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更要树立荣辱观

马涛在4月20日的《社会科学报》上撰文指出：西方经济学研究中有一个核心前提假定：人都是自利的，都是追逐个人私利的理性利己主义者，“经济人”是人亘古不变的、永恒的本性。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学家都把“人的本性是自利的”这一论断作为研究一切经济问题的出发点。但在西方，“经济人假设”是被严格限制在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内的。而在西方经济学传人中国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将这一理论“假设”滥用的现象。一些人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一假设出发，公开宣传“人为财死”的“经济人”价值观。在这一价值观的驱动下，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急功近利、推崇私利的社会价值观取向。其实，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就已意识到了“经济人假设”将带来的不利后果，从而把注意力转向了经济学研究中应如何去建设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道德伦理问题。针对中国社会存在着的“经济人”概念被滥用的现象，布坎南就警告说：“在转型期社会里（例如眼下的中国大陆），     

“经济人假说”的演变及其启示

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问题假设即“经济人假说” ,已经历了三次抽象或三个发展阶段 ,“经济人”也由“传统经济人”演变为“新经济人”。“新经济人”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新古典经济学 ,使经济学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但是“新经济人”也并非完美无缺。要想进一步推进经济学研究 ,就必须对人做出正确的抽象。对此 ,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必不可少。     

现代"经济人"的理性审视——读陈孝兵《现代"经济人"批判》有感

所谓现代"经济人"即是现代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理性审视现代"经济人":对企业领导者和高层管理人员要建立制度化约束体系;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官员也要加以强力约束;要促进作为"经济人"企业家阶层的产生与发展;从现代"经济人"视角审视企业信用等.对"潜行私有化"的批判也应上升到科学理性的高度.中国经济学要繁荣,迫切需要理性批判之繁荣.     

经济人"效用最大化"假定在非市场中的运用

经济人效用最大化假定自经济学产生以来,一直是分析研究经济市场人们行为卓有成效的工具,而它发展所能对非经济领域问题进行的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更显示出这一假定的强大生命活力.本文在对经济人效用最大化假定进行历史溯源的同时,阐述了经济学中这一最基本假定在政治市场--非市场中的运用.     

"经济人"假设的历史演变及再探讨

"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理论众多假设中最重要的假设之一。经济学假设和经济学理论一样,也有一个提出——经过检验——进一步完善——再发展的过程。同样"经济人"这个基础性假设也经历了这一过程。不同经济学家对此假设具有不同的看法和定义,我们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新看法是: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用演变的视角分析"经济人"这个假设。     

现代“经济人”的理性审视——读陈孝兵《现代“经济人”批判》有感

所谓现代"经济人"即是现代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理性审视现代"经济人:"对企业领导者和高层管理人员要建立制度化约束体系;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官员也要加以强力约束;要促进作为"经济人"企业家阶层的产生与发展;从现代"经济人"视角审视企业信用等。对"潜行私有化"的批判也应上升到科学理性的高度。中国经济学要繁荣,迫切需要理性批判之繁荣。     

经济学与快乐学

茅于轼在9月12日的《扬子晚报》上撰文指出：经济学里有一个基本假定，即所谓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它假定人都是追求利益，追求物质享受的，在市场经济中就是追求钱。政府领导人民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人们买股票是为了赚钱；孩子们在小学里学写和算，到了大学学专业，其目的就是培养一门谋生之道。     

农民工的理性行为:信息、地点、职业与模式选择——河南省袁坊乡府君寺村的个案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纷纷走向市场,身份也开始从乡村社会的"伦理人"转变为"经济人",其行为也随之具有了"经济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主要表现在对务工信息、地点、职业和模式的选择这四个方面.但是,这种理性行为只是自发的、个人行为,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因此,需要政府适当引导,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行政人员:"经济人"还是"公共人"?

