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和完善 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审判制度

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当今世界各国十分关注的社会问题。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运用道德、文化、教育、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对少年违法犯罪进行全社会的综合治理，为预防和减少少年犯罪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收到了显著成效。中国法院根据《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准则》《北京规则》、《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文件与国内立法审理少年刑事案件，在保护少年的合法权益，保障无罪的少年不受刑事追究和犯罪少年复归社会，特别是在对犯罪少年的人格教育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     

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应遵循的原则

在我国,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人实施了危害社会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称为未成年人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都作出了不同于成年人案件审理的一些特殊规定,并相应建立起模式不同的少年司法制度。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没有设立专门的章节规定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只是把一些特殊的规定分散在刑诉法的某些章节之中,且又不完备,这显然与当今的国内外司法实践,对未成年人开展特殊保护已不相适应。 1985年,联合国第七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上通过的《北京规则》,要求各联合国会员国,总的社会政策应努力促进少年的福利,尽量减少司法干预,对触犯法律的少年给予有效、公平、合乎公道的待遇,既保护青少年的成长,又维护社会的安宁秩序。同时联合国还要求会员国政府“斟酌情况使本国的立法、政策和做法,待别是在少年司法工作人员的培训方面,同《北京规则》相配合,并使有关当局和广大公众注意该规则”。     

暂缓起诉制度研究

暂缓起诉是近年来我国在少年司法制度领域中引人注目的探索，对于这一制度的争议迄今方兴未艾。对未成年犯罪入应当坚持起诉便宜主义为主，起诉法定主义为辅的原则，暂缓起诉是这一原则在少年司法实践中的贯彻。暂缓起诉不同于我国现行法律中所规定的相对不起诉，而是我国少年司法实践中所创造的一种新型的不起诉类型，是基于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未成年入保护法》的要求和少年司法的理念对我国不起诉制度的丰富与发展。     

联合国关于今年司法的三个准则

联合国有关少年司法有三个专门的文件.虽然这三个文件尚无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它们作为各国立法和司法行政的准则,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三个文件是:1.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1985年);2.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规则(利雅得规则,1990年);3.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1990年).     

未成年人构罪标准体系建构基础研究

正【主题导引】作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以及《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和《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的积极倡导者,我国无论是在立法环节,还是在执法、司法实践中,均需要契合未成年人群体的特殊性,尊重未成年人的成长规律,实现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综合化、未成年人利益的     

少年司法：从模式到理念——论少年司法的模式

从少年司法的理念、管辖范围、司法程序以及矫治方式这四个分析要素来看，美国、德国、北欧国家、联合国等国家或机构在少年犯罪问题上体现出不同的司法模式。但即便如此，相较与普通刑事司法程序，这些不同的少年司法模式之间却具有一些趋同性，即“理念上强调少年权利的特殊保护”、“管辖范围比较宽泛”、“司法程序的非正式性”、“矫正措施的宽缓化”，这些趋同性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少年司法的独特个性。     

犯罪适用区域性考察及其罚则改革研究（下）

三、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设计及其罚则调适构想 从以上“问题”聚焦及其产生缘由可见，尽管我国各级法院、检院、未管所等工作人员就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与执法事项，已经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并取得了巨大业绩。但是，由于法律制度、司法及执法环境等缘故，其工作实效与我国已经批准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基本要求、与世界先进国家针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恢复性少年刑事司法的正义性探析

正义是司法的灵魂。恢复性司法在处理少年犯罪实践中的尝试，为我国应对严峻的少年犯罪开辟了新的思路，但对恢复性司法存在的误读，也引起了人们对恢复性少年刑事司法正当性的质疑。恢复性司法与传统报应性司法对正义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恢复性少年刑事司法所体现的兼顾多方利益的实体正义与多方参与的程序正义，对落实“双保护”原则及构建和谐社会所具有的独特作用，让我们相信构建具有中罔特色的恢复性少年刑事司法制度之必要。     

