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乡村善治法治路径研究

黑龙江省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通过“自治+德治+法治”的“三治”融合方式,积极探索实现乡村善治的法治路径。但在乡村善治实践中,个别乡村仍然存在基层党建缺乏创新,村“两委”关系不协调、民间组织发育不充分,村民自治意识薄弱、治理法治化水平有待提高、文化产品相对匮乏等现实问题。应当立足黑龙江省省情,积极借鉴先进省市成功经验和做法,针对上述问题探寻相应完善对策,助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发展。     

看竹溪的乡村善治

值勤交通路口开展文明劝导,走访商户小贩宣传创文理念,深入小区楼栋清扫“僵尸”垃圾……连日来,行走在竹溪的大街小巷,你总能见到身穿红马褂、头戴小红帽的党员干部志愿者忙碌的身影,这是竹溪县在职党员干部常态化下沉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推进乡村基层治理的生动体现。     

国家安全以乡村善治为基础

课题组在"全球—国家—乡村"的研究框架下,认为需树立发展中国家为本位的"安全观"研究意识,看到发展中国家承受的风险特征:国际的外部性风险叠加国内的内生性风险。风险的复合型与复杂性决定了中国的安全问题研究需同时关注多个维度。本报告考察了国家总体安全视角下的发展中国家乡村治理的案例;提出我国正面临来自乡土社会的五大风险;认为虽然乡村正在成为大量制造安全风险并将风险不断外溢、从而对国家综合安全产生严重负外部性的区域,但是乡村仍有成为国家安全危机软着陆载体的可能。必须以国家总体安全为目标,进行乡村治理的结构调整和机制创新,强化乡村"外部风险内部化"的功能。     

善治与公务员道德教育

市场经济需要人的有计划的管理相辅助,法治当以德治相配合。公务员是公共事务的主要管理者,其道德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善治的实现。善治视野下,公务员需要具备的道德品质主要有公益意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法治意识等等。     

论国家政策、村规民约与法律秩序的冲突及融合--对天津基层法院100份宅基地纠纷判决书的法社会学分析

天津宅基地纠纷是在城镇化进程加快、土地制度变革的背景下涌现的,引发纠纷的既有政府权力主导城镇化建设的外部原因,也有制度建构过程中国家层面“大传统”与乡村社会“小传统”冲突的内在原因。基层法院在社会变迁和法律冲突的背景下扮演的不仅仅是规则的适用者,还是矛盾的化解者,分担着基层治理、乡村建设的职能。在审理宅基地案件时,基层法院除了适用法律规则,还应兼顾实质理性,重点考虑政策,并谋求国家法与村规民约的合作。     

善治视角下的政府体制改革

善治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已经逐步地打入中国市场,不断被学者及当局研究并予以尝试。从1949年建国之初开始至今,为适应新时代各个方面的发展,我国进行了多次政府体制改革。本文立意从政府治理的角度出发,把善治的理论运用于政府体制改革的研究过程中来,力图寻求一种基于善的视角下,更具有现实性、科学性和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     

善治视角下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发展

基于善治理论来对农村选举加以思考,且将思考重点放在提出有效对策上,结合治理理论着重分析了农村选举的主体、过程、环境以及存在于其中的各项关系,旨在尝试从宏观上把握农村选举这一研究对象。选举主体要明确定位,选举过程要严格规范,选举环境要努力改善,而选举关系要得以理顺。其中有两点尤为重要,一是村民政治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二是村民与乡村精英、村民与村委会、村委会与乡政府以及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良性且持续性互动要真正落实。     

善治语境中的政党协商

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具体表现为治理绩效良好、治理过程刚柔有度、治理主体关系和谐。政党协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本身的内在规定性与善治的内在规定性具有相通之处,在和谐政党关系中所蕴含的文化理念、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所追求的目标与善治有着高度的契合,在推进我国实现善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善治视域下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简

