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对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影响

一、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演变及内涵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亚太战略,包括政治、经济和安全战略,做过多次调整。1990年代初,美国提出过＂扇骨扇面＂亚太战略,以美日安全联盟为主扇骨,北有美韩,向南则有美菲、美泰和美澳联盟,实际上承袭冷战时期美国主导下的双边安全同盟。扇面强调美国主导下的亚太经济合作。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强化及其对东亚地区政治的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重新定义以来,美日同盟不断通过强化走向军事一体化和全球化.美国不是抑制而是推动日本重整军备,而日本也借助同盟追求更具进攻性的安全政策.美日同盟的强化并不意味着美日平等的"权利分享",而是体现出日本对美国战略的屈从.日本依赖美国的军事存在保证其安全并遏制中国,同时在经济上谋求同中国争夺地区合作的主导权.日本战略上的内在矛盾使其无法获得其他东亚国家的信任,也使东亚面临安全结构两极化的危险.构建和谐的东亚政治世界需要中美日建立稳定的三边合作关系,并最终将美日同盟纳入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框架中.     

特朗普执政后美欧同盟关系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特朗普执政后将"美国优先"作为对欧政策的主导原则,以施压与交易方式推进对欧政策调整,导致美欧同盟关系出现一系列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交易性成分增多、同盟趋于松散化和竞争性的一面凸显等。特朗普政府偏执于"美国优先"及"单边利己主义"的外交政策理念是导致美欧同盟关系恶化的核心症结,而美欧对外战略调整与安全战略选择错位以及大西洋两岸社会和民众对联盟的认同度下降,使得联盟关系进一步恶化。特朗普治下的美欧同盟关系降至历史最低点,并对欧盟未来的发展形成挑战,也牵动了美欧俄、美欧中三边关系的走向。衰落但有韧性的美欧同盟关系仍将继续维系和存在,中短期内仍将保持合作大于竞争的态势。     

欧盟应对中美博弈的策略选择与美欧对华政策协调

中美欧是特殊的三边关系。在中美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欧洲是影响中美博弈和中美欧三边关系走向的关键变量。欧盟将中美竞争视为难以回避的重大挑战,并基于战略自主采取"不选边"的策略,同时谋求在中、美间发挥调节作用,以期降低风险并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利益。但欧盟对待中、美并非不偏不倚,其调节作用更多体现在与美国共同加强对华政策协调,这正是三边关系的特殊性。经过数年的磨合,美欧对华政策协调与合作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大致可概括为经贸与科技竞争、对投资与出口管制及设限、军事威慑与防范、人权施压与对抗、围绕"一带一路"进行地缘战略协调。拜登执政后美欧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加上双方共同的短期利益等因素,使得美欧对华协调联动的可能性上升。今后美欧联手应对中国的战略会更加清晰,双方在诸多领域的对华协调联动将会进一步增强。然而,美欧结构性矛盾以及涉华利益不对称将使双方的合作具有局限性。归根结底,欧盟在中美博弈中采取平衡策略的根本目的是避免使自己"选边站队"。此外,对欧盟而言,美欧协调主要是手段而非目的,并不意味着双方要建立"反华联盟"。     

拜登政府与美日同盟的发展趋向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提出将重振美国同盟体系,突出美日同盟的重要性.未来美日同盟的"双向义务"合作与日本的同盟"对等化"诉求将相伴发生、相互影响,并逐步内化于美日澳印"四国安全机制"及西方"盟友圈"构建之中.中日关系中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加上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使得美日同盟的对华针对性日益凸显.美日两国确认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公然侵害中国领土主权及国家安全利益,使得中美日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并影响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空军联盟 美日军事力量无缝对接从空中开始

今年2月,首批F-22A战斗机进驻日本,美国空军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变得十分引人关注,西方媒体称美日同盟某种程度已成为了一个“空军联盟”。美日空军合作的不断深入,必将对亚太战略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代表了美国空军官方对美日同盟的看法,本刊刊发此文并不代表同意其观点,亦非证实其内容,仅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东亚安全秩序变迁与中国的地区战略选择

冷战结束后,东亚安全秩序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从美国强化日美同盟,牢牢掌握地区安全主导权的霸权秩序;转变为美国联盟体系依然占主导地位,但同时允许东亚地区合作兼容发展的复合秩序;再到2017年以来美国联盟体系转型且不断冲击东亚地区安全合作,从而形成竞争秩序。中国是东亚安全秩序变迁的直接推动者,通过管理中美关系,推动国际权力和平转移,重建地区国家政治信任,以新经济关系促进新安全关系,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塑造地区安全的多边治理框架,中国逐渐从权力、关系和治理三个维度建构自身的地区角色和地区战略。为了防止竞争性安全秩序进一步向对抗和冲突方向演变,中国应以维护地区秩序稳定为首要目标,在保持自身战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推动新安全格局的构建,并聚焦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合作领域,拓展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式和路径,为推动东亚地区从竞争性秩序向包容性秩序的变迁而创造条件、积蓄能量。     