瑞典少年司法制度概述（上）

本文对瑞典的司法体系和涉及少年犯的立法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背景介绍，重点放在检察官在少年犯相关司法体系中发挥的作用。文章分为五个部分，首先简要介绍瑞典政府的框架、瑞典处理少年犯的司法体系以及一些犯罪数据。第二，简要介绍瑞典少年司法体系背后的总体结构和理念。第三，介绍可能对少年犯施加的刑罚。第四，简要介绍《调解法》、作为犯罪的受害者儿童和犯罪预防行动。本文结尾部分指出了少年犯相关司法体系在未来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论我国青少年犯罪的治理观及其转型——基于概念史的分析

青少年犯罪是一个承载着对青少年这一群体如何进行犯罪治理的概念,通过对青少年犯罪概念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在青少年犯罪概念诞生前,我国对青少年犯罪采取的是一元化的刑事政策。伴随着西方juvenile delinquency概念及其知识谱系的启蒙,国家逐渐开始对少年这一群体有了很多新的认识。但在其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却被我国日益严重的青少年犯罪这一社会事实所建构。青少年犯罪概念的建构,不仅使得我国重视并科学化理解青少年犯罪问题成为可能,而且还具有包容juvenile delinquency知识谱系的功能,使得有关少年司法的理念能够通过青少年犯罪这一概念载体顺理成章的进入中国。然而,这种"暗度陈仓"的方式,不仅为青少年犯罪概念争议和理论分歧埋下隐患,也使得青少年犯罪的治理结构存在二元张力。当前我国青少年犯罪治理结构既非一体化治理,也非二元化治理,而是少年与成年二元混同治理结构。随着少年司法在我国渐臻成熟,尤其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全面修改,"少年"与"青年""犯罪"与"非行"在概念和知识谱系上的分离不仅必须,也是必然。这也意味着,青少年犯罪二元治理结构混同模式到了必须分离的时候。少年与成年犯罪的二元化的治理结构转型不仅关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的准确定位,还关乎未来的青少年犯罪的有效治理。     

少年刑事诉讼中的必要法律帮助及其辩护制度——以“相称原则”贯彻为中心展开的论述

人们通常认为“相称原则”作为一项惩治与预防少年犯罪的特有原则源于1985年联合国第40届会议通过的铂匕京规则》。该规则确立了对少年刑事立法与司法最重要的一项原则口口保护少年权益与保护社会利益的双向保护原则，体现了对少年刑事立法与司法中保障与保护的和谐统一。本文以对少年犯罪特有的“相称原则”为切入点，探讨这一原则提出的价值底蕴。自从1899年美国首家少年法庭诞生之后的近百年，人们经过不断探索、反思、总结而达成共识出台的釉匕京规则》及其所确立的“相称原则”，基于少年犯罪的特殊性形成了诉权保护的双重性基础理论，并充分体现了以保护少年人为主兼顾保护社会利益价值取向理念。在此认识基础上，本文用这一原则检视我国现行立法有关法律帮助与辩护制度以及实务运作，以期完善少年刑事诉讼中的必要法律帮助及其辩护制度。     

《利雅得准则》视角下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与实践

近代以来,国际社会就儿童权利达成普遍共识,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儿童权利以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少年司法的国际公约、宣言和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又称《利雅得准则》,是非常重要的联合国规范性文件,对我国预防未成年犯罪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和启示作用。作为相关公约的缔约国,为履行国际义务,我国于1999年颁布实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该法顺应国际立法趋势,总体上坚持以逐级预防理论为指导,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不良行为"专门法律概念等;同时该法也存在立法思路不清晰、重要制度不健全、法律可操作性不强、预防主体职责不明确、法律实施的相关保障不到位等不足之处,迫切需要修改和完善,及时解决法律适用中呈现的突出问题,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我国台湾地区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制度述评

