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救亡到启蒙:近代中国宪政运动之回顾与反思

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大背景下 ,近代中国宪政运动始于救亡 ,却止于启蒙。近代中国宪政运动之“所指”与宪政之“能指”错位 ,尤其是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格局并不支持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基础的宪法与宪政 ,因此 ,近代中国之宪政运动虽始于救亡 ,但却注定无法完成这一过于沉重的历史使命 ,其现实及历史意义仅止于有限的启蒙。     

“五四”运动与中国的人格塑造

具有现代意义的独立人格的塑造自“五四”开始。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新文化运动提出了人的解放,主张“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标志着社会发展的方向。遗憾的是这个运动只有一个过于短暂的开头,没有获得延展下去的机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当中,人的解放让位于民族危机感,救亡需要的是万众一心的意志与行动、革命的秩序,任何个人权利、个性目由、个体独立与尊严都变得渺小、庸俗、不切实际,更遑论人格启蒙了。     

论启蒙运动在法律思想史中的地位

发端于十七世纪中后期的启蒙运动,通过广泛的传播和不断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乃至世界进行了一次比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更加深刻的思想革命。启蒙运动对于司法改革、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意义深远,对于传统社会的诸多领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此期间,优秀的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为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不仅如此,启蒙思想家倡导并实践的思想自由为法学发展开启了一扇智慧和理性之门。     

对“无罪推定”的新思维

<正> 刑罚,作为国家施予个人的最严厉的惩罚,对承受者说来,是残酷和无情的。实现公正审判,则是进步人类基于维护其基本生存利益的需要而产生的恒常要求。为此,人们已经对审判制度进行了不断的改进。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启蒙运动,在这一方向上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在刑事活动中引入“无罪推定”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诉讼原则。时至今日,无罪推定无疑已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司法观念和原则。我国从五十年代就开展了对无罪推定的讨沦,八十年代初又重起论争。然而两场讨论似乎都不得善终,前一次以反右斗争作了政治上的解决。后一次讨论,亦为随之而来的消除精神污染在刑事诉讼     

政治话语的转译与实践——以梁启超为例

西方的政治话语,根本上源于对西方宪制语境下的文化传统及价值标准的体察与适应。然而,自从梁启超试图将西方的民主思想在凝聚国家"群"力的目的之下予以转译,法治之于中国的实践道路则呈现出与之完全不同的样态。西方的成功经验只是为中国指引了一个理想化的方向,而那种基于文化与制度的中国性认知,则为清末救亡语境下梁启超所进行的政治话语转译与实践提供了另一种叙事的可能。     

莫扎特对于德奥古典音乐的贡献

莫扎特(1756—1791)是十八世纪下叶著名的奥地利音乐家,与海登、贝多芬同为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三个主要代表人物。莫扎特所处的历史时期,正值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蓬勃兴起。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发生了席卷全国的狂飚突进运动,这场运动“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恩格斯《德国状况》)这样一个社会时期,不能不对莫扎特的思想和创作产生重大影响。莫扎特的父亲是个宫廷乐师,精于小提琴、键盘乐器和作曲。莫扎特从小就受到严格的训练,并显示了音乐艺术上的才华,六岁就随父亲周游列国,到欧     

资产阶级法学的百科全书——简介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1689——1775年)是十八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他通过对大量的古今中外的历史、哲学、经济、政治、法律等著作的研究和对大半个欧洲的考察,化费了20年的心血写成了《论法的精神》。这本书是孟德斯鸠一生辛勤研究的成果和理论总结,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可以说,它是一本资产阶级法学的百科全书。(《论法的精神》出版于1748年。它是时代的产物,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时代的要求。孟德斯鸠生活在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中     