冷战后美日对台战略的比较研究

冷战后美日两国介入台湾问题的力度不断加大，用台湾问题来阻碍中国发展与强大的意图逐渐明显。我们应该看到，两国的对台战略从根本上讲都是为各自的国家利益服务，由于两国的国家利益、国情及历史因素等方面不尽相同，因此它们的对台战略既有一致性，又有很大的差别性。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美日这种“以台制华”战略的结构困境将越发突出，美日对台战略最终将如何演变深值关注。     

美日同盟的不稳定性及美国的应对

冷战结束之后,美日同盟的不稳定性凸显,主要体现为军事同盟的性质无法满足当前时代的安全需要,内在的不平等性和"欠制度化"也使其效能不足。同时,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美日国家利益的差异和历史问题等因素也影响着同盟的稳固。2015年4月,美日通过了新的防卫合作指针,以图增强时代适应性、推动同盟转型,其思路有两个方面:一是推动日本以"再军事化"为核心的所谓国家"正常化",让日本分担更多的同盟责任;二是把日本"拴在"美国的战略轨道上,继续服从于其霸权战略。但是,美国的举措将继续受制于日本国内政治,并使得同盟管理更趋复杂。同时,美国通过改变手段继续寻求控制日本的国家战略方向,并推动同盟向"基于中国威胁"转型。     

日美安全合作关系的重大变化及其影响

从1996年4月日美首脑东京会晤,共同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到1997年6月日美两国政府共同发表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期报告和9月23日正式公布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方针》,确定了日美两国在本世纪末和21世纪初加强和扩大安全合作的基本原则,表现了日美安全合作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其影响所及不仅使日美同盟体制得到巩固和加强,对未来东亚和亚     

美国对其亚太同盟的“逆向搭便车”

“逆向搭便车”指同盟内实力较强的成员在内部竞争条件下，通过减少防卫投入以刺激较弱成员大幅提高自身防卫支出的现象。美国利用亚太盟友在“自主—安全”交易与非对称相互依赖中的脆弱性，以政策鞭策而非削减盟友防卫支出实现对后者的“逆向搭便车”。冷战结束后，美国亚太同盟因盟主霸权透支与盟友“搭便车”而缺乏凝聚力。当前，在对华战略竞争加剧与传统、非传统安全威胁叠加的背景下，美国迫切需要重振亚太同盟体系以共同应对所谓挑战。为提高亚太盟友承担责任的能力与意愿，美国着手调整同盟义务，提升同盟军事合作水平；突破“轴辐”结构限制，与亚太盟友共同打造众多“印太”小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鼓励亚太盟友发挥各自相对优势，积极参与地区公共产品供应。美国对其亚太同盟的“逆向搭便车”基于同盟权力的非对称性，因而对于弥合同盟分歧成效有限。但是即便如此，这些政策和行动依然对中国国家安全与未来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涉台外交领域的若干前沿问题与思考

两岸及美国的学者2010年以来涉台外交的研究成果显示,随着美国相对衰落、中国日益崛起,以及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美国"以台制华"的能力下降,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大局的冲击和干扰也在减少。然而,从美国"重返亚太"、美台军事关系发展、美国国内围绕"弃台论"的政策辩论,以及台湾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来看,本文认为,美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以台制华"的固有战略,不希望两岸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走得太近,美国仍然会在台湾"国际空间""国际经济空间"等问题上"搅局"。     

冷战后澳大利亚为何追随美国?

冷战结束后,澳美同盟不仅没有像人们想象地逐步弱化,反而出现不断巩固和强化的趋势。澳大利亚在冷战后并没有明显的安全威胁,其安全环境甚至得到显著改善,为何仍然维持和强化澳美同盟关系、紧密追随美国?本文以伊拉克战争为案例,分析冷战后澳大利亚追随美国的原因。作者认为,冷战期间,澳大利亚追随美国主要源于保障安全以应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冷战后澳大利亚追随美国意在提升地位,以争取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日美同盟与冷战后日本的军备扩张

日美同盟是冷战后日本军备扩张的主要平台与重要促因:日美军工合作是日本政府实现"质量建军"的有效途径,自卫队配备的高技术武器装备大多在不同程度上与美国相关联;日美联合开发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将大幅提高日本军事装备的整体攻防水平;日美同盟的战略需求,导致自卫队通过谋求日美军事装备的"相互通用性"来扩张军备。与此同时,日美强化同盟、日本扩张军备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互信、力量平衡及机制构建等造成了诸多消极影响。     

