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印尼2006年新国籍法对华人社会的影响

2006年7月,印尼国会通过新国籍法并由总统批准生效.印尼新国籍法的诞生,受到印尼各阶层和华人社会的欢迎.数十年来颁布的数个旧国籍法都含有歧视华人的内容,而已出台的新国籍法规定"纯正的印度尼西亚民族的人,是在出生时已经是印度尼西亚公民,而且从未自愿接受过外国国籍的印度尼西亚人."这一规定无原住民与非原住民之分,是印尼社会的一大进步.回顾过去印尼国籍法对华人的歧视,评估新国籍法的积极意义和对华人社会的影响,并预测实施中存在的障碍,是写作本文的目的.     

印尼华文教育的新形势与几点看法

印尼政府实行新的华人政策 ,华文教育出现新转机。印尼华文教育的过去和现状如何 ?其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是什么 ?怎样正确看待华文教育的发展 ?这些问题值得华人社会和学者去关注和探讨。     

华侨华人国籍法律问题新论

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国籍法衍生了消除国籍冲突引发的问题、国籍不等同公民权、取得多国国籍三项新原则.与此同时,很多国家纷纷修改完善国籍法,核心是承认双重国籍,松动拥有国籍等同公民权原则,以追求和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中国<国籍法>实施30年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存在着许多与国际形势、国家利益不相协调的地方.修订<国籍法>时,有必要认真考虑和平衡集中居住在东南亚地区的多数华侨华人和分散居住在欧美澳的新华侨华人的利益.改革的可行方案是渐进有序地推进务实灵活的双重国籍政策,从宽对待华人恢复国籍和入籍问题,同时,预设制度以防范认可双重国籍可能引发的冲突.     

印尼华文教育的新发展

1998年“五月暴乱”后印尼华人开始觉醒 ,为争取华族的平等权利投身到社会政治活动中去 ,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果。苏哈托下台后的印尼政府逐步撤消过去歧视华人的政策 ,印尼华人社会掀起学习华文的热潮 ,中国和印尼教育部推动着印尼华文教育的发展。     

华人参政与印尼政治文化革新

本文首先叙述了苏哈托统治时期,印尼华人在政治生活和文化心理上所受到的沉重打击,然后对"五月骚乱"后印尼华人的参政情况作了介绍.文章还从内外两个方面分析了印尼华人对政治生活不够积极的原因,其内因是印尼华人结构复杂,没有形成统一的族群意识,其外因是印尼政治仍有歧视华人倾向,印尼政治文化有待革新.     

在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马来西亚国家教育体制内的华文教育发展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族群国家,各族群之间能够保持融洽的关系,除了政治、经济、历史等多重因素,马来西亚教育政策特别是教学媒介语的作用也不可小觑。马来西亚教育政策规划以马来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以建构民众的国家认同为目标,而华人则通过制宪的努力,成功把华文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制内,以期通过华文教育达到塑造族群认同的目的。本文尝试以国家教育体制内的主要华文教育机构——华小、华中和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三个教育机构所构成的系统如何达至平衡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的教育目标,进而完成跨族群交融,维护族群之间的和谐,为传承族群文化和维持国家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状况,也为研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印尼华人与2014 年印尼大选

1998年以来印尼华人积极参政,至今已成为印尼政治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2014年印尼大选,华人选民受到印尼主要政党的高度重视,不仅纷纷派出华人候选人,个别政党还邀请华人搭档竞选总统副总统。华人积极参与国会选举,成绩显著,广大华人选民倾力支持的佐科维成功当选总统,凸显了华人选票的影响力。在印尼不断推进政治民主和族群和谐的大环境中,印尼华人参政的良好势头,将持续发展。     