我国台湾地区的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经历了独特的发展历程,也取得了斐然成绩。其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以《儿童与少年福利法》和未成年人福利机构为基础的未成年人早期福利性保护制度,以《少年事件处理法》和未成年人司法机构为基础的犯罪少年或虞犯少年的司法保护与矫正更生制度,以及以《犯罪被害人保护法》、《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条例》、《家庭暴力防治法》和被害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为基础的被害未成年人保护制度。     

扩大取保候审适用率是我国少年司法新一轮改革的关键

中国少年司法近20年来从建立少年法庭、试行少年刑事案件的特殊程序,逐步扩展到实体法应用、新的处置方法探索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国内外公认的进步和发展。但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仍旧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理论界与实际部门的专家学者不断有开拓创新,可是总体上进展不大,有时甚至出现徘徊、彷徨和困惑。在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推动下,尤其是这几年中英、中欧有关少年司法的多角度学术探讨的启示下,本文认为在少年司法中扩大取保侯审的适用率,学习国外保释制度的科学经验,可能是我国少年司法新一轮提升、发展的起点和突破口,具有很重要的研究和推广价值,我们应该抓住这个关键和契机。     

从碎片化到一体化:社会工作参与青少年犯罪问题治理的体系建设

青少年犯罪问题一直以来都广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对其进行有效治理以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是司法系统和社会工作系统共同的责任。通过对我国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制度层面的建设和实务层面的拓展进行梳理,发现当前我国社会工作参与到青少年犯罪问题治理的实践呈现出"以制度为中心"的特征,造成了服务提供的碎片化,并进一步阻碍了青少年犯罪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在青少年犯罪问题治理过程中的专业作用,要求构建"以罪错青少年为中心"的一体化的少年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同时,需要注重少年司法配套工作体系的完善、少年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能力的提升以及少年司法"两条龙"合作机制的建立。     

“恢复性司法、刑事和解、社区矫正”少年司法中的三项重要制度

少年司法制度改革作为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方面，轻刑化和行刑社会化是其两个显著特点。恢复性司法作为西方国家近年来兴起的一种以“实现修复正义”和“重塑社会和谐”为基本目标的青少年犯罪防控模式，代表了西方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新趋向。尽管我国司法制度对恢复性司法这一新的司法模式尚未明确认同，但是这种模式实际上与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特有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相契合。     

论国际化视野下的未成年犯罪人的司法保护

在联合国及其下属的有关组织通过的一系列关于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国际性法律文件中,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司法保护有许多标准规定。考察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现状,与国际标准相比,不管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仍存在一定差距。如何以国际标准为参照,进一步规范和改进我国的未成年犯罪人司法保护制度,以更有效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更好地挽救和改造失足少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应认真思考的问题。     

《青少年犯罪问题》“少年司法”研究综述

<正>少年司法制度是刑事司法制度的核心部分之一,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先进理念、原则或者制度往往是从少年司法制度开始发展的。因此,对于《青少年犯罪问题》杂志而言,其特别注重将"少年司法"打造成品牌栏目,从而使之成为我国少年司法理论研究的一块重要阵地。在本刊的"少年司法"栏目中,其最为根本的原则是秉持"少年最佳利益原则",这是本栏目最为深刻的价值理念基础,其他一切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或原则都是以此为核心展开的。在具体内容上,"少年司法"栏目不仅关注未成年人犯罪的     

关于对未成年犯刑罚立法完善的若干思考

未成年罪犯是个特殊群体，需要予以特殊的立法和司法保护。本文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立法完善进行若干思考和建议，期望我们的少年审判司法实务早日有专门的未成年人刑法和刑罚制度可依可据。     

扩大取保候审适用率是我国少年司法新一轮改革的关键

中国少年司法是在改革开放和我国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开创发展起来的，近20年来从建立少年法庭、试行少年刑事案件的特殊程序，逐步扩展到实体法应用、新的处置方法探索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国内外公认的进步和发展。但是近年来，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仍旧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理论界与实际部门的专家学者不断提出新问题，开展研究或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