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的探讨

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关键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正确研究分析新形势下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及原因,是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的前提。当前,欠发达地区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农村社会稳定出现一些新问题、新情况,着力化解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稳定问题,必须构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     

欠发达地区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与对策思考——以陇南农村为例

在新农村建设中,尽管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文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农村经济发展落后这一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他们的文化建设,使欠发达地区农村文化发展明显滞后。各级领导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营造农村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文明同步发展的良好氛围;在多元投入、解决新农村文化建设资金问题的基础上,教育、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不应满足于做文化建设的受益者,更应成为文化建设积极主动的参与者。     

欠发达地区大学生村官管理困境及治理对策——以江西省丰城市为例

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施对于提高农村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促进城乡人才的合理流动,扩大大学生就业渠道,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但是,由于大学生村官还是一个新兴事物,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融入农村社会难、身份地位合法性受质疑、遭遇无事可做的尴尬、面临未来发展困惑等问题。因此,政府要不断完善大学生村官招录选拔制度、大学生村官法律制度、大学生村官工作管理考核制度和大学生村官保障制度,以不断提高大学生村官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实现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社会工作路径探析——以珠海为例

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农村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农村社会繁荣发展的同时,也衍生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必须探索农村社会工作新模式,开辟农村社会服务新领域。珠海农村社区包括工业化社区、半工半农社区和以农为主的社区,要针对农村社区的不同类型,探索各具特色的农村社会工作路径,其中包括“村企合一”“工农互助”和“集体互动”等社会工作模式,着力提高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能力。     

利益纠纷视域下的农村社会结构与治理——以一起村民纠纷为例

农村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重要的要求。转型时期农村的社会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主要分为传统型、过渡型、现代型群体。在农村解决利益纠纷的主要途径即现代法治途径与传统伦理关系方面,不同类型的群体有不同的选择倾向,这种差异性根源在于群体的内在本质性特征。实现农村治理需要以村委会、基层党组织构成的基层组织作为中间环节来弥合三种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将在此基础上,逐步贯彻现代法治理念,并使传统伦理与其相互补充。     

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治理成本实证分析——以甘肃省地方政府为例

通过与既往研究的比对,课题组成员发现由于以往关于政府治理成本的研究多局限于定性分析,本研究则以此为切入点,针对转型期甘肃省地方政府治理成本特征,运用线性回归和相关分析等方法,对甘肃省地方政府治理成本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欠发达农村政治建设的困境与突破——以甘肃为例

近现代农村政治建设的发展总体比较缓慢,新农村建设的正式提出为政治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政治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政治保证。在欠发达农村政治建设中,基层乡镇政府与农民自治参与面临诸多困境,相应地转变乡镇政府职能,理顺基层组织关系,提高人员整体素养,扩大村民自治参与,以寻求未来的路径突破。     

社会参与下的新市民社区治理探析——以成都市龙泉驿区为例

伴随社会民主化和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社会参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要求。要实现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社会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新市民社区,即因被征地、生态移民、地址灾害等原因被政府安置的农民集中居住区,是在政府主导下产生、运转的。居住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等,让新市民在城市适应上有一个较长的过程,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也相比城市社区而言有很大差距。文章通过对龙泉驿区新市民社区社会参与情况进行深度调研,并结合国内外社会参与的理论经验,分析问题、查找原因,为新市民社区的治理提出对策性的思考和建议。     

基层党建引领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以荆门市新农村为例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变革,基层党组织作为基层治理的"领头雁",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所依靠的最基本、最直接、最关键的力量.基层党组织必须始终坚持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通过合理地定位自己的角色,创新服务机制、创新社会治理考核机制以及创新参与机制等方式领导和参与社会治理,以基层党的建设创新引领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民政治参与现状调查——以新河村为例

