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中公共政策的非制度性公民参与

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不仅意味着治理模式、方式以及"形而上"价值理念的嬗变,也意味着治理凭借的工具———公共政策全过程的嬗变。突破或改变传统公共政策自上而下的过程,积极采纳公民建议以及推动公民有序参与,不仅是对公民主张个人权利和合法权益的集体"呐喊"的回应,也是新形势下公共政策拥有合法性权威的必要前提。制度性公民参与应成为主要路径和渠道,但当前我国制度性公民参与进程中相关法律缺位和制度不足,公民参与能力有限等造成制度性公民参与困境重重,相伴随的是非制度性公民参与频发,非制度性公民参与作为制度性公民参与的重要补充,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某些社会问题,但是其带来的"副作用"更让人担忧,如何规范、引导公民的非制度性参与,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当下值得深入思考。     

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机制与对策研究

社会管理创新不仅需要政府发挥其应有作用,更需要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资源,激发社会活力,使广大公民有序参与到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当中。文章分析了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含义,探讨了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动力机制、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政府回应机制、监督机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强化服务型政府意识,创新社会管理理念;明确政府角色定位,构建社会管理的多元化主体;加强宣传教育,强化公民参与意识,提高公民参与能力;加强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制度化建设等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对策建议。     

基于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双重性的政府回应路径

作为世界上网民规模最大的国家,网络政治参与已经成为我国公民新型的政治参与形式。网络政治参与改变了传统的政治参与模式,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提升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效能。同时,也带来了网络伦理缺失、非法参与扩大以及非理性参与等诸多问题,网络政治参与的双重效应对政府回应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刚性网络法制的规范、柔性网络伦理的生成、网络道德监控机制的约束以及政府对市民社会的推动等是政府回应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正负面效应,促进其理性、有序、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     

理性与激情的平衡——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适度参与

我国政治民主化程度日益提高,关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问题也成为学界的热点.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度非常低,这会导致政策合法性的缺失、公共政策的失误、公共政策执行的困难和公共权力的异化等问题.而公民的过度参与则极易引发政治动乱,不利于国家稳定,会极大地影响政策制定的效率,给政府和公民带来极高的参与成本;会影响公共政策的质量,导致公共政策的扭曲.因而,公民适度参与既可避免支持者对公民参与抱有的单纯激情,又可避免批判者对公民参与持深度的怀疑态度.     

政府治理与政策过程中的协商民主

推进中国的公共政策过程以及政府治理范畴内的协商民主的四个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是政府治理与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和协商民主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也就是回答公民参与是否是必要的问题。二是公民参与到底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从公民个体、政府(部门或者工作人员)、专家三方视角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是不一样的,每一方面的立场可能都是权变的,这样的立场差异将会直接影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各个环节。三是协商民主是否能够被有效实施,并渗透到现有的公共政策体系当中去。研究表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将会慢慢地由形式主义发展为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制度形式。四是如何在实际政治过程中切实推动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以在政府治理范畴内推进和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实践。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基于杭州开放式政府决策的经验研究

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公民意识的日益觉醒,公民有序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这一议题备受学者、政府官员与民众的关注。本文特选取获得2010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杭州开放式政府决策为研究对象,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视角出发,剖析杭州开放式政府决策的过程、决策特点和公民参与的形式,总结并诠释杭州市开放式政府决策的实践作法与相关经验,认为构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机制关键在于回答好四个问题:谁参与、参与什么、怎样参与以及参与效果如何。     

当前我国政策绩效的价值取向解读

理论上,政策绩效不同于政策结果之处在于它对其内在价值及其行为方式改变的特别关注,因而具有较强的价值意蕴.政策绩效在社会转型中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现实之间的差别,就是政策问题存在的闭区间.在此基础上,公共政策的自由裁量权、公共政策的回应性、有效性、公共性、公民精神以及治理、善治等作为一种"绩效指标",对政策绩效及其实现程度等都有很大的影响.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特质的社会问题的大量积聚、政府主导的政策模式、公民社会的不健全等,首先作为一种"自变量",影响着当下我国的现实政策绩效,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公共政策的自由裁量权、回应性、有效性、公共性、公民精神等的存在形式和发生作用路径;另一方面,作为"因变量",它们被嵌入不同的制度运行、政策实践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中,成为一种既定的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决定着当下各种利益诉求、利益整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实等的性质和内容.在技术和价值之间,政策绩效找到了其存在的基本空间.     

公民参与网络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有效运行

社会资本的生产、维持和积累主要依赖于两大来源:互利互惠的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公民参与网络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有效运行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即公共政策的有效制定和执行等与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的储量息息相关。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的充分发育是公民切实进入公共政策过程、讨论特定的政策议题、协力执行公共政策的前提。因此,政府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必须考虑公民参与网络这个变量,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建构促进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存量的提升,以形成公民参与网络和公共政策过程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有利于维持公共政策的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     

论电子治理的内涵、价值与绩效实现

电子治理是借助信息通信技术建构运转有序、信息通畅、各行为主体及社会资源相互影响并共同促进而形成支持科学决策的多层次治理形态。其特征是:远见卓识的治理理念,多元协作的治理主体,整体快捷的治理方式,网络开放的治理结构,动态演进的治理过程,多层融合的治理形态。电子治理战略实施的价值目标在于,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变革影响政府和社会,实现"政府再造"、"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以及"社会进步发展"、"公众参与","政府与社会关系改善",最终改善"政府与社会关系",达成"善治"目标。电子治理对于政府作用影响的内在关联目标为"增进政务透明、强化政府责任、增强政府回应、提升政府效能";电子治理对于社会作用影响的内在关联目标为"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进步、改进公民参与、保障公民权利"。其绩效参考模型体现了信息技术手段对于政府以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视角下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在我国现代政府治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政治民主价值准则是人民群众有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和了解相关政策信息的权利,而政府的义务就是积极引导公民广泛参与政策制定。当前随着我国公民参与度的不断提升,民主化进程和法治社会也在迅速发展,规范和发展政策的制定,形成公平、公正的决策体系如下:增强公民参与意识,提高公民参与能力;提高政府官员民主意识,消除官本位思想;防止强势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过程的渗透;大力推行信息公开;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