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政策新思维映射下的“印太经济框架”

在继承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基础上,拜登政府重新塑造了美国贸易政策的底层逻辑,形成美国贸易政策的“新思维”。其试图放弃传统方式的贸易自由化,以国内政治需求为中心,构建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抑制所谓“逐底竞争”,引导跨国公司从追求效率转为追求“最优成本”,最终重塑全球价值链,并实现“安全和韧性”。“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贸易政策新思维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映射,集中体现了美国贸易政策思维逻辑重塑的结果。贸易政策新思维使得“印太经济框架”显现非传统贸易协定、推行新涵义的市场准入、与其他区域战略呼应、重视集体能力等特征。其战略目标是重获区域经贸规则制定权,重塑中国所处战略环境。面对未来区域内可能出现的种种“去中国化”挑战,中国需在亚太经贸合作领域做好全局性战略应对,坚定地坚持多边治理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同时,针对“印太经济框架”的不同议题,中国应及时设计短、中、长期的应对战略和策略组合。     

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政策回顾与对策

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或曰对外交往问题既是处理两岸政治关系的关键性议题,也是岛内台独势力直接操弄、塑造悲情意识凝聚民意的一个有效的工具。在两岸关系大发展、大交流的新形势下如何解决它,已经成为两岸互动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解决台湾国际空间问题主要体现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和邦交国关系两方面。祖国大陆应从战略高度上认识解决国际空间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应当灵活务实、循序渐进,找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     

“一带一路”背景下两岸能源合作的政策选择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深化两岸合作提供了契机。依照"一带一路"战略的要求,结合两岸在能源领域的共同利益诉求,积极在能源领域展开合作,不仅保障两岸能源安全,还将为两岸实现宽领域、深层次的合作奠定基础。本文从两岸能源发展现状的对比出发,讨论了能源合作所能解决的地缘区域问题,分析了两岸加强资源勘探开发、技术合作研发、贸易市场拓展等具体合作路径的收益。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台湾与大陆将可进一步扩大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一起分享全球的商机。     

“正常国家化”背景下的自公执政联盟走向——以公明党为中心的考察

<正>2014年4月1日,日本安倍内阁用阁议的形式出台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取代自1967年就业已存在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安倍内阁的这项举措在正式出台以前就被认为是对过去日本武器出口规制的彻底颠覆。2014年7月1日,安倍内阁正式通过了修改宪法解释的阁议,战后宪法专守防卫的原则被突破,日本将被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自安倍上台以来,日本国内相继     

关于民进党“台独”转型的研究——基于该党群体思维的社会学考察

2008年5月国民党重新获得执政权,两岸关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和平发展、共创双赢成为两岸关系的主流。“台独”空间进一步被压缩,同时,失去政权的民进党尤其是其高层和精英层也逐渐显露出转型的迹象。鉴于此．本文试运用社会学理论分析民进党群体思维方式,以探讨未来民进党转型的可能性空间。     

实行“捕诉合一”的理论依据与实务根基——以“钱穆制度陷阱”为视角

“捕诉合一”与“捕诉分离”各有利弊、争议久矣。“捕诉合一”有助于提高效率、引导侦查、减少内耗,但理论界认为其存在中立性丧失、办案质量下降、内部制约失衡等危险。为了避开“钱穆制度陷阱”,应思考“捕诉合一”的理论依据,遵循权力制约、人权保障、程序正义等原则,从地理、人物、人心三个维度展开探究。“捕诉合一”并非“捕诉分离”的否定,也非固有模式的简单回归,而是分析利弊、总结经验、完善机制的螺旋式上升。     

“去中国化”背景下台湾当局南海法律论述的转向

台湾当局的南海主张迈向“去中国化”,法律论述逐渐从基于“固有疆域”的“中国叙事”转向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台湾叙事”,从争逐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代表权”转化为以南海议题强化“台湾主体地位”。这主要包括在国际法层面由“历史主权”转向“事实主权”,在宪制性规定层面改变“固有疆域”属性,在岛内规定层面提供规范支撑。虽然台湾当局在三个层面的法律意图有所差异,但以实际管辖等为线索串联起来,从而为南海主张的转换提供体系化的法律基础。     

社会学视角下的乡村“混混”——以湘北H镇为例

乡村“混混”与城市“混混”的弱势边缘地位完全相反,他们在乡村社会中横行霸道,欺压村民,攫取非法利益,并称为乡村社会秩序的结构性组成力量,而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对其压制与控制却显得较为软弱无力。因此,探究乡村“混混”在乡村社会秩序中坐大的原因,就必须回归乡村内部视角,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所经历的转型中找寻“混混”成长的逻辑。     

两岸大交流背景下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研究

近年来两岸关系已步入和平发展新时期并且在诸多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但由于受到岛内政治、文化教育、两岸关系、国际政治与青年自身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两岸大交流背景下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仍然呈现出“去中国化”与“台湾化”的现状,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国家和平统一将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未来两岸双方应继续深化两岸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领域的交流合作,以建构“双重认同”作为化解台湾青年“中国认同”危机的基本路径,在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中重新建构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     

日本60年代后期的市民主义与和平运动——以“越平联”运动为中心

和平主义思潮是战后日本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日本政治中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1960年代后期,从国家与社会和个人的关系角度出发,日本出现了以市民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的新和平主义理论,并成为像“越平联”这样的和平运动的指导思想,代表了日本和平运动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在市民主义的基础上,还出现了强调个人在战争中同时扮演“受害者”和“加害者”双重角色的和平主义思想。市民主义思想对当时日本和平运动的发展、和平意识在民众中的深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越南战争期间反战运动的发展,并对此后日本的和平主义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市民主义思想对和平运动的影响也有其局限性。     

