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立法座谈会综述

科学界定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概念和性质,是军队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立法的前提条件。立法应以提高军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为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法律保障为目的,以宪法和相关法律为依据。立法应坚持必要性原则、被动性原则、效率优先原则、程序化原则、党和政府发动原则。立法可以选择统一法典、单行立法、制订通则等不同的立法模式,构建包括宪法、法律、军事法规、军事规章等不同层次的多样化军事任务法律体系。     

军事立法若干问题探析

军事立法是指一定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制定、认可、修改和废止军事法律规范的活动.军事立法主体,主要有四个层次(1)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2)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3)国务院各部委、中央军委各总部;(4)各军兵种、军区.军事立法的形式主要有(1)宪法军事条款;(2)军事法律;(3)军事行政法规;(4)军事法规;(5)军事行政规章;(6)军事规章;(7)国际军事约章.军事立法程序是指一定的国家机关在制定、认可、修改和废止军事法律规范的活动中所必须遵循的步骤和手续.根据军事法律规范效力的不同,其立法程序也不同.军事立法冲突是指不同的国家机关之间制定的军事法律规范互相抵触和互相矛盾的现象.对此应依据(1)上位法优先原则;(2)特别法、新法优先原则;(3)裁决适用原则;(4)备案审查原则;(5)申请审查原则予以解决.     

新军事变革中军事司法制度改革首先要解决的三个理论问题

新军事变革中军事司法制度改革的价值定位为平时公正优先和战时效率优先,平时保障军人权利优先和战时维护军事秩序优先;发展模式为在内容上实现军队由法制向法治、特别是战时由法制向军事法的战争适应性和法治有机统一,在形式上实现军事司法的信息化、以军事司法的信息化带动军事司法的法治化的跨越式发展;战时目标追求为保障打得赢"法律战"。     

论人民警察优先权

优先权,是《人民警察法》授予人民警察的一项重要权力,它包括优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权,优先通行权,优先使用交通、通信工具、场地权和建筑物权。虽然它不具有暴力性和权力对象的违法性,但是行使不当也会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所以应当正确理解和规范使用。优先权与人民警察的职责密切联系,具有联系职责的紧迫性、必要性,从而具有了优先性,并且法律保护人民警察优先权的行使。     

论军事法规运行机制

军事法规运行机制由军事立法、军事执法、军事司法、法律监督和法律人才培养机制等构成。当前阶段,我国军事法规立法机制存在立法部门化、立法协调难、立法机构不健全的问题,执法机制存在机关权责不明晰、执法透明度不高、执法不严的问题,司法机制存在领导体制和管理机制不科学、军事司法机关设置不合理、军事司法职权范围不明确的问题,法律监督机制存在职责混淆、协调不力的问题,法律人才培养机制存在难以有效吸收法律人才、军事司法干部流失严重的问题。要解决上述问题,就要完善军事法规立法机制和军事立法的顶层设计;多策并举,完善军事执法机制;以拓展管辖范围和司法职权为重点,改革军事司法机制;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作用,完善法律监督机制;以资源整合为主要手段,积极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论公物法理论视野下的道路通行权及其限制——以交通禁行措施为个案的分析

公民按照交通用途利用道路被确认为是法律上的道路通行权.那么,为了交通安全和秩序的需要,采取适当的限制公民"平等通行权"的交通管制措施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这种限制一旦过度,就可能超越其警察权的适当界限,并构成对"平等通行权"的侵犯,而违反平等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中的适用

法律优先原则是依法行政的要素之一，是通过法律限制行政权力，实现有限政府的重要手段。行政处罚听证程序需要以法律优先原则为重要指引。现阶段法律优先原则囿于行政立法出于多门、行政执法与司法审查适用法律依据不统一等而无法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为此，应当通过提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能力，加强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和监督等来实现法律优先原则。     

论高技术战争对军事法制观念的要求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军事法制要适应高技术战争发展的要求,必须在军事法制观念上有所进步,包括确立信息权在军事法制中的重要地位、在军事法律价值体系上确立效率优先的价值观、树立加强对军人权益法律保护的观念等     

军事法规立法控制的法理分析

军事法规是我国军事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政治的背景下,军事法规制定权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力,该权力归属于人民,但权力的行使则交给中央军委。主体的分离使该权力具有一种脱离人民的倾向和离心力。为了避免权力的扩张,平衡军事法的价值,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军事法规的立法控制成为必要。但是,立法权只能在抽象权力层面上制约军事权,作为军事立法又难免具有一定保密性,这使得军事法规的立法控制面临一定困难。为实现对军事法规的立法控制,必须在充分考虑军事法规特殊性的基础上,完善作为军事法规立法依据的宪法性法律文件,将军事法规纳入违宪审查范围,同时进行相应的立法评估工作。     

军事法规立法控制的法理分析

军事法规是我国军事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政治的背景下,军事法规制定权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力,该权力归属于人民。为了避免现实权力主体分离而可能产生的影响,平衡军事法的价值,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军事法规的立法控制成为必要。但是,立法权只能在抽象权力层面上制约军事权,作为军事立法又难免具有一定保密性,这使得军事法规的立法控制面临一定困难。为实现对军事法规的立法控制,必须在充分考虑军事法规特殊性的基础上,完善作为军事法规立法依据的宪法性法律文件,将军事法规纳入违宪审查范围,同时进行相应的立法评估工作。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