全面免除农业税后,“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诸多困境,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成为适应农村发展的新治理模式。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的形成既是解决“乡政村治”困境的现实选择,也是回应乡村社会内部自治力量成长、实现乡村善治的必然之举。这一模式的构建,需要诸多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对乡村治理环境的优化。     

构建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善治理论的引介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时期的重大战略安排,成为我国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调。在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端于西方的治理与善治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学术资源和研究视角。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其在我国的运用因具体条件的不同而受到的限制。     

善治视阈下的中国共产党政党功能调适

历史经验与现实需要都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要顺应时代和环境的发展变化,吸取善治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对政党功能进行及时调适,从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善治理论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功能调适的重点主要包括国家建设的功能、利益协调功能、社会整合功能、人才的录用和输送功能和政治动员与政治社会化的功能。     

善治理论与政党执政方式的转型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来临,出现了以善治为主要目标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政党现代化的潮流。在这一历史潮流中,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建立规范的法治化行政管理与改革传统行政管理的双重任务。直接把善治作为执政目标,转换执政方式,是建设新型政治文明的一条途径。     

善治视角下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

目前,政府信息不够公开、公民政治素质不够高以及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等因素。已严重阻碍了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实现,政府应与公民合作,以善治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性、回应性和有效性的实现去推动我国公民最广泛的政治参与。     

善治与我国政府廉政制度再造

制度框架是腐败的诱因之一 ,要遏制腐败就要进行制度创新。善治作为廉政制度创新的理论选择 ,具有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六大基本要素 ,从权力的多元化、信息的公开化和责任承担的切实化上影响着反腐败的理念和实践。我们应该从善治理论出发 ,探索我国行政改革视角下的制度创新 ,提出建立有限政府、透明政府和责任政府等抑制腐败的行政制度     

善治——走出农村公共品供给困境

农村公共产品是农民生产生活的所依赖的基础,搞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促进农村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现阶段我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应用善治的分析框架,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进行了分析,望能为促进村民自治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一些工具。     

从善政走向善治:政府何为

不管是从应然层面还是从实然层面,从善政走向善治都可以说是各国社会治理的未来趋势.在一国从善政迈向善治的过程中,政府至少应该并且能够扮演三个角色,即“同辈中的长者”、“培育者”以及“改革者”.第一个角色要求政府既要放下身段,与其他治理主体开展合作共治,也要能够挑起治理与善治的“大梁”.第二个角色则要求政府利用自身资源,以一个服务者的姿态,努力培育合作伙伴,从而为有效合作共治奠定基础.第三个角色要求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及时的自我变革,实现自身的内部结构优化,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     

走向善治:江阴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实践研究

善治理论表明,城市发展以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为目标,最终要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一个城市要实现“善治”,必须不断增强治理能力,要求其有效性、责任性、透明性及回应性大大提升,有更加广泛的公民参与、充分发展的民间组织、更加精细的城市管理等等。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为我国特有的促进城市发展的策略和方式,正好体现了善治的基本要求。江阴市通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城市形象、城市治理水平和市民文明程度都有了大幅提升,城市综合实力继续稳居县级市前列,为其他同级城市的文明创建工作提供了一个典型范式。同时,通过对创建文明城市活动中问题的反思,对创建文明城市活动过程中的公民参与、精细管理、长效机制建设等有了更加深刻的把握。     

行政法制正当性与“善治”的价值契合

现代行政法制的正当性之所以得到政府、公民社会、公民的一致认同，是因为它承栽着尊重“公民权”从而完美地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均衡和共同增值的价值使命，衍射出民主性、公正性、责任性、服务性的价值线度，折射出与现代政府“善治”的价值契合。现代政府的“善治”正是通过政府与公民团结互助、同心协力、共享责任、平等对话、相互合作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以斯所为，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为大众服务的终极价值目标。     

基层协商民主推进社区善治研究

基层社会治理以乡镇、村或城市的邻里社区为基本范围,直接面对社会和居民,依靠治理机制,发挥各种社会力量,共同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本文从城市社区治理的视角,基于协商民主这一当前中国基层民主治理和民主建设的实践形式,追求社会善治的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