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历史评述与启示 --越南抗美战争30周年胜利纪念

越南战争主要是由美国插手干涉所引起的.美国对越南和印度支那的介入和干涉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第一次印支战争中,美国扮演外来干涉者角色,而在第二次印支战争中,美国则取代了法国的地位,充当了主要侵略者的角色.在"多米诺骨牌"理论指导下的美国政府所奉行的遏制"共产主义"、阻挠越南统一的政策,点燃了侵略越南的战火.越南战争带来巨大后果和深刻影响,它给予人们多方面的启示与教益,正确总结越南战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美韩越南军事合作析论

1964～1973年,关韩双方在越南进行了近十年的军事合作。美韩在越南军事合作的实现,是彼此国家战略利益重合的结果。两国军事合作的阶段性特征与双方战略利益重合的程度密切相关。约翰逊政府时期,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关韩双方的国家战略利益重合度较大,双方军事合作比较默契。随着尼克松政府东亚战略转变,美韩战略利益的分歧扩大,双方的军事合作便很快终结。美韩双方在越南的军事合作也对韩国自身的发展、双边的同盟关系和美国的对韩政策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华核战争准备(1960～1969)——基于对“统一作战行动计划”的考察

基于冷战对抗与遏制的对华安全观,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到约翰逊政府,面对致力于发展核武器进而拥有了核武器的中国,美国在其以对苏联为主的核战争框架内,秘密设计了以战略核打击为主干的对华核战争预案,这就是极隐秘的"统一作战行动计划"。美国谋求基于美军的核力量优势,在中美两国的大规模冲突中,先发制人对华发动核打击或动用核反击来毁灭中国的核武装及城市人口,最大限度地削弱中国的实力与潜力。即便美苏爆发战争而中国并不参战,美国仍计划全面毁灭中国,阻止中国在美苏战后成为仅存的工业强权。这种乖戾的进攻性思维及深刻的疑惧心理,在美国对华核防务及宏观战略框架内从未消失,并对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对华战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越战时期美国与盟国的信任危机——以约翰逊政府的“更多旗帜”计划为例

约翰逊政府的"更多旗帜"计划主要通过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社会对南越政府的援助,来彰显美国越战政策的合法性。随着越战的升级,这一计划的重点被调整为争取美国的重要盟国向南越出兵协同美军作战。围绕着这一计划,美国与大多数盟国产生了较大的矛盾与分歧,进而导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冷战同盟陷入信任危机。美国与盟国各自的利益诉求和由此造成的冷战战略的差异,是冷战同盟内部围绕"更多旗帜"计划出现信任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澳大利亚孟席斯政府卷入越南战争的原因分析

澳大利亚政府是在越南战争期间积极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的西方国家之一,对于其出兵越南的原因一直存在争论.本文认为,国内特殊的政治环境、基于前进防御战略的国家安全需要、相关信息的匮乏以及澳大利亚当时所处的特殊国际环境等一系列因素促使澳大利亚政府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以及最后部署大量军队协助美国在印支地区的作战.越南战争的失败促使澳大利亚重新反思其亚洲政策,并逐渐加强了其与亚洲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交流.     

九一一后美国对外战略困境与重返政治现实

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使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迅速提升,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推行霸权政策,其决策的逻辑基础是:美国是冷战对抗的最后赢家,应以胜利者姿态担当起领导世界的责任.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霸权地位受到严峻挑战,体现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战略,逐渐成为影响布什政府对外决策的理论依据.阿富汗战争的胜利鼓舞了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为布什连任美国总统奠定基础,但陷入伊拉克战争困境不仅暴露了美国决策机制的矛盾,影响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使其国际形象严重受损.民主党主导国会后,有关伊拉克战争问题的辩论日趋激烈,迫使布什政府不得不对单边战略做适当调整,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中东问题、东北亚等问题上逐渐回归政治现实,而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则是美国重塑国际形象的举措之一.     