“经济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从事经济活动的现实人的本质抽象。理性、自利和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经济人”的主要特性。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中的个人与市场中活动的人一样,是“经济人”,天生地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这种理论把政府听个人理解为“经济人”是有缺陷的。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和行使的行政人员应该是“公共人”特性的集中体现,应该是自觉地为公共利益服务,而决不应该是“经济人”。     

“理性经济人”机制的缺失与儒学道德理性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现代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凸现的是一种“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精神，它拒斥“价值理性”，把道德置于视界之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经济活动中的一系列问题。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呼唤“道德经济人”，中国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崇尚道德的价值，可以为“道德经济人”建构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在义利关系问题上，儒家具有鲜明的重义轻利、公利为义、以义统利的思想倾向，它要求以义规范、制导人的行为，这一重德的价值取向对于当今的经济活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自然保护的哲学理念——重读《人道主义的僭妄》

"唯科学论"与"唯生态论"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自然理念。埃伦费尔德对"唯科学论"的"力量假设"和"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假设"的证伪以及在此理论批判基础上提出的自然保护方案,虽然不能完全归结为"唯生态论"的,但其"埃伦费尔德定律"和对"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全盘否定以及苍白无力的生活哲学,却总使这一自然保护方案流露出浓厚的生态主义倾向。     

试论"三个代表"思想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

“三个代表”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条件,马列主义是其理论渊源;和平与发展是其时代背景;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是其历史根据;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其现实条件。正确认识和把握“三个代表”产生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于我们在新世纪宣传贯彻“三个代表”思想,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稳定弧线"与普京外交战略构想

普京提出的建立“稳定弧线”构想集中体现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基本精神和战略意图,其核心是突出强调国家要集中精力于国内的转轨和发展,为国内经济建设赢得时间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在这个战略构想中,独联体集体安全组织将构成“稳定弧线”的骨架,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是主要的突破方向,上海合作组织则为俄罗斯保持地区力量均衡、推动多极化提供战略依托。普京建立“稳定弧线”的对外政策能否成功,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对俄政策和美国的整体外交政策,关键是俄罗斯能否获得它想从西方得到的东西;另一方面,取决于俄罗斯能否尽快摆脱危机,推动进一步的改革。     

中国经济学“集体经济人”假设初论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体意识孕育了中华民族集体主义的思想传统。与西方相比,由于中国在历史文化和政治体制等方面有着鲜明的特征,因而必须否定西方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建立符合中国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实际的人的经济假设理论。“集体经济人”假设立足新集体主义,寓意集体和个人互为前提和依托,充分体现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实现了对传统集体主义的超越,可以作为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立学之基。“集体经济人”假设凝练了中国人的文化特征、凸显了发展的目的性、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富于理论开放性,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植根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际进行理论构建。     

集体理性、政经分离与乡村治理有效 ——基于苏南YL村的经验研究

乡村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既有研究在探讨如何实现乡村治理有效问题时往往将研究重点置于如何形塑乡村社会中国家与社会、行政与自治的关系,而较少关注到乡村社会内部的组织关系对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基于"行为-组织-治理"的分析框架和苏南YL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在集体理性的驱动下,村级组织公共理性行为和经济理性行为为村集体造就了巨大的经济财富,并构建了"政经不分"的管理体制。但由于该体制下的利益分配主要基于以村籍制度为基础的产权确认,导致村民自治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无法有效回应变化中的乡村治理需求并对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出挑战。这时,集体理性导向下的组织理性加速了村级组织结构的重塑与功能分化,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政经分离"和乡村治理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组织的职能归位和乡村治理产业化转型、社区组织的结构变迁和乡村治理的服务化转型、多元组织的共建共治与乡村治理的协同化转型,由此探索出一条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理想进路。     

论江泽民的“三农”思想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三农”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和今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江泽民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思想是我们党制定新时期“三农”政策的理论基础,其中关于“三农”的地位与作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业保护、科教兴农、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主要内容,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经济人的新解释与经济学的新发展

经济人假设是传统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基石。现代经济学前沿分支学科对经典经济人有三个不同方向的新解释 :一是对经典经济人的修修补补 ,使经济人更加贴近现实 ;二是坚持经典经济人 ,并进一步发展经济人的理性 ;三是抛弃经典经济人 ,研究理性和非理性行为结合的现实人。在对经济人新的不同解释的基础上 ,经济学与相关学科进一步融合 ,在学科交叉的边缘产生一系列新的经济学分支学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着重点及对社会主义执政党理论的建构

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有它解决的主要问题．因而理论的着重点不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着重点是执政党。它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解决了执政党如何建设、如何坚持先进性、如何执政兴国的问题．形成一整套治党治国治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对社会主义执政党理论的建构作出了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两个先锋队"与"两个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党建新思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回答21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时。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先锋队”和“两个基础”的重要观点。“两个先锋队”的科学概括．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时代内涵,为我们党从社会结构性变化的实际出发来增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