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行业协会商会发展

改革开放40年,行业协会商会的发展为我们观察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特征具有重要意义。行业协会商会作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在我国是得到优先发展、迄今发展最为充分的社会组织,它在市场经济发展、行业管理与社会治理、行业政策参与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如此,当前政会脱钩进展缓慢、风险尚存,政府职能转移与购买服务运作机制尚不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服务尚不充分,政策倡导能力有待增强,党建工作还较为薄弱,这些都表明行业协会商会发展任重而道远。解决上述问题也构成行业协会商会未来发展的方向。作为对改革开放40周年的纪念,回顾行业协会商会几十年来的发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立足当下,创造未来。     

地方政府行业协会治理问题研究——以通化市政府为例

尽管行业协会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大量的"服务、组织、协调、管理"作用,但不健全的管理体制,不到位的管理措施,政社不分开、服务不到位、收费不规范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因此,探讨政府构建合适并有利于行业协会健康发展的治理结构,提出科学、有效的治理机制是一个迫切并紧要的问题。     

全面深化改革时代行业协会商会研究的新议程

全面深化改革时代也是行业协会商会发展的大时代,行业协会商会面临大好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当前对我国行业协会商会的研究难以满足行业协会商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更无法对新时期面临的挑战作出有效应对。在全面深化改革时代,行业协会商会研究特别需要关注以下十大议题: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对行业协会商会发展的影响,行业协会商会立法,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的关系,政府购买行业协会商会服务,行业协会商会的代表性,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定位,行业协会商会的治理结构,行业协会商会的管理运行,行业协会商会的外部合作和行业协会商会的监管。     

解构与重构：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的政会关系变迁研究

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从试点进入到全面推开阶段。考察脱钩改革的历史变迁,“去行政化”的核心目标和“推行政会分开”的改革方式一以贯之,政府对行业协会商会既培育发展又规范管理、秩序优先于活力的价值排序,构成中国行业协会商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脱钩改革带动政会关系从“行政主导”的解构转向“政治领导与合作共治并进”的重构,为此,需要从政治领导关系和合作共治关系两方面对构建适应于后脱钩时代的新型治理制度框架和整合机制提出完善建议。     

对完善政社分设工作中几个理论问题的浅见

针对一九八四年郊区政社分设以来存在的实际问题,郊区各县正着手做政社分设的完善工作.总结政社分设以来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统一认识、明确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做好政社分设完善工作的前     

民间商会的代表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温州行业协会为例

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法团主义特征对行业协会提出代表性的要求。但通过对作为民间商会典范的温州行业协会的调查表明，民间商会的代表性并不高，这主要表现为“一业多会”盛行、入会率不高、政治依附性和寡头化等。在影响民间商会代表性的因素中，既有中外行业协会发展中的共性因素（俱乐部组织边界、行业异质性），又有体现我国历史传统和政策环境的特殊因素（管理体制），还有包括二者的混合因素（治理机制）。对比德国、El本等法团主义国家商会的代表性，发现我国行业协会的代表性要求是对法团主义的一种误读，并且在我国不大可能按法团主义的模式构建行业协会的管理体制。因此，必需将民间商会代表性由“行业代表”重新定义为“会员代表”，然后从理顺行业协会的管理体制、优化行业协会的组织结构、完善民主机制、提升服务水平和取消政治激励等方面提升民间商会的代表性。     

行业协会腐败治理及其刑事责任追究

行业协会有一定的行政管理和服务职能,也有经费来源,故有腐败的条件。行业协会腐败形式多样,对行业协会腐败的治理措施主要是政社分开、加强监管以及对腐败活动追究行政和刑事责任。其中,《刑法》对以个人名义进行的腐败活动有相应的罪名惩处,而很多腐败活动以协会名义进行,《刑法》缺乏对这类腐败的罪名规定。要提高对行业协会腐败治理的效果,应在《刑法》中增设相应的行业协会单位犯罪的罪名。     

复合制结构:“联合党建”与“三社联动”科学对接北大核心CSSCI

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三社联动"是我国社区治理机制的创新。当前,"三社联动"面临着政社关系没有理顺、联动工作体系不健全、居民参与不足等问题。实践证明,社区联合党建对破解"三社联动"治理机制的瓶颈具有重要意义。联合党建与"三社联动"科学对接的社区治理复合制结构,有助于形成新型政社关系,增强党的执政与服务功能,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促进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公共理性的培育。     

复合制结构:“联合党建”与“三社联动”科学对接

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三社联动"是我国社区治理机制的创新。当前,"三社联动"面临着政社关系没有理顺、联动工作体系不健全、居民参与不足等问题。实践证明,社区联合党建对破解"三社联动"治理机制的瓶颈具有重要意义。联合党建与"三社联动"科学对接的社区治理复合制结构,有助于形成新型政社关系,增强党的执政与服务功能,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促进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公共理性的培育。     

政府购买服务视角下的政社关系再审视——基于A市“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2013-2016）的实证研究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作为近年来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举措与突出亮点,不仅体现了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更在深层意义上反映了政府与社会关系格局的动态变化。基于2013-2016年A市政府使用“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短面板数据,对政府购买服务视角下的政社关系重新进行了审视。实证结果表明,包括替代型关系与合作型关系在内的两类理论假设都得到了经验数据的部分支持,在功能替代、功能吸纳以及功能嵌入等不同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现阶段中国的政社关系表现为一种兼有替代与合作的复合形态。在对未来政社关系的展望上,认为政社关系的理想状态应当是在双向赋权和利益共容的基础上走向共生,但目前尚无充分理由认为政社关系已实现了从替代到共生的演化。     