略论尼克松政府的越南战争政策

越南战争是美国外交史上的一次大失败。1969年1月上台的尼克松政府为了结束这场不得人心的侵略战争,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两手政策,试图以武力为后盾,实现所谓“体面的和平”,结果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最终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用和平手段来实现停战。尼克松政府的越南政策再一次证明了武力威胁的限度。     

冷战僵持年代的美国对华决策机制——以约翰逊政府为中心的探讨

本文以约翰逊政府为中心考察冷战僵持年代的美国对华决策机制。本文认为,约翰逊政府的美国对华决策机制存在信息处理资源相对不足、中国问题专家地位偏低、决策层级脱节等特点,使得辅助决策层和基层职业外交官、政策分析家所提之建议不能及时准确地到达核心决策层。在能与总统直接对话的高级中国问题专家缺位的情况下,辅助决策层中国问题专家的政策建议容易受到地位更高的苏联问题专家的左右与压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变革。     

论越南抗美战争的战略演变——从越南劳动党“三大”结束到巴黎和谈开始

越南抗美战争是战后东南亚乃至远东地区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于60和70年代世界政治的影响之大是无庸置疑的。越南劳动党在这场战争中实行的战略变化过程,同美国及其附庸西贡政权的战略变动一样,左右着越南战争的发展进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场战争的结局。本文主要依据以美军获得的大量劳动党文件而编纂的史料集和专著中有关资料,阐述上述过程。     

论1975年“马亚克斯”事件与美泰交涉

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最后关头背信弃义,未出手援助它扶植的柬埔寨政权和南越政权,受到盟国质疑.刚成立的民柬政府扣留美国商船"马亚克斯"号,为美国重塑形象、重申强硬立场提供了机会,它以泰国为基地实施武力营救.不过,泰国正在调整向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努力改善同亚洲尤其是印度支那邻国的关系,力图在这场美柬纠纷中保持中立.美国的营救行动造成泰国处境困难,引起强烈抗议和严正交涉.这个事件给冷战期间的美泰关系带来重要影响.     

东盟与欧盟关系三十年评析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在其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视与欧洲联盟(欧盟)的联系与合作.2007年是东盟建立40周年和欧盟成立50周年,同时也是这两个区域合作组织正式建立关系30周年,回顾和展望东盟与欧盟之间关系的发展具有特别的意义.30年来,东盟与欧盟的关系虽然经历过诸多曲折,但基本上是处于不断调整和加强的状态.特别是随着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加快,东盟与欧盟关系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正在步人一个新的阶段.本文拟回顾东盟与欧盟30年来双边关系的发展历程,探讨东盟与欧盟关系发展的特点,并对东盟与欧盟关系今后的发展前景做出一些分析和判断.     

从越南第12次南海国际学术研讨会看南海问题与国际传播话语权的炒作

作为海洋战略实施的具体措施之一,十多年来越南外交研究机构持续主持召开关于南海(越南称"东海")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已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机制。第12次南海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在越南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和南海地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召开的,呈现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各届会议的新特点。越南主流媒体对此次会议给予了较多关注和宣传报道,力图表现出研讨会的所谓"公正性""学术性""法理性"特点,反映出的意愿则是服务于攫取和扩展自身海洋权益的目的,并与美国关于南海问题的声明立场相呼应。举办方试图通过国际学术研讨会平台的形式,渲染南海复杂和严峻的形势,推卸在南海制造麻烦和分歧的责任,宣扬其南海政策主张,寻求影响和主导在南海问题上的国际传播话语权。维护南海的和平、合作与发展是南海区域国家和东盟的共同愿景,推动这一愿景的落实是各方的责任,越南需要拿出切实的诚意和实际行动,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其媒体也应该发挥出更多的建设性作用。     

马来人的服饰

服饰是全世界穆斯林区别于其他宗教信仰者的重要特征之一,但由于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穆斯林都要受当地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他们在服饰上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本文主要介绍了马来西亚马来穆斯林的日常服饰,希望由此揭示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地方政治环境对人们的服饰规则的影响。     

中国古代分裂格局中的“统一性规范”——以宋、明两朝历史为例

本研究试图借鉴国际关系研究中对规范结构的关注,从社会学角度和体系层次来理解国家的战略行为。行为体间的规范结构在不同时期各有不同,因此,对战略文化的研究不能代替对"统一性规范"的研究。统一性规范兼具管制性与建构性效用,并使分裂格局中各分立政权进行"正统"身份的建构,使之保持争取国家统一的进攻性行为。基于以上视角,本文选取宋、明两朝的历史来验证统一性规范两种效用的存在。本研究对于解释当代中国的战略逻辑有一定意义,有助于澄清西方学界和政界对当代中国战略行为的误解,有利于我们论证当代中国与周边政权建立和平关系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东盟国家间领土争端的解决:做法、争论与启示

在遇到领土争端问题时,东盟成员国没有诉诸于《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规定的高级委员会,而是诉诸于国际法院.虽然这一举措并没有违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规定,但却引起了学者们关于东盟机制作用的争论.国际法院的判决就东盟国家间领土的主权归属做出了明确的判决,但也激起了失利一方强烈的民族情绪.东盟国家间解决领土争端的做法及其结果启示我们:解决复杂国际问题的最好办法还是在于政治解决.而这正是东盟所一直倡导的原则和做法.     