本文以新河村村民政治参与状况的调查为例,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四个方面考察了西部欠发达地区村民政治参与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农村社会需要构建新的治理方式,只有农民自己成为农村社区治理的主体,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公益事业办理难的问题,填补外部整合“缺位”和“治理真空”。新的农村治理体制建设能够取得成效需要解决好几个主要的问题：一是坚持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变动员式参与为主动性参与;二是挖掘地方传统和民间协调能力,开发农村内部的组织资源;三是建立乡村公共财政,节省乡村治理成本;四是治理乡镇政府,明确乡镇政府的定位和作用。另外,将社区的理念引入乡村治理中,并以社区体制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对于构建乡村自我整合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性意义。     

农村社会基础再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

农村社会基础再造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逻辑起点、逻辑主线和逻辑重心,这对于实现新农村建设具体目标的关键性作用,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应当放在农村社会基础再造方面。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发展条件的辩证思考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各自影响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的因素中都具有利弊两个方面的影响,有利条件中往往有着不利因素,不利条件中又往往有着有利因素。只有辩证认识、科学把握发展条件,才能坚持趋利避害,扬长避短,使科学发展观在各自地区都能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     

缙云县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实践与思考

丽水市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经济发展速度相对其他地区而言较为缓慢。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丽水的网络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缙云县是丽水市的“北大门”,位于温州、台州、金华、衢州四大板块交接的金三角地带,在发展电子商务方面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基于缙云县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基本情况,文章阐述了其在发展意识淡薄、总量和产业层次较低、人才和资金匮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政策引导、平台建设、服务体系和行业自律等4个方面入手,提出了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对策。     

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整合重构与乡村善治——基于贵州两个彝族村寨的考察

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对贵州两个彝族村寨的村干部、公共权威与精英、普通村民等不同类型人群进行深度访谈,观察、分析和总结两个村寨的乡村治理实践理路。研究发现,虽历经转型,但乡村本身所蕴含的内生治理资源仍具有坚韧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治理功能,在协调大小传统关系、重塑乡村权威规范、助力移风易俗、凝聚乡愁力量、强化情感认同、团结乡村民众、构建和培育乡村共同体意识、传承保护乡村文化、传递道德价值、维系乡村秩序、推动乡村振兴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表现出与时俱进自主调适的时代精神。新时代要构建完善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实施乡村善治和实现治理有效,不仅需要国家正式制度安排与法理资源的输入,还应借助乡村传统内生秩序力量,在国家制度的引导下,高度重视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发掘、传承、保护、整合重构和充分盘活。     

印度帮助落后地区的措施和成就

在帮助落后地区加快发展方面,印度政府先后采取了乡村综合开发计划、国家乡村就业 计划和农村无地人口就业保证计划,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使得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乡村治理视阈中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和乡村治理存在着一种结构性依赖和制约的关系。社会资本可以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来考察。社会资本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基础,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稳定功能为乡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秩序。现阶段为使乡村治理趋向善治,应以乡村组织网络的发展为重心,发展和培育社会资本。     

沿海欠发达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困境与政策建议——以阳江传统手工艺风筝制作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无形文化遗产,主要指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民族历史积淀和广泛、突出代表性的民间文化遗产。这些活态的文化,不仅构成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渊源的基因。阳江地处珠三角通向粤西和大西南的黄金通道,这里具有独特的语言体系和人文精神,孕育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闻名于国内外的传统文化与民间工艺,如传统风筝制作、漆器髹饰技艺、小刀煅造工艺、书画根雕木艺等在省内外皆美名远扬,但同时也面临着传承人普遍年龄偏长、后继乏人的困境。     

论社会关联与乡村治理

农村社会关联的缺失 ,造成分散农民难以从对外交往和对内合作中驱利避害抑恶扬善。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推进和法治建设还不足以满足村民对秩序与协作的需要时 ,估量农村社会关联的状况与农村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留守群体的困境、风险与治理

近几年,中国农村留守群体总量在下降,但庞大的留守群体基数及其背后所彰显的乡村治理价值仍具有研究意义。作为乡村传统主体的留守人口在城乡关系的治理博弈中存在资本动力、人际情感、伦理精神、主体理性和价值认同的风险,并在集体行动中得以呈现。而化解留守群体集体行动的风险在于打造全县域治理共同体、完善社会支持帮扶机制、建立村级生态治理体系、锻造基层党组织组织力、重构乡村现代文化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