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之辩

权利范畴标志着人们应该、能够或实际做出某种行为的自由度。它至少包括天赋权利、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三种形式。权利观念起源于人类固有的本性,而不是商品经济特有的产物。法外权利并不代表社会的一种进步,而是一个民族法律意识落后的表现。以义务为核心的传统法学是以国家主义精神为基点的传统公有制模式在法学理论中的反照。树立权利本位的观念,是传统法学体系根本变革的途径之一。一、权利的演变:从天赋权利     

分析法学对行为概念的重建

民法学、刑法学及行政法学领域对行为概念的研究 ,为整个法学对行为概念体系的原理性构建提出了要求。分析法学 ,尤其是霍菲尔德的权利概念元形式的分析框架 ,提供了在法理学层面上构建行为概念体系的一种思路。按这一思路 ,行为概念有四种元形式 :事实行为、法律行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它们与霍菲尔德提出的四种权利概念元形式一起构成八个法律基本元素 ,共同体现了法律的逻辑推理结构     

论法理学的范畴逻辑体系

文章详细论述了权利、义务、权力三大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源于权利的一元化衍生关系,并指出在确定权利是法理学的基石范畴以及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是法的最基本矛盾关系的同时,也应确认并全方位地研究行为与规范、权利与权力等都是法理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矛盾关系。因此,法理学的范畴逻辑体系(的基本框架)就应是以行为为逻辑起点,以权利为逻辑中项或中轴,以义务及权力为逻辑张量或张力,以规范性和强制性为逻辑条件,从而以建成法治国家,实现法治社会,并以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为逻辑目标或目的。文章并认为张文显教授和童之伟教授关于法本位问题和法学基石范畴问题的争论中,其双方的观点和理论实际上是可以相互弥补而使其能得以更加完善的。     

论法理学的创新

<正> 法理学,法学基础理论的简称,是我国法学的一个主要理论学科和高等法律院系的一门基础课程。它研究一般法律,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或法制的基本概念、规律和原理。本文试图围绕法理学的创新这一主题探讨以下几个问题:法理学在近十年来的主要变化;法理学创新的特殊迫切性和艰巨性;法理学怎样创新;最后是作为结论:对法理学发展前景的展望。     

权利价值的二重性

权利是个人利益发生对立的产物,是个人意志在社会活动中的行为界限。权利的基础是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权利的个体价值是个人利益和个人意志的直接表现;权利的社会价值在于个人利益和个人意志通过商品经济的中介,间接表现出来的价值。以权利为核心的法律制度和法意识同商品经济相结合,即把个人利益和意志同社会活动相结合,就能充分地实现权利的社会价值。由民主法制所体现和保障的权利关系,是促进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     

论公民权利的类型及其存在的基础

权利是法学的根本问题之一,公民在法律上享有的权利是所有权利之中最为重要的权利。对于公民权利的进一步分类和对其存在的基础的探索,特别是讨论与公民法定权利密切相关的各类权利,是法学中的基础学科——法理学与法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紧迫要求。     

论变迁中的当代中国法学核心范畴

权利义务的核心范畴地位获得了法理学教材体系的普遍认同,但宪法学和公法学教材对它的认同度不高。近二十年来,法理学者在研究现实法律问题、甚至做全局性论述的时候,逐渐形成了放弃权利义务中心,代之以权利权力中心的选择倾向。新倾向的出现对于我国着力认识权力、合理配置权力,以及对权力的合理运用和制约监督,都有现实意义。本文作者并不赞成以权利权力作为法学的核心范畴,而是主张把反映和记录人们对权利权力共同体的认识的法权概念作为法学的核心范畴。     

中国实践法理学的话语体系构想

以权利义务为核心范畴的中国语义分析法理学话语体系，较大程度上脱离了当代中国生动的法律生活实践。中国实践法理学以法律生活实践为基准，确定法学基本范畴，强调以财产归属为根本标准，严格区分权利与权力，将权利、权力视为分别反映两种最重要法律现象范围和内容的平行概念。就内容而言，支撑实践法理学话语体系的基本范畴群由权、权力、权利、法权、剩余权和义务共六个概念构成，法权是其重心所在。     

法律经济决定论评析

绝对化了的经济决定论是现行法理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理论支点之一,它已广泛地渗透到各部门法学特别是立法学研究中,对各部门法学及立法实践造成了严重的误导。它不但是实现法理学的自我超越——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法理学向市场经济时代的法理学转换的主要观念障碍,而且对整个中国法学现代化和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宏伟业绩极其有害。因此,全面评析法律经济决定论的成因及其利弊得失,走出认识误区就成了法理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2001年法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在新世纪的第一年,我国的法理学研究又有了新的收获.据粗略统计,本年度的各类法理学文章约有1000余篇(据人大复印资料中心的文章索引统计).本年度出版的法理学著作据不完全统计约有30余部.本年度的重要法理学学术会议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主办的"后现代法学与中国法制现代化"研讨会、在新疆大学召开的以西部大开发与法制为主题的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年会、清华大学法学院主办的"法治:中国与世界"研讨会、中共中央学校政法部主办的"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研讨会、黑龙江大学法学院主办的"前苏联法学与中国法学"研讨会等.本年度法理学界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后现代主义法学、中国的法治建设、法学方法论问题、西部大开发中的法律问题、法治与德治问题等.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就法学方法论、法治和后现代法学研究方面的若干文章作一综述.     

