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发展观的认识深化及其启示--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七次党代会报告的视角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召开了七次党代会。从十二大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十八大对科学发展观给予新评价、新定位,这七次党代会的报告,深刻反映了我们党的发展观的不断深化。剖析这七次党代会报告对发展内涵认识的深化过程,对于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定“三个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十六大以来党代会常任制研究综述

党的十六大以来,许多理论工作者和党务工作者对党代会常任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研究成果在数量和质量、深度和广度上都大有提高。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以期推动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代会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贡献

摘要：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至今已走过三十多年的历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代会见证了它的起承转合、发展完善。对这些党代会有关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论述进行梳理和总结,能够深化我们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历程和特点的认识。     

延安时期的廉政建设及其启示

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廉政建设在理论支撑、思想基础、法制保证、机制保证、基本特征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启示我们今天加强廉政建设必须常抓不懈；既要抓思想教育，更要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做保证；加强民主建设与群众监督相配合，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应以“精兵简政”的要求大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从十二大以来党代会报告的词语变化看中共十八大的特点——以词频研究为切入点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是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也是其政治话语的集中体现。选择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党代表大会报告和十八大报告进行文本对比分析,并通过对字词和数值的相互关系的探讨,对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的内在线索和逻辑演进进行较为客观的解读,从而更好地研究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后的执政逻辑。通过对共有高频词汇、独有词汇以及突出词汇的计量学分析,可以把握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将以什么样的形象存在、战略重点在哪里、最终实现什么样的目标这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一方法具有较强的实证意味,避免了凭空猜测和推断的主观性。     

从十二大以来党代会报告的词语变化看中共十八大的特点——以词频研究为切入点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是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也是其政治话语的集中体现。选择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党代会报告包括十八大报告进行文本对比分析,并通过对字词和数值的相互关系的探讨,实现对历次党代会报告的内在线索和逻辑演进进行较为客观解读,从而更好地研究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后的执政逻辑。通过对共有高频词汇、独有词汇以及突出词汇的计量学分析,可以把握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将以什么样的形象存在、战略重点在哪里、最终实现什么样的目标这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一方法具有较强的实证意味,避免了凭空猜测和推断的主观性。     

从历次全国党代会报告对教育的论述看教育的本质与属性

从建国后历次全国党代会报告来看,教育都是一直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并经过了从强调教育的政治属性（上层建筑）与功能到强调教育的经济属性（生产力）与功能,再到强调教育的文化属性与功能这一演变过程。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教育首次被划归到社会建设领域并有许多新论述。这一变化,启示我们应从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更高更广阔的视野来认识教育的本质与属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斗争话语的历史演进——基于历次党代会报告的词频统计和语料分析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矛盾斗争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探索,包括对斗争话语的探索.党的斗争话语萌发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同时也是党依照自己认识和理解所建构的.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党代会报告作为解读文本,通过词频统计与语料分析方法,将其历史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话语摇摆期,党的八大到党的十一大是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斗争作为革命话语在表述上呈现出一定的波动;话语转型期,党的十二大到十七大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党和国家主要任务转变,斗争作为发展话语发生变化和拓展,和谐话语逐步形成;话语创新期,党的十八大以后,作为应对风险的斗争话语,其含义得到明显丰富和发展,着力解决当前党和国家面临的考验、危险和挑战.对中国共产党斗争话语变迁的历史进行梳理,对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展伟大斗争的内涵及意义具有重要作用.     

从党代会政治报告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

党代会政治报告是党对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工作情况的整体回顾、经验教训的及时总结,也是对下一阶段工作的集中部署,具有内容充实、语言朴素、表述清楚、数据准确、材料翔实、操作性强等特点,是研究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历史文献.其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11次党代会政治报告更是以科学的理论、充分的实践雄辩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个时代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实践和不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新时期党内民主的演进：党代会报告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7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了7个政治报告。分析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文本,可以发现经过30多年的探索,党内民主已逐渐走出了民主集中制建设的传统框架,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独立内容;党内民主的内涵从批评权发展到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监督权、知情权、参与权等多方面;党内民主建设的重点从作风建设转变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党的代表大会建设、基层组织党内民主建设等。但是,在如何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如何加强党内民主教育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中国共产党人对改革开放的历史贡献

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21世纪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历次党章制定和修正的内容及其贡献

党章是党的最高法律。中国共产党成立87年来，共召开了十七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形成的党章有17个版本，期间进行了15次修正，使党章的规定更加科学和规范。党章修正的内容及其贡献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断探求的结果，鲜明地见证了党的成长与壮大，体现了民主政治建设的需求，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的探索与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在私营经济的问题上不断深化认识,不断冲破传统观念,从默认观望,到"有益补充"、"共同发展",再到"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使私营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理论来源于实践,新时期党的私营经济理论是伴随着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加深而逐步演进的。     

十六大以来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实践探索与启示

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创新发展党内民主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是实现党内民主、激发党组织活力的集中体现,是健全党内决策机制、保障党员民主权力的必然要求。将提案工作列为党代会重要组成部分,并建立相应的办理、反馈机制,体现了对代表主体地位和权利的尊重与保障,保障了代表表达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有利于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这项实践必将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提供强大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30年 湖北廉政建设实践与启示

改革开放30年，是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的30年，也是湖北反腐倡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30年。回顾总结30年来我省反腐倡廉建设的历程和经验，对于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握工作规律，明确前进方向，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历史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基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十六大以来的中央领导集体,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十八大以来我党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新贡献

十八大以来我党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新贡献,主要集中在行政审批改革进一步精简放权,大部制改革扎实推进,行政管理改革不断创新,机构编制改革渐趋完善,等等。我党通过不断创新行政体制改革,努力打造一个亲民、便民、为民的全新政府。     

改革开放以来多党合作理论的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界定了新时期民主党派的性质和地位,发展了共产党关于多党合作的指导方针,对多党合作的理论发展做出了新贡献。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多党合作推进到了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的轨道,并创新地提出了衡量中国政治制度和多党合作的基本标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做出了全方位、深层次的理论创新和发展。     

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的核心内容

邓小平廉政建设思想是邓小平治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树立廉政观念,强化廉政意识。第二;教育和法律是搞好廉政建设的手段。第三;健全和强化政党监督、司法监督和群众监督的思想内容制约机制。     

新加坡廉政建设对我国反腐败工作的启示

新加坡廉政建设体系的成功,与其独具新加坡特色的反贪机构、全面而严厉的法律体系、严格的公务员制度、保持执政党的清廉、发挥儒家思想的作用以及其有利的国家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