冷战后影响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因素检验

在影响中日关系的众多因素中，结构性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文章在梳理了之前学者对中日关系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了几项论及比较集中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并对其进行了概念操作化，将其定量为可以分析的具体指标。在数据的选用上，文章选择了1991年-2011年中日关系及各项影响指标的相关数据，并分别对每项指标进行二元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影响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是现实存在的，东亚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的崛起都会使中日关系下降，而中美关系的改善不仅不能使中日关系得到改善，反而会加剧中日之间的矛盾和对抗，这一点与许多学者提出的“日本在对华战略上跟随美国脚步”的观点相反。     

制度设计与现代化的挫折——试论1947年《缅甸联邦宪法》与缅甸发展战略的选择

1947年<缅甸联邦宪法>的经济指导原则反映了民族主义精英对独立后缅甸发展战略的构想,即以国有经济为基础对西方国家进行赶超.该战略尤其在奈温时期得到了强化.由于政府垄断了国内国际贸易,价格扭曲,资源配置不当,国有经济大多效率低下,缺乏竞争力,私有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因而经济增长多年在低水平徘徊.缅甸选择发展战略的错误,使其未能发挥比较优势,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缅甸现代化挫折的根本原因.     

吧国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

受原乡传统的影响,中国人在向印尼移民的过程中,也把传统的宗教信仰带到了印尼。自有华人定居吧城之时起,就"有人必有庙"。至元明时期,华人庙宇已遍布印尼各地,尤以吧城为盛。吧国公堂是荷兰殖民时期吧城华人处理华人社会内部诸项事务的具有半自治性质的行政和司法机构,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是其重要职能之一。吧国公堂名下有华人四大佛教庙宇,即观音亭、完劫寺、安恤神庙和玄天上帝庙,其中以观音亭建立时间最早、影响最大。为管理与维护上述四大寺庙,公堂设置有专门的"掌庙宇公勃低"一职,还定期安排官员轮值管理不同的寺庙。公堂对华人寺庙的管理,包括主持中元节及清明节祭祀等宗教活动、寺庙的重修与维护、募集善缘题捐、监管寺庙日常工作(包括向荷印殖民政府申请僧人移民来到吧城,负责各寺庙僧众的选任、离职和监管,监督寺庙所属土地及房屋的出租,管理寺庙所属器具,监管寺庙日常收支及处理寺庙与周边民众的纠纷等等)。在某种意义上,吧国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是其半自治性质的一种体现。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荷兰殖民统治力量的增强,公堂的自治权逐渐被削弱。二战后印尼政府又对华人宗教活动进行诸多限制,于是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权逐步丧失。1970年代印尼政府更下令将具有华族色彩的庙宇(Klenteng)改为佛寺(Vihara),并禁止华人再建新的庙宇。     

明治日本所得税法立法过程考论

明治中期开始,日本政府为实现其富国强兵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增强财政收入的措施,当时的大藏省在相继进行地税改革以及试图恢复关税自主权之后,仍然没有扭转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在此情况下,以松方正义等为首的大藏省官员效仿欧美国家,开始将新的税制引入日本。通过对当时欧美各国税制进行反复研究,决定引进当时只在英国等极少数国家实行的所得税制。近代日本为何引进所得税?又是如何完成对所得税法的立法程序?在此过程中如何处理外来制度与本国传统及实际的矛盾?文章试图解答这些问题。     

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民主转型原因之异同——对《第三波》转型原因观点的验证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进入民主巩固阶段,对过去转型的分析有助于对现阶段民主巩固问题的理解.地处东南亚地区的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提供了可资比较的民主转型经验,以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关于民主转型原因--威权政体政绩与合法性下降、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宗教变化、外部因素直接影响和示范效应等五个因素分析为基础,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威权政体政绩与合法性下降这一因素可能是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的普遍原因,而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宗教变化、外部因素直接影响和示范效应等四个因素可能只是适用范围较小的民主转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