引渡制度溯源

<正> 引渡,是一国把在其境内而被他国追诉或判刑的人,根据有关国家的请求,移交给请求国以便审判或处罚的一种司法活动。它是国际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早期的引渡,是封建君主们进行政治交易的手段。现代引渡制度,则是伴随着十八世纪兴起的启蒙运动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工具的改善,罪犯在一国犯罪后较容易潜逃另一国,特别是现代走私、贩毒、恐怖主义等跨国犯罪、集团犯罪、国际性犯罪的猖獗而设立的国际法准则之一。最早的引渡活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80年,埃及国王拉麦赛二世和赫梯族国王哈     

马克思与启蒙计划

<正>马克思就像孔多塞那样是启蒙运动的一员,尽管他的出场晚于启蒙运动的典范表述,尤其是在黑格尔之后,而且面对着反启蒙运动的风气,我们发现一套经过修改的、可以说更加发达的启蒙信念和观念。首先,我将阐明一种非常简约的启蒙人道主义观念的若干核心特征。其次,我将指出,马克思依然属于启蒙人道主义,但在某些方面有所调整。再次,我将描述若干特征,它们是被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传统奉为圭臬的一些观念,并且详细说明其中两点,因为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两点不符合马克思那种对历史和情境敏感的启蒙人道主义,尽管这种看法未必契合马克思的本意。最后,我将     

近代中西文化启蒙及法制建设之比较

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形成发展 ,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从世界法律发展史来看 ,文化启蒙与法制建设又是必然相互关联的问题。无论近代的中国还是西方 ,大凡文化启蒙运动必起因于对于传统的反思或批判 ,其结果 ,往往会导致政治制度的变革和法制建设的兴盛。在此过程中 ,学者们基于其社会关怀而倡导的法治理念和道德观念亦往往成为变革中的政治制度及法律制度的精神向导。所以 ,考察近代中西方文化启蒙与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 ,并从中发现中西文化启蒙与法制建设相互关联的历史规律 ,同时辨明西方与中国近代化路径之异同 ,就成了当今中国法学者们应予以探讨的一个命题。     

宪法文化的启蒙——“八二宪法”颁行三十周年感怀而作

启蒙之语义,其中之一是指就社会群体而言,通过普及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使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群体的人们,摆脱先前的愚昧和迷信状态。如果这一过程要经过较长时期甚至几个世纪,学术上和史家通称为＂启蒙运动＂。中国时下的宪法贯彻实施和宪政建设,尚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宪法和宪政是＂西学东渐＂和＂中体西用＂的产物,缺乏如西方立宪和宪政那种经历长达几个世纪的＂启蒙运动＂的教育和熏陶。就立宪和宪政规律以及事理逻辑而言,中国或许真的需要从立宪和宪政最基础的底面做起,补上＂宪法文化启蒙＂这一历史必修之课。     

中国共产党以思想启蒙促进爱国救亡运动史实考述——对"中国近代救亡压倒启蒙"说之批评

多年来学界流行的"中国近代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外争国家主权、内争人民权利并行并重的基本纲领,并制定了相应的施政纲领.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形势变化又在这一基本纲领中注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同时在根据地又把外争主权、内争权利并行并重的基本纲领转化为施政纲领、宪法性法律和人权保障条例,并认真地实施了这些法律.通过宣传外争主权、内争权利并行并重的基本纲领,制定并实施有关外争主权、内争权利并行并重的法律,中国人民初步懂得了何为民主、何为权利和初步具备了行使它们的能力."中国近代救亡压倒启蒙"观点的错误之处,就是缺乏对中国共产党法制思想及其实践的历史的考察,忽略了在中国民主革命实践中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左派)、各民主党派(中间派)和国民党(右派)三大政治派别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是主张反帝反封并行不悖、外争主权与内争权利相互促进的,只有蒋介石代表的国民党才是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用所谓救亡来压制人民争取权利的诉求,但最终被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打败.因此,中国近代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     