法学繁荣与法理学的实践意义

在我国法学走向繁荣的历程中,法理学的繁荣,对于整个法学的繁荣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没有法理学的繁荣,法学的繁荣就难以成就.但目前法理学研究中却存在着许多问题,其重要因素之一,是一种简单的实用主义观念作祟.这种观念认为,凡法理学命题或理论的取舍标准,是看其能否直接转化为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观念,能否直接转化为法制建设的动力.这种观念本身并不坏,但当它在左右法理学的发展时,它的普遍适用范围就值得怀疑了.这里涉及到法理学的实践意义何在的问题. 我们认为,法理学的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部门法理学之提倡

法学虽然是以法为研究对象的 ,但法学与法在以下这一点上是有区别的 :法是由部门法构成的 ,法本身只是部门法的总和 ,部门法才是法的实体存在。离开了部门法 ,法只是一种观念而己。而法学则与之不同 ,除部门法学以外 ,还有以法的观念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形态 ,这就是一般法理学或者简称为法理学。长期以来 ,我国法学研究中存在着法理学与部门法学之间严重脱节的现象。就法理学而言 ,在我国是从上世纪 90年代初的法学基础理论演变而来的 ,大体上还停留在教科书的水平上 ,不能满足部门法学对法理学的学理需求 ,未能形成法理学与部门法之间的良性…     

行政不作为略论

一、研究行政不作为的意义（一）理论意义法律行为是基本法学范畴和基本法律制度之一，包括犯罪行为、民事法律行为、行政行为、立法行为和司法行为。但在我国，法律行为理论却相当贫乏，长期得不￥峨理学的关注，并往往把法律行为当作“民事法律行为”的简称，“部门法学对各法律行为的研究始终缺乏法理学的支持或指导。直到90年代，张文显在（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一书中，才对法律行为作了专章研究。作为法律行为之一种的不作为，在法理学上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因此，部门法学通过对各自领域的不作为的研究，将大大促进对不作为的法理学概括…     

法理学的定位——关于法理学学科性质、特点、功能、名称等的思考

法理学是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它有其自身的知识体系和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但多少年来,法理学被赋予了同它的学科性质不太相符的学科定位,使它遭到很多误解与责难.本文试从法理学与部门法学、部门法理学、法律实践、法官判案等几层关系来探讨一下法理学的学科性质、特点、功能以及法理学名称等问题,以给法理学这门学科准确定位.     

社会发展中的中国法理学悖论

改革开放以来的法理学在研究与教学上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其表征是:法理学之西方知识与中国模式之东方经验的悖论、法理学之"权利本位"与中国模式之"发展""稳定"目标的悖论、法理学之法律自由价值优先与中国模式之法律秩序价值优先的悖论、法理学之以"个人"为本的法律观与中国模式之以"人民"为本的法律观的悖论。如何认识与看待这些悖论,是当下法理学发展的新课题。     

论法理学的核心范畴和基本范畴——兼与童之伟教授商榷

本文认为童之伟教授关于法理学范畴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他认为法理学的核心范畴是作为权利与权力统一体的社会整体权利(或称之为“法权”)是不科学的。法理学的核心范畴应当是具有普遍性、高度抽象性和简洁性的“元概念”,而这个范畴就是权利,法律和法学中的其他概念都是权利概念所内蕴的,是它逻辑衍生出来的,权力也不例外。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由权利直接产生并成为法律某一领域的基础的范畴“对子”是法理学的基本范畴,这就是：权利与义务是私法的基本范畴,职权与职责是国家法的基本范畴,而权利与权力则是整合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基本范畴。     

权利冲突初探

我国关于权利冲突问题的研究约从1997年始,至今仍经久不衰,并且日益成为法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该问题是法理学以至法学领域的一个基本问题。本文首先通过对权利冲突的定义的分析界定出所要探讨的对象,接着通过对权利冲突产生的原因的分析总结出不同角度的解决途径。     

商品经济法律观初探

商品经济法律观就是以商品经济为出发点与归宿的、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学理论体系。它直接涉及法律的产生、本质、作用和发展规律,直接涉及法制、法治等一系列法学基本理论。因此,认真研究商品经济法律观,将极大地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体系与法律体系的建立。本文限于水平和篇幅,只能从总体上作些初步探讨。一、法律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法律与商品经济历来就有不解之缘,相互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商品经济是法律产生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法律是商品经济发展和普遍化的工具和保障。基于上述观点,我们至少可以引伸出下列三个命题:     

法律义务概念的定义式解释

权利和义务(非特殊标明,下文所用的“权利”、“义务”皆为“法律权利”、“法律义务”。)作为法理学的一对基石范畴,二者在法学体系中理应居于同等位置。然而,现时的法学家大多偏爱于对能激励人们行为的权利进行研究,对义务的讨论或是附着于对权利的研究,甚或是视而不见,这大概是基于他们对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的认识而导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他们认为法律义务附着于     

私法程序理论的法理学意义

传统法理学理论仅将静态的法律关系内容(仅利、义务或者权力)作为它们的基石范畴,忽视了法律行为在法理学中的应有地位。私法程序理论揭示了程序在私法中的普遍存在及其重要功能,证明了程序不仅仅是公法的“专利”。“程序”应当与“权利”一起作为法理学的基石范畴,构建以权利一程序关系为基本架构的法理学范畴逻辑体系,以便从法理学的层面消除重实体轻程序等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