狱官员的任用、考核方面的制度未被真正地落到实处,更多的是流于形式,对于监狱官素质的要求过多地偏重于知识、学历,而对于其内在的素养却不予重视,这种现象是值得反思的。     

清末官制改革与各省提法使的设立

清末官制改革一波三折,提法使的出笼更是饱经艰难。提法使的设置决不仅仅是法制改革的一部分,更是一场官场博弈。提法使的设立过程集中体现了清廷既想学习、效法西方,走司法独立之路,又想借法制改革之机加强中央集权的矛盾心态。在这一心态指引下造成的道路选择和方案设计上的摇摆不定,使本来就已经陷入困境的改革更加曲折和艰难。通过对提法使设立过程的考察,能够深刻揭示清末法制改革的内在困境,并通过这一困境透视改革的最终结局。     

秦汉官制中“御史大夫掌副丞相”问题再剖析

御史大夫在秦汉中央官制之中具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但绝不只是作为副丞相来设置的丞相的助手,御史大夫和丞相的职权划分反映了秦汉中央政治制度的运行模式中存在着行政和监察系统职能交叉和职责不清现象,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职能上的相参现象在制度建设上存在着隐患和弊端。     

汉代京师的治安管理

对于京师的人口众多复杂和极其严峻的治安形势,汉代统治集团的管理办法是:城市建制适应治安的需要,行政管辖中强化并改善治安网络,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解决重大治安问题。为了京师治安大局,汉代能吏敢于执法,不仅敢于得罪权贵,甚至敢于阻止皇家的“非法行为”。     

中华官制对越南影响述略—以10世纪~15世纪为观察期限

中华官制对10世纪~15世纪的越南自主封建王朝官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0世纪~11世纪的吴、丁、前黎朝对中华官制初步的借鉴;11世纪~15世纪初期的李、陈、胡朝对中华官制进一步学习,经历移植和本土化的过程;至15世纪中期后黎朝对中国明代官制的全面模仿,达到了政治制度中华化的历史高峰。     

汉代海南岛民户初论

汉代海南岛的二万多民户究竟是什么人?学术界至今尚无专文探讨。现经深入考证,认为当是秦代以来从大陆迁入的汉人和定居在本岛沿海平原地区的"临高人"先民,而不是黎族先民。     

汉代官吏试用的启示

汉代官吏试用(即守吏)制度中的关于官吏的选任、提高工作效率、防止官吏腐化的内容,包括非正式官吏的激励性;试用范围的合理性;试用形式多样化的灵活性;权责明确的制约性;不一定成为正式吏的防腐性以及不念旧恶的进步性等等,在当今社会仍有一些借鉴意义。     

汉代官民的互爱

汉代官民互爱的前提是官员爱民.官爱民引起民爱官,再引起政府对民爱之官进行奖励,从而形成了官民互爱的三个环节.汉代官员互爱成为此后朝代效法的示范.这种官民互爱关系.在今天建设和谐社会中,还有其借鉴意义.     

汉代官民的互爱

汉代官民互爱的前提是官员爱民。官爱民引起民爱官,再引起政府对民爱之官进行奖励,从而形成了官民互爱的三个环节。汉代官员互爱成为此后朝代效法的示范。这种官民互爱关系,在今天建设和谐社会中,还有其借鉴意义。     

民间上书与汉代政治

两汉时期,民间上书蔚然成为一时风尚,大致可分为求官与诉冤两种情形。这种风气是在战国游士之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汉代开明政治与特殊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中华帝国在蒸蒸日上过程中的风采展示。民间上书制度既是中央政府选拔人才、获取社会信息的一种重要手段,还是对常规司法程序的一个补充,对汉代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汉代女性好儒风尚述评

儒学在汉代取得一尊地位,深刻影响着汉代社会,引发了明经入仕的学术风尚。汉代儒学主流化过程中,随之而起的游学、明经入仕,以及"明经行修"等社会风尚同样对女性产生了显著影响。汉代女性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明经入仕的潮流中,表现出对儒学的特别偏好和积极参与。从文化层面看,汉代女性对儒学的刻意追求,反映了汉代儒家文化的普及化、学术文化的功利化,是女性对儒家文化入世情怀的认同和实践。     

汉代兵役制度研究

兵役制度是保证军事行动顺利进行的关键,是国家关于公民参加军队和其他武装组织、承担军事任务或在军队外接受军事训练的一项重要的军事制度。兵役制度是汉代军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参考汉代军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出土文献资料,对汉代兵役制度展开研究,以期望更充分全面地认识汉代军法及其法律制度。     

汉代养老政策与实践

敬老、孝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养老的习俗和制度源远流长。汉代继承了先秦以来敬老、养老的传统,崇尚孝道,优抚老人,施行养老之政,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养老制度。汉文帝元年颁布的“养老令”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养老诏令。汉代的养老制度不仅注重老年人的物质养老,也注重老年人的精神养老和家庭养老,并从法律、制度层面保障老年人的权益。     

汉代孝伦理法律化基础探析

儒家孝伦理自先秦儒家创立、发展、完善后,其治世功能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直到汉代,才在行政法、民法、刑法及诉讼法中全面法律化,其基础是多方面的：农耕经济是孝伦理法律化的经济基础,汉代统治者对儒家主导思想的选择是孝伦理法律化的政治基础,董仲舒对先秦儒家孝伦理的改造是孝伦理法律化的理论基础,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是孝伦理法律化的社会基础,而血浓于水的亲情则是汉代孝伦理法律化的心理基础。     

汉代的和亲与人质制度研究

在史书关于匈奴和西域传记中,两汉与匈奴、西域诸国进行的和亲与人质政策贯穿于两汉的整个历史,因此,我们不妨将两汉的和亲和人质看成是一种被“制度化”的常规。本文依据史实,着重讨论这两种“制度”发生、发展及其背后可能的“法理”。     

儒家孝伦理与汉代行政法

自儒家孝伦理思想形成、完备后,其治世功能在汉朝得到了统治者的充分重视,儒家的孝伦理与国家的法律实现了充分的融合,孝伦理全面法律化。表现在行政法领域,则为在官吏管理上以孝选拔官吏、对在职官吏是否行孝进行奖惩、要求官吏推行孝教并进行褒奖;在文化教育上确立《孝经》的经学地位,并将其作为全国性的教材;用诏令形式优抚老年,颁布养老令、高年赐王杖;以诏令形式奖励孝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