多元制衡：“印太”变局下澳大利亚的外交战略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澳大利亚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中澳关系也自2016年以来经历了重大波折和结构调整。澳大利亚认为,中国的崛起和美国领导能力及意愿的下降,对澳大利亚所处的国际环境带来了结构性挑战。安全挑战的加剧、国际秩序的变化、经济依赖的失衡,均给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试图在调整其与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同时,强化与其他域内国家的关系,通过多元制衡的方式应对风险挑战。在安全领域,澳寻求强化以美澳同盟为核心、以亚太盟友体系为支撑的多元威慑能力;在政治领域,澳试图以“志同道合”国家的小多边倡议为主要机制、以“基于规则的秩序”为核心发挥多元领导作用;在经济领域,澳在稳定中澳经贸关系的同时,追求以亚洲国家为主要经贸合作伙伴的多元融合目标。同时,澳外交战略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对美依附惯性下战略独立性尚有不足;二是外交政策受制于国内政治斗争。对中国而言,需要在正视中澳分歧的基础上,探索双方利益的交汇点,同时也需将澳纳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改革进程中,缓解澳方战略焦虑,促进中澳关系行稳致远。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与美欧对华政策协调的前景

美欧对华政策协调既有历史基础也有现实需要.现阶段美欧对华政策协调突出体现为共同应对中国崛起,但双方应对方式方法的差异、发展对华关系的利益矛盾使得政策协调存在诸多障碍,中国积极有为的外交实践也对美欧跨大西洋涉华政策具有反塑作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达成是美欧对华政策协调的一个风向标,反映了美欧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欧洲寻求战略自主的努力以及中欧之间寻求接触、合作和推行多边主义的诉求.美国仍会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后续批准施加多方面影响,协定能否顺利落地执行仍取决于欧盟协调成员国的能力、中欧战略互信、欧洲战略自主程度等,但中欧寻求合作共赢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日同盟的演变、矛盾及影响

特朗普执政以来,面对国际权力格局的剧烈变动,沿袭传统同盟战略,将美日同盟视为实现地区战略目标的主要路径,美日同盟处于总体强化进程之中。但是,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实用主义为原则,奉行单边主义、"交易主义"外交政策,甚至通过牺牲对方利益来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激化了同盟内部矛盾,导致美日在各领域的利益冲突与政策分歧加重。总体来看,美日同盟的强化将固化亚太国际关系的"二元结构"趋向,即经济纽带与安全联系的相互背离,这明显不利于地区融合发展、安全环境优化及长远秩序重构。在此背景下,中国应以经济合作为基本路径,综合外交、安全等多种手段,持续增进与周边国家(包括日本)的共同利益,缓解自身崛起所面临的美日同盟压力。     

东盟国家对AUKUS的认知与反应——“小多边”与区域多边的张力

作为拜登政府重构“印太”乃至全球联盟体系的一部分，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建立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主导的“小多边”安全合作对区域安全态势的影响。AUKUS代表的美式跨区域“安全小多边”与东盟代表的东南亚本区域多边存在明显的规范竞争。这主要体现为美国主导的基于同族身份的封闭性“小多边”军事安全合作及其依托的竞争性区域架构与东盟主导的区域多边合作“东盟方式”和“和平、自由与中立区愿景”及其包容性区域架构之间的张力。作为“安全小多边”，AUKUS的功能性和灵活性指向是对东盟中心地位的解构，而并非其所宣称的有利于维护东盟中心地位。东盟及其成员国对AUKUS的认知与反应为上述论断提供了有力佐证。这种张力对AUKUS的区域合法性及区域安全造成多重影响。     

中美“并行外交”如何不悖

<正>去年11月新加坡APEC峰会前后,奥巴马接连访问了日中韩三国,重点是中国,闪光点是在上海,而这次横滨APEC峰会之前,奥巴马接连访问了印度、印尼和韩国,重点是印度,聚焦点是孟买。从对中国"软接触"到支持印度"入常",一年来美国外交基点转了个大圈;而在美日、美韩同盟的基础上,美、日、韩、越、印、澳"海洋联盟"正在浮现。11月8日美国与澳大利亚"2+2"防长与外长会,显示了两国长期的信赖关系。澳、美两国一起参加过上世纪5场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朝战、越战以及海湾战争)以及本世纪两场战争(阿战、伊战),哪怕澳大利亚经济繁荣完全仰赖"中国特     

美日、美韩同盟强化的现状与比较

正美国在"重返亚太"战略中高度依赖同盟,把同盟当作其维护美国利益的重要途径。在自身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美国需要同盟的配合。其中同处于东北亚地区的美日、美韩两同盟都同步得到了强化。通过对日韩施展"巧实力"外交,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盟国战略重心的调整,缓解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资源紧张的情况。美日、美韩在地区安全环境中的互动2009年,奥巴马政府就任之初,曾提升与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使日本担心美国是否会冷落自身。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亚洲时把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