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础设施多中心治理研究

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状况有所改观,但总体状况仍然落后。农村基础设施治理的落后状况、物品属性、可销售性以及农村社会资本的存在等多种因素构成农村基础设施多中心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各级政府、村集体、村民和社会各界形成了农村基础设施多中心治理局面。多中心治理的效果受各级政府财政能力、政府激励和引导力度、村集体的经济实力与组织能力、农户的经济实力与公共意识以及农村的经济基础与社会资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基于此,农村基础设施改善路径包括加大政府投入和资金整合力度、增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资源禀赋、为企业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创造利润空间、为金融机构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激励机制以及培育农村社会资本、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责任感等。     

"乡政村治"治理架构的缺憾与优化

优化“乡政村治”管理体制,要明确界定各级的职能定位,理顺各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创造村民自治的良好环境;探索卓有实效的方法,在真实、全面落实村民自治“四民主”上下功夫;从根本上转变农村社会治理的宗旨和理念;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和谐与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转。     

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村务公开的管窥与反思——基于一次民主管理与村务公开的实地考察

我国实行村民自治已经有了20多年的历史,已经过了多届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从政府到村民对选举工作已经逐步熟悉,选举后的村务治理成了村民自治向纵深方向发展的重点。村务公开与民主管理是政府与村民普遍关注的话题,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村务公开内容贫乏、决策和民主管理施展咨询不足的问题十分严重。为此,我国应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保障村民组织稳定的经济来源,同时动用公权力使示范监督和奖惩落到实处。     

持守与衰落:征拆聚变下的村治危机及其宗族救济 ——基于广东J市L村的考察

本文以J市L村为例,通过描述因征地拆迁聚变引发"群体性脆弱"而催生村民"非适应行为",并导致农村公共治理危机的过程,分析宗族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群体链接纽带,如何发挥其在村治方面的优势并嵌构进入农村公共治理场域下政府权力、市场权力及社会权力的互动,进而强化"群体韧性"而实现对村治危机的救济。本文认为,宗族在救济村治危机过程中能够链接各方利益主体建立起情境化互动机制,并形成高效精干的村治危机嵌入式治理机制,从而以宗亲纽带强化群体韧性有效破除了高风险状态下村民原子化利益追诉的无力状态,同时也有效消除了利益诉求低效甚至无效状态下村民采取暴力抗争、身体抗争等"非适应行为"而进一步恶化局势的隐患。与此同时,宗族力量依其历史境遇总结出独特的生存智慧,并形成与制度化权力共同参与农村公共治理过程的基本逻辑,从而根据情境判断做出对于农村公共治理持守与衰落的角色转换。     

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的探讨

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关键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正确研究分析新形势下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及原因,是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的前提。当前,欠发达地区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农村社会稳定出现一些新问题、新情况,着力化解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稳定问题,必须构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     

国家治理创新视阈下的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要面临四大困境:一是行政权与自治权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二是村民自治异化为村"两委"自治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三是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仍然比较缺失;四是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机制仍然没有根本形成。鉴此,需要采取以下应对举措:一要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努力建构政府、市场、社会良性互动的多中心协商对话机制;二要完善社会参与,创新村民自治机制;三要大力发展经济合作组织和公益性社会组织,建构农村基层社会互助合作机制。加强农村社会治理创新还需要坚持四个原则,即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原则,坚持农民权益至上、农民利益优先的原则,坚持依法治理、规范治理的原则。     

他们得到了什么?——青河村民委员会考察记

村委会是中国村民群众的首创制度,30年前村委会产生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此后它成为了中国现代社会乡村治理的主要形式。通过村民自治,广大村民群众获得了比以前更多的尊重和民主权利,经济收入有所增加,也为各族村民提供了相对安全的生活环境。     

论乡政村治关系的失调问题

乡政与村治的关系是村民自治架构下的基本关系之一 ,在我国农村治理模式的改革中 ,乡政村治关系表现出了明显的失调。其主要表现是乡镇政府对村委会人事权、财产权的干涉和对村民会议及村民代表会议民主决策权的践踏。理顺乡政与村治的关系是村民自治改革中的重要内容     

我国欠发达农村地区依法治村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依法治村是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然而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农民法治素养较低、人治传统浓厚、行政执法监督缺失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欠发达农村地区在推进依法治村方面还存在着有法可依环节贫弱,有法必依环节脆弱,执法必严环节软弱,违法必究环节薄弱等一系列问题,为此,必须通过构建农村立法体系、实施农村普法工程、健全农村执法机制、完善农村法治监督环节等措施,推动依法治村目标的全面实现。     

合约管理约管理:乡村治理新模式——以“华寨模式”为例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社会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民族地区农村也处在转型期,社会风险不容小视。乡村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的基础,贵州省锦屏县华寨村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利用契约的伦理性,制定了《村民自治合约》,实现了乡村民主自治,推动了全村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