砂拉越华族族群母语教育与文化传承的维护:以古晋中华第一中学之兴办为个案研究

砂拉越位于婆罗洲,原为文莱属地,1841年白人拉惹政权建立后,大批华人在其招垦下移入砂拉越。在华文教育萌芽的初期,白人拉惹对其取自由放任的态度,直至20世纪20年代,因华人社会中的政治运动及海外华侨民族主义在各个华文学校的发展,才颁布学校注册法令,开始干涉砂拉越地区的华文教育。二战后,白人拉惹将砂拉越让渡给英国,新成立的殖民地政府急于统合境内各族群对砂拉越的认同,遂推动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国家教育制度,迫使砂拉越华文中等学校在改制成以英语授课的学校或独立中学之间做出选择。为保存族群母语教育,为华族子弟接受母语教育提供机会,在古晋地区创立的中华第一中学,决定成为一间华文独立中学。这间华文独立中学至今仍有千名以上学生,其校园中充满华族文化气息。本文对古晋中华第一中学的创立、发展、经营作一个案研究,期盼对吾人进一步了解战后砂拉越华族社会族群语言的维护及文化的传承有所助益。     

当代马来西亚华文报刊文本中的教育权利诉求

马来西亚独立后,马来政府为了建构一个统一的国家意识,不断地推进教育马来化,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则在国家一系列教育法令的限制下遭到严重的打击.本文以<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为主,兼收马华其他主要报刊对华小高职事件、"综合小学计划"和"宏愿小学计划"事件的相关评论,从华文报刊的文本表达中,探索和把握华人争取教育权益的心路历程.     

试析1949年至1950年间印尼保守华人群体的动摇与分化

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中国印尼邦交关系的建立,对印尼华人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否顺应这一历史发展潮流成为划分印尼华人社会中进步与保守群体的标准.受中国印尼局势发展的影响,印尼华人社会中的保守华人群体出现了动摇和分化.不过,在中国印尼建交前后的一段时期内,印尼国内外的复杂因素亦影响了保守华人群体所发生的这种转变.     

试论印尼华人文化

本文运用文化哲学原理,以印尼华人文化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本体的解析、时空的察析及其运动态势的审视认为,印尼华人文化是一种构成多元、部类层叠的复合文化,是一种处在不断“当地化”又坚持“中华化”、对立统一运动的移民文化;印尼华人文化既有别于在印尼的异族文化,又不同于中华文化,是“移居”印尼的中华文化与在印尼的异族文化综合融合的结晶,是印尼华人的族群标识,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民族(部族)文化,即华人“部族”文化;印尼华人文化复合了大量的中华文化和非中华文化要素,与生俱来就是中华文化与在印尼的各异族文化进行对话交流的重要中介,是印尼华人、印尼各民族(部族)的共同财富,是中国发展与印尼的友好关系、睦邻善邻友邻、构建和谐亚洲和世界的重要资源,是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的宝贵资源。     

路在何方?——印尼华人社会的现状与未来

】１９９８ 年５ 月印尼发生社会大骚乱,华人成为袭击对象,生命和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印尼局势的发展和华人出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正确看待印尼华人的几个热点问题,即关于华人控制印尼经济的争论,华人同化和印尼排华问题,有助于印尼社会的稳定和华人的生存与发展     

佐科维执政初期印尼华人社会状况初探

印尼总统佐科维自2014年10月上台以来,重视与中国发展政治与经贸关系,与中国缔结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族群政策方面,他采用公平对待各族裔、各宗教的政策,继续改善包括华人在内的少数族裔的地位,华人的政治参与、经济参与和社会文化权利都有所提升。在此背景下,外界认为印尼华人正处在历史的最佳时期。但在较好的现状和光明的前景下,依然存在影响华人生存状况的隐忧。印尼经济发展疲软、政府控制力偏弱以及歧视华人的社会基础深厚,是造成隐忧频现的原因。如果佐科维政府的经济改革仍不奏效,政府对社会现状持续失控,针对华人的大规模骚乱事件仍将有可能发生。     