新“新儒家”的实践——从打醒孔家店谈起

儒家思想应该是拥抱世界,走出世界,贡献世界的。东西方的世界,在文化的基础上虽然有些不同,但 是彼此迈向现代化的文明,在方向上却是一致的。新"新儒家"虽然不主张"全盘西化",但却认为大胆的迈向 西化是有需要的。另外,五四运动所主张的打倒"孔家店"也是极端的看法,新"新儒家"当然也不赞同,可是 对于那些儒家的腐朽,因为误解了儒家思想的本质,新"新儒家"则持有不同的看法。新"新儒家"所反对的是 那些"卖假货"的孔家店,对于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坚定不移的肯定而且推崇的,因此新"新儒家"所坚持的 是要"打醒孔家店",而不是要"打倒孔家店"。     

美国对台政策调整中的智库因素：以“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为个案

近年来,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加大力度调整对台政策,不断冲撞历届政府遵守的“一个中国”政策。一些美国智库在此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具有台湾民进党当局“官方”背景的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尤其活跃。这家致力于提升美台关系的小型智库地位特殊,擅长运用多种组合策略介入美国涉台政策过程。中美战略竞争的强化,为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影响美国对台政策提供便利,但长远来看,该智库在对台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仍将受限。     

法律边缘处的乡村“混混”——以陕西秦镇为例

乡村“混混”和“灰社会”是在中国经验研究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描述性概念。从乡村治理研究实践的脉络中梳理相关文献,导引出“混混”存在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问题;通过考察陕西秦镇乡村“混混”的群像及其社会生态,本文在一般意义上探讨了地方文化与法治和乡村秩序重建之间的内在关系。     

美国对台战略模糊的清晰化及其极限：以“与台湾交往法”的出台为例

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交锋过程中逐步成型,其核心是将威慑与保证融为一体,从而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开始发生摇摆。尤其是特朗普执政时期,中美关系中战略竞争的一面急剧上升,美国对台政策出现了再度战略清晰的迹象。“与台湾交往法”是特朗普政府在中美战略博弈升级背景下对于美台互动进行“政策更新”的产物。然而,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的清晰化存在固有界限,“一个中国政策”仍然是规锁美台互动的基本框架。     

循证治理视角下我国地方政府“放管服”改革研究——以Y市为例

推进政府“放管服”改革是优化营商环境、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部署。近年来,Y市政府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通过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寻查论证,找准改革的突破口和着力点,以打造最优营商环境为目标,以优化政务服务环境为抓手,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循证治理是在科学严谨的研究基础上形成科学证据并遵循科学证据进行治理的方法。本文在循证治理视角下,对Y市政府“放管服”改革实践进行循证分析,并针对Y市政府“放管服”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困境,在循证治理视角下从科学证据、领导力、公众价值三个层面提出Y市政府“放管服”改革的优化路径。     

融合发展视角下“两制”台湾方案的三个基本问题——以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为起点

融合发展在多元功能主体、动力运行机制和预期目标设置上展现出不同于和平发展的底层逻辑,为新时代推进两岸民主协商、精准校正“两制”台湾方案的理论定位提供了绝佳的观察视角。在本体论上,“两制”台湾方案是制度耦合机制和协同共治制度。在方法论上,“两制”台湾方案优化利益分配和规范权利保障。在价值论上,“两制”台湾方案追求完全统一、持续安全和共享发展。融合发展、和平统一与“两制”台湾方案之间存在相对的理论和政策边界。当下,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为例深入推进三者的实践互动,对于加快和平统一进程和“两制”台湾方案的实质启动具有重要意义。     

聚焦社会病--社会病视角下的“越轨青年”研究——以街角青年与乡村混混为例

作为“问题青少年”的街角青年研究和作为“乡村问题”的乡村混混研究均是作为“问题研究”的“越轨”青年研究。街角青年、乡村混混等“越轨”青年群体的生长,主要是源于社会转型后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缺位、主导性公共舆论的缺失与社区内部惩罚性机制的缺乏。乡村混混与街角青年的存在,已经不是单个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病。从社会病视角去看待、研究被添上“越轨”标签的青年群体,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和理解“越轨”青年本身。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的“国家”角色——读《国家与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

关于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历来是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①事实上,由于战后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该领域内的文献主要关注的还是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与一般的政策分析不同,关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不仅仅是针对具体政策本身,     

论沈葆桢与清政府治台政策的转变——以大陆移民渡台及理“番”政策为中心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郑氏政权投降之后，清政府采纳施琅之建议，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派官治理，但对台湾之开发持消极之态度，如对大陆移民渡台实行限制，并禁止汉人进入“番”地等等。近代以后，随着台湾口岸的开放，外国势力的入侵，清廷消极治台政策的弊端日渐凸现，乃至成为列强窥伺觊觎的借口。同治末年发生了日军侵台的“牡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外叙事的三重构建——以印度尼西亚为例

策略性叙事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塑造共同意义的手段,是中国主导国际辩论、增加国际认同、提升国际话语权、构建和完善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工具。在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实践中,中国逐渐形成了“全球与地区秩序变革”体系叙事、“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身份叙事和“印尼与世界互联互通”政策叙事的三重叙事内容,三者共同构建了中国“一带一路”的宏大叙事。经过对“一带一路”叙事本体论范畴上的叙事效果评估和分析,中国的“一带一路”叙事具有清晰的使命目标、可期的成功前景和连贯一致的叙事情节。同时,大量反叙事的存在使得如何策略性地构建叙事,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有力反击反叙事成为中国当前对外叙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