近代中国启蒙思潮对立宪运动之影响

国民民主意识和素质的不足是制约近代中国立宪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西方宪政发展的历史说明了启蒙运动在酝酿社会思想文化条件中的重要作用。中国近代的启蒙思潮对立宪运动既有其贡献,也存在局限性。思想启蒙仍然是今天宪政建设的重要任务。     

时调唱歌与清末之社会启蒙运动

流传于市井的时调艺术以其俚俗时行的特质,与清末启蒙思潮正相契合,因而被一些感时忧世的爱国文人所关注、重视并加以利用,成为开启民智、再造人心、救亡图存、改良社会的利器。启蒙者根据清末流行的时调曲调新填的曲词,已经完全跳出儿女情思、古人古事、市井俗态的窠臼,不但在题材内容、创作动机等方面呈现出新的质素,不论是感慨时政、劝戒恶俗,还是破除迷信、介绍新知,无不体现出"启蒙救亡"的特色,而且承载着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及强身—强种—强国、男女平等平权与维新图强的思想,因而老树发新芽,在清末社会启蒙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掘时调艺术在清末启蒙思潮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对于清末社会启蒙运动研究的推进及重新评估时调之类的民间文艺的价值不无裨益。     

药物滥用的法医病理学

药物滥用的法医病理学王和枚综述，张益鹄，审校药物滥用（ｄｒｕｇａｂｕｓｅ）是一个古老而仍在许多国家严重存在的社会问题，早在十八世纪，欧洲和东方就开始流行吸鸦片烟［１］。各国法医学工作者，对药物滥用及其所致死亡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兹对他们的研究成果作一...     

判例法与制定法：英美、大陆国家两种选择之原因透视

判例法与制定法：英美、大陆国家两种选择之原因透视夏成福一、两种迥然相异的选择人类社会发展到十八世纪以前─—封建社会的中晚期，封建国家政治的黑暗包括司法制度的黑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出于为推翻这种社会制度做思想理论准备，首先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发生了继“文...     

论"舆论气候"影响下的启蒙思想——评卡尔·贝克尔《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城》

卡尔·贝克尔,20世纪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新史学的代表人。《启蒙时期哲学家的天城》是贝克尔归纳、演绎其新史观的一部巨著,也是研究启蒙运动思想史的经典之作。对生于1873年的贝克尔而言,启蒙的光辉已在历经一个世纪的淘洗后渐次淡去而不至完全磨灭,与启蒙的这段暧昧的距离决定了贝克尔以一个超然的角度来揣想启蒙之功过,从而为我们领会启蒙时期的自然法精神提供一个清晰的认识论基础。     

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从合法性危机到社会安全阀

本文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考察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主体性问题。作者认为,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是作为政治精英应对政治治理合法性危机的对策而提出,并通过自上而下的启蒙方式推动建构的。这一制度在其适用中逐渐成为一个压力释放机制,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并成为建构国家与社会之间新的关系模式的渠道。     

“宪法政治”理论的时代课题——关于中国现代法治主义理论的另一个视角

中国现时代处于一个“非常时期” ,即有别于日常政治的宪法政治时期。因此 ,政治国家的问题是我国宪法的理论基础 ,目前法学界倡言的法治主义属于一种市民社会的规则之治 ,但如何把法律人的法律上升为政治家的法律 ,或者说如何处理民法与政治法的关系 ,是当前我们国家宪法政治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而对此 ,欧洲大陆国家的公法理论和英美传统的阿克曼的宪法政治学说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新视角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法理学的主题和特征

作为中国近代法学开山祖之一的梁启超对中国“近代”法理学的形成贡献巨大。他是近代最早全面探讨法的概念与本质、法律与法理的关系、法治主义与法治精神、立法、立法权与国情、自治与法治等一系列法理学基础问题的人。但是 ,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使命的影响 ,梁氏的法理学著述注重译述西说而不重创造、注重启蒙救亡宣传而不重学理探索、论题宽泛浅尝辄止等 ,这些特征也正代表了中国近代法理学的主题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