香港族裔经济中的印尼华侨与华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不下20万的印度尼西亚华侨自中国内地迁居香港;而近30多年来,印尼家务工人亦接踵而至,其在香港的人数现已超过13万人。这两群看似毫不相干的移民,在21世纪全球化以及区域移民的大语境下相遇,共同构建了香港经济活动中奇特的族裔景观,具体包括印尼食品店、服装店、手机店、家具店等等。基于文化背景、语言条件以及香港公民身份等因素,第一代印尼归侨以及千禧年前后开始定居香港的印尼华人或自己充当雇主,或在族裔经济中担任雇员,自然而然成为在港印尼族裔经济的先驱者与主要获利者。本文根据2013年到2016年初的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梳理在港印尼华侨华人的移民背景以及类别,探讨印尼华侨华人如何在印尼家务工人移民潮的推动之下,启动他们的族裔资源,使之成为具有商业用途的资本,从而促进了过去十多年来香港印尼族裔经济的蓬勃发展。     

印尼华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现状、挑战和发展趋势

印尼华人已逐步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主要表现在政治上认同印尼为自己的祖国,经济上成为当地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文化上虽保持华族文化传统习俗但已逐步当地化.尽管如此,华族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只有印尼政府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当地社会改变对华人的偏见,华人更积极主动地融入主流社会,中国政府严格区分印尼华人与华侨,这样才能促进印尼华人更快融入当地主流社会.     

印尼华人的同化及其前景

印度尼西亚华人同化于主体社会的历史告诉我们 :民族通婚、一个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素质、国际环境以及国家的民族政策是影响民族同化进程的四个主要因素。比较而言 ,国家民族政策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只要印度尼西亚政府能够制定明智而现实的国家政策 ,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 ,印度尼西亚各民族所期盼的民族统一、和睦相处的崇高目标就一定会达到。     

吧国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

受原乡传统的影响,中国人在向印尼移民的过程中,也把传统的宗教信仰带到了印尼。自有华人定居吧城之时起,就"有人必有庙"。至元明时期,华人庙宇已遍布印尼各地,尤以吧城为盛。吧国公堂是荷兰殖民时期吧城华人处理华人社会内部诸项事务的具有半自治性质的行政和司法机构,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是其重要职能之一。吧国公堂名下有华人四大佛教庙宇,即观音亭、完劫寺、安恤神庙和玄天上帝庙,其中以观音亭建立时间最早、影响最大。为管理与维护上述四大寺庙,公堂设置有专门的"掌庙宇公勃低"一职,还定期安排官员轮值管理不同的寺庙。公堂对华人寺庙的管理,包括主持中元节及清明节祭祀等宗教活动、寺庙的重修与维护、募集善缘题捐、监管寺庙日常工作(包括向荷印殖民政府申请僧人移民来到吧城,负责各寺庙僧众的选任、离职和监管,监督寺庙所属土地及房屋的出租,管理寺庙所属器具,监管寺庙日常收支及处理寺庙与周边民众的纠纷等等)。在某种意义上,吧国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是其半自治性质的一种体现。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荷兰殖民统治力量的增强,公堂的自治权逐渐被削弱。二战后印尼政府又对华人宗教活动进行诸多限制,于是公堂对华人宗教活动的管理权逐步丧失。1970年代印尼政府更下令将具有华族色彩的庙宇(Klenteng)改为佛寺(Vihara),并禁止华人再建新的庙宇。     

Politics of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olitics of justice and reconciliation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with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unprecedented pressures on the government to deal with past human rights abuses. Present Indonesian experience illustrates the complexity of dealing with past abuses and needs to be examin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straints and possibilities negotiated by new democracies when dealing with past abuses. In a comparative sense the Indonesian case is not new in the sense that other new democracies have also faced this kind of situation. The case study of the Tanjung Priok killings in 1984 that will be presented here demonstrates the need to develop a strategy which combines the elements of prosecution and reconciliation in post-Suharto Indonesia.     

对雅加达华人中生代的考察与分析--兼论各次文化群体在"印尼华人文化"建构中的作用与使命

本文运用文化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坚持从印尼华人的实际出发,通过实地考察、访谈调查和资料重释的途径,具体剖析了雅加达华人中生代这一印尼华人重要的次群体,展示了印尼华人在印尼独立后的自我调适情况,分析了印尼华人今后的发展趋势及其在印尼社会重构和印尼民族重组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