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公共性与政府执政合法性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和干预的核心工具,其合法性强弱,将影响到政府执政合法性的获得和保持。如何提升政策公共性,进而增强、巩固政府执政合法性,是各国政府都要面临的问题。     

反思我国地方政府的合法性资源

随着改革在经济、政治与社会领域的纵深推进,我国地方政府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绩合法性日益显现其不足之处,社会问题凸显,各种危机事件进一步暴露出常态下地方政府的合法性资源之不足。进一步反思当下我国地方政府合法性资源的现状与问题,地方政府怎样发挥其主动性,重塑合法性资源成为重要议题。     

组织合法性:地方政府对社会组织选择性支持的机制性解释

在中国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方面,已有研究主要基于利益视角与社会网络视角。这两种理论视角,对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复杂关系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也存在只能解释部分事实的情况。组织合法性理论综合考量了利益视角,并与社会网络视角具有内在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二者的不足。组织合法性理论强调,地方政府对社会组织的选择性支持行为,受到社会组织合法性的影响,社会组织合法性越高越易获得政府部门支持。因此合法性较高的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具有竞争优势。     

信息社会政府论：演化与选择

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契约型政府成为现代国家建设的原型，但该原型无法妥善应对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迁，形成福利型政府和全权型政府两种变体。到了信息社会，以上政府类型都无法再适应新的时代需求，暴露出各种缺陷。反思型政府和沟通型政府成为新的时代解答。反思型政府对社会复杂性的重视，对分化的强调和对社会自治的期许，使其在信息社会治理方面具有突出优势，但同时存在合法性亏空，忽视人的自主性，造成精英与大众失衡的缺陷。建立在沟通行动理论基础上的沟通型政府兼容了契约型政府和反思型政府的优点，并克服其缺点，通过继承并强化民主法治国家治理经验的方式，为信息社会发展提供了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的新可能。     

浅议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有效监督

对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有效监督，能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增强政府合法性、建立起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要优化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监督制度，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升监督力度；设立专门监督机构；加强信息公开力度；强化外部监督，激发社会与公众监督积极性。     

现代政治的“合法性”：获得与丧失

政治合法性就是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所表示的认可,是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来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合法性的古典依据来自自然法传统,近代以来则出现了由契约论向经验论的转向。基于自愿认同而形成的合法性基础,对既定政治体系是一种巨大的支持力量;合法性危机则意味着政府的信任危机和权威危机。从技术上说,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关键在于谋求支持。而在更基本的层面,则要确立宪政架构下的程序正当性,确保政府权力施用的社会公正性,确认国家共同体层次的广泛共识。     

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国家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对政府的统治和治理产生着重要影响。作为公共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属性，合法性是公共政策具有实施效力的关键和保证。政策合法性包括政策主体的合法性、政策内容的合法性、政策程序的合法性和政策依据自身的合法性。     

政府公信力：内涵、弱化与提高

政府公信力根源于政府的公共性诉求,它以政府行政行为为载体并表现为政府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合法性。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现象较为突出,主要表现为：政府决策缺乏预期;政府人员行为不当;政府职能定位不准;政府工作效率低下;政府信息不公开。因此,政府应着力从四个方面提高政府公信力：依法行政,加强制度管理;建立、健全政府决策科学民主化机制;优化行政管理体制,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公务员队伍素质建设,改善政府公共形象。     

公民参与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困境研究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政策合法性的重要体现。当前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面临民主化程度低、官本位思想严重、利益集团控制、制度设计不到位、信息不对称、公民参与能力低和社会缺乏契约精神问题,需要全面认清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现实困境,扫除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障碍,切实发挥公共政策调节社会资源和分配公共利益的作用。     

合法性之基石——构建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

中国正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由于思想观念的急剧变化、政治参与渠道受阻等因素,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合法性危机。化解危机的根本途径就是构建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通过建立良好政府形象、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扩大人民的政治参与等来保持政府的合法性。     

合法性的意义、内涵及提高

合法性增强了民众服从权力的道德基础,带来了秩序、效率和稳定性的好处。合法性意味着:权力应符合确立的规则;已经确立的规则能被共同信仰证明是正当的;民众中的大多数成员对具体的权力关系明确表示同意。政府应有合法性意识,不断地通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合法性。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的历史类型及其演进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政府权力运行机制经历了建国前、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至今三个发展阶段。依据权力运行的合法性来源不同,可大体上将这三个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政府权力运行机制分别概括为传统型政府权力运行机制、魅力型政府权力运行机制和法理型政府权力运行机制。当然,这种分类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实际情况往往错综复杂,而且在阶级性质上也有根本的区别。     

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下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将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确立了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在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下,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社会发展需求和现实发展成就等因素的影响,公民自愿服从、认可政府权威,构成了较为稳固的合法性基础。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是不断变化的,面临转型危机,如何维持政府权威的可持续发展,将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     

民主行政与行政民主——兼论中国行政改革的方向与困境

民主行政与行政民主有着不同的理论渊源,它们在参与的面向(主体)、追求的目标、主要论题域、主张的理性类型等各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按照民主化程度的“高-低”两分法,从逻辑上可以建构出民主行政与行政民主的四种关系类型.传统中国倾向于“低度的行政民主+低度的民主政治和行政”.受制于现行政治体制,中国近年来在民主行政方向的改革成效甚微,而在行政民主方向的改革却进展顺利.然而,行政内部民主的发展并未能促进外部公民参与,反而带来了一系列困境和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内在性”问题、地方政府权力出轨和行政的政治化.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将严重侵蚀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带来政府治理危机.     

论政策有效执行的合法性基础

作为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政策的作用能否有效的发挥,从根本上取决于政策执行的效率。政策的有效执行是以社会公众对所推行政策的认同和接受为前提条件的,而政策能否被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作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政府在民众心目中是否具有合法性。因此,要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就必须通过提高政府行政绩效和搞好政府公共关系来夯实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基础,进而增强社会公众对政策的认同。     

邓小平对政治合法性的维护

合法性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文革"结束后,维护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凸现出来。邓小平在对待和处理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上表现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他正确处理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遗产,开辟了建设法理型权威的道路,并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和反腐败树立政府形象的方法维护了执政党的合法性。     

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探究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而作为政府政治输出的公共政策 ,其合法性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政府统治的正当性和有效性 ,它是政府合法性的外在表现。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包括政策制定主体即政府的合法性权威 ,政策运行程序的正当性 ,政策价值标准的合理性     

信息化侦查的法律基础探究

信息化侦查的法律基础是指与其物质基础相对的，从权利性、程序性、实用性的角度指导信息化侦查立法与实践，从而使信息化侦查具备法律上正当性与实践中有效性的基本理论范畴。信息化侦查的正当性问题是信息化侦查的法律基础问题。信息化侦查在实践中有较强的必要性，可缺乏在法律上的正当性。这容易导致实践维度与法律维度的冲突，并产生诸多问题。分析信息化侦查法律基础的应然与实然有助于其从理念、立法与运行三个层面展开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