政社合作与国家能力建设——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考察

基层政府因服务能力不足而陷入"责能困境",并尝试性地以"政社合作"等社会管理创新推进国家能力建设。本文在国家能力建设理论视角下解释政社合作的深层逻辑。对"凯益荟"的个案研究发现,社会结构转型及居民诉求变化使得政府对社会组织拥有共容利益,为政社合作奠定了结构性基础;理性政府则根据社会组织的能力类型建构合作策略:社会组织分为自我保护型与专业服务型,政府分别以"孵化性赋能策略"激发自我服务能力与"竞争性购买策略"吸纳专业服务能力。政社合作使国家能力之服务能力得到了建制性增长,合作网络为国家权力渗透社会、资源动员及机制整合提供了枢纽性平台,社会组织借机也获得合法性、生存资源及活动空间。因此,政社合作网络演变成国家能力建设与社会组织发展的共生场域,使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本文创新点在于从国家能力建设解释政社合作的动力、策略及趋势,丰富了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视角。     

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 推进民间组织发展

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转型趋势,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立新型政社关系、培育民间组织的重要途径.我国完善政府购买服务促进民间组织发展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通过对湖北、上海、深圳、青岛四地的做法归纳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差异发展环境下的不同服务需求决定政策选择,推行背景等因素也影响政策制定与实施,形成机制是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关键,政府购买民间组织服务有助于形成多中心供给模式,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需要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治理结构的演进逻辑——基于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农村治理结构改革,是对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全能型政府统治体制的变革,重构了政社一体的乡村治理结构,构建了政社分工为基本特征的新型农村治理结构。但是,这种新的治理结构在运行中出现异化,政府公共性削弱,治理合法性流失,农村出现衰落景象。新世纪之后的农村税费改革,再次对农村政府与社会关系作出重大调整,以政建社与政社共治的农村治理新模式取代政社对立的二元治理结构。十八大以来,以反腐败和精准扶贫为中心,农村治理结构有了新发展。新时代的农村治理结构,要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     

广东省行业协会(商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行业协会、行业商会是指从事相同性质经济活动的经济组织,为维护共同的合法经济利益而自愿组织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广东是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地区,各类行业协会、商会也发展得最早、最快。根据民政部门的最新统计,截止2005年底,全省经批准登记的行业性社团（行业协会、商会）2218个,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范围看,省级812个,地市级4291个,县（区）级4215个。     

链块结合: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治理机制创新--以北京市“回天地区三年行动计划”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超大城市社区的出现在解决城市居住问题的同时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城市发展悖论”迫切需要政社协同治理。基于公共服务链和模块化理论,构建了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治理机制创新分析框架。以北京市“回天地区三年行动计划”为例对该框架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发现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包含横向“链”和纵向“块”两种混合治理机制,其中,“链”有利于扩展公共服务分工,提高公共服务的敏捷响应能力,“块”有利于增加多元公共服务主体,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能力。两种机制之间的相融互补,对政社协同治理的有序运行与效能产出产生影响。     

建国以来中国政社关系的变迁及启示

有关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问题基本上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下讨论的。从政治学视角看，有关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存在两大体系，一是用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来解释中国政社问题，二是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研究中国政社关系，两大体系都旨在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各种协调机制。本文所探讨的建国以来我国政社关系的离合变迁，     

“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基于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的探索

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然随着单位制的解体而逐渐失效,而基层社会空间的成长必然推动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权力介入方式的改变。"三社联动"作为我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的供给侧路径优化,是实现基层治理从"行政化"迈向"社会化"、破除基层治理"内卷化"现象的重要举措。由于现实中社区"三社联动"的条件尚不成熟,政社互动、三社联动仍有一个缓慢过程,"三社联动"如何"联"、如何"动"成为现实难题。因此,推进"三社联动"建设有必要从宏观(街道)—微观(社区)两个层面共同发力,实现社区层面"三社联动"与政府宏观架构的有效衔接,使"三社联动"建设做到有机制、有平台、有资源。通过综合运用街道—社区双层面的协调机制、协作机制和合作机制,共同推进社区治理水平的提升和社区服务功能的强化。     

构建公共服务的政社合作机制——以2010年北京市首都社会组织民生行动为例

政府购买服务作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新理念、新机制和新方法，已经逐步在各级地方政府中进行实践探索和推进。北京市于2010年开展的首都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探索实践了社会组织参与服务购买的新模式。本文着眼于此次实践的积极意义和不足，提出在公共服务领域建立政社合作机制的三点建议。     

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责任制度研究

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具有行政垄断性等一系列特征,现阶段的反垄断法对于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规定存在诸多不足,主要问题表现在立法规定过于简单和原则、责任主体不明确、责任体系不完善以及查处机制不健全。为有效预防和查处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必须抓紧制定统一的《行业协会法》、明确法律责任主体、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明确查处机制。     

从策略性合作到制度化合作：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关系新进展

既有以策略性合作为主的研究，难以解释脱钩改革后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合作中的新现象。脱钩改革后的政会合作大多基于制度形成，并且包含持续开展制度化建设的努力，因而更具公平性、契约性和稳定性，这种合作可称作制度化合作。A市S协会与政府在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监测工作中的合作，充分体现了制度化合作的阶段性进程与主要特征以及政会双方综合考量资源需求、交易成本和组织合法性的行动逻辑。制度化合作是对策略性合作的超越，体现了新时代政会关系的新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