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讯逼供罪的几个问题

刑讯逼供这一野蛮的审讯制度在举国上下倡导法治的今天，依然在司法实践中肆虐，并常常致被害人重伤或死亡，造成冤假错案，这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也破坏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刑讯逼供罪的适当修改虽有很大进步，但在理论上仍存不完善之处，且刑法学界对此罪尚欠更深层次的研究；，鉴于此，笔者探人这一研究领域，试对刑讯逼供这一严重侵犯人权的犯罪行为作以下几个方面的探讨。一、刑讯逼供的立法变化及评说有关刑讯逼供罪的立法规定体现在：1979年刑法（以下称旧刑法）第136条规定：严禁…     

排除刑讯逼供获得口供的理性思考

刑讯逼供被我国立法所禁止，却是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排除非法口供是遏制刑讯逼供的方法之一，国外的长期司法实践已经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我国排除非法口供规则的运行情况表明，与规则立法预期还存在很大差距。这里有规则本身的不足，也有实际运用中贯彻不到位的问题。弥补不足，铲除障碍，是实现通过排除非法口供达到遏制刑讯逼供的关键。     

理性看待刑讯逼供

在刑讯逼供被刑事立法坚决否定的背景下，因其所导致的冤假错案却频频发生，如何理性看待刑讯逼供？本文从刑讯逼供与技术手段之间的关系展开，说明刑讯逼供的发生是受刑事侦查技术手段限制所导致的。科技的进步才能真正杜绝刑讯逼供现象发生。     

关于刑讯逼供对策的新思考

刑讯逼供的危害不单表现在案件结果上,也表现在其行为自身之上,表现在对全世界现代文明社会的破坏上,更表现在残害所有人的人身权利上,因此对刑讯逼供对策进行新的思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我国刑讯逼供的立法现状以及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关于刑讯逼供对策的新思考。     

遏制刑讯逼供的立法思考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 　被讯问人的精神或肉体以获取口供的一种恶劣的审　　　讯方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４３条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口供。然而，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却长期存在，屡禁不绝，防止刑讯逼供已成了刑事司法领域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难题。刑讯逼供的存在与发展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因此从理论上对其原因进行分析，研究借鉴国外相关成熟做法，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立法对策，对于遏制刑讯逼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及其危害性 我国的刑讯制度可谓渊源…     

论刑讯逼供的法律障碍及其对策

本文紧紧围绕刑讯逼供问题展开讨论，指出我国当前刑讯逼供的法律障碍主要存在三种，即末端控制障碍、权力控制障碍、实体控制障碍，在此基础上提出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即促进刑事诉讼立法从末端控制转向源头控制、从权力控制转向权利控制、从实体控制转向程序控制。     

终结刑讯逼供呼唤“律师在场权”

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由孙志刚被错误收容并被打死引发的收容制度的根本改变，是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立法中的集中体现。近来，因胥敬祥服刑13年沉冤得雪，佘祥林因出走了11年的妻子突然归来而走出监狱的大门而引发的对于刑讯逼供的谴责和评论．再一次强烈地呼唤通过立法确认“律师在场权”。以终结刑讯逼供的幽灵在中国大地的肆虐。保障每个公民不因刑讯逼供而蒙受不白之冤。     

刑讯逼供罪新论

刑讯逼供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该坚决摈弃和禁止的行为。我国刑法虽然对刑讯逼供罪早有规定,但立法的不足之处仍然较多,诸如犯罪主体范围过窄、法定刑不合理等。而现有的刑讯逼供罪的刑法理论也有待进一步深化,如犯罪客体的表述不尽科学。立法和理论所存在的问题仍值得我们去思考。     

刑讯逼供与律师在场权初论

侦查程序中建立起律师在场权是无罪推定原则和人权保障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的普遍做法。本文集中探讨了处于行为范畴的刑讯逼供问题与律师在场权的相互关系。以期从实然的角度和微观的视野对消除刑讯逼供这一司法顽症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     

诊治“刑讯逼供”恶症

刑讯逼供作为一种野蛮、残忍的破案手段曾一度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过血泪斑斑的记忆。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世界各国纷纷立法将严禁刑讯逼供明文写入本国法律。《世界人权宣言》也明确规定:“不得对任何人实行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如今世界上已没有哪个国家公开承认刑讯逼供的合法性。我国自建国以后一直严令禁止刑讯逼供,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修改后的《刑法》也进一步强化了对刑讯逼供犯罪的打击力度。然而,刑讯逼供现象在实践中仍屡有发生,并且在案件的侦查阶段带有一定的普遍性。1998…     

论“刑讯逼供”的解释与认定——以“两个《证据规定》”的适用为中心

为遏制刑讯逼供,我国构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确适用的前提,是对"刑讯逼供"一词作出准确而允当的解释。"刑讯逼供"本系我国立法上之用语,国际上更为通用的是"酷刑"一语,而目前,对"酷刑"最权威的定义,来自联合国《反酷刑公约》,根据条约神圣的原则,依据《反酷刑公约》对酷刑的定义来解释刑讯逼供,基本是可行的。在司法适用上,解释和认定刑讯逼供,还应当注意根据具体个案进行具体判断。对于药物和催眠审讯,药物审讯应当认定为刑讯逼供,催眠审讯在征得犯罪嫌疑人同意的前提下可用,但不得作为定案根据。营救式刑讯逼供的合法性也应当予以否定。     

论刑讯逼供的存在及限制

刑讯逼供这一现象，多发生在公安、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的过程中。刑讯逼供素为我国法律所禁止，刑法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诉法也列有专条，然而，现实生活中，刑讯逼供现象又时有发生，屡禁不止。一、刑讯逼供的历史及与法的关系（一）刑讯逼供的成因与历史要分析刑讯逼供...     

我国诉讼监督的一个难点及其破解——析“严禁”语境下的刑讯逼供

我国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均严格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却禁而难止,因刑讯逼供受到查处者为数不多,以致刑法第247条几近虚置。究其原因,一是刑讯逼供合法性的顽固观念妨碍了对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行为的查处;二是对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行为发现不及时;三是对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行为的监督尚有缺位。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转变司法理念,改善检察监督执法环境;其次,建立顺畅、有效的检察监督机制;再次,对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罪的刑事责任进行立法重构。     

刑讯逼供举证责任探讨

刑讯逼供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讯逼供行为举证责任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为预防和杜绝刑讯逼供犯罪,立法应当规定刑讯逼供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并允许法官进行推定。     

浅谈我国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及应对措施

虽然刑讯逼供已被我国法律所禁止,但在实践中这种审讯方式依然存在。如何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已是当务之急。应当分析我国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参照国外相关立法,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等一系列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体制及证据规则,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治安管理活动中的立法思考

当前，公安人员在治安管理活动中，对被讯问人进行刑讯的现象屡有发生，但《刑法》上对此却没有明确的规定，给司法实践对该种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处理带来很大困难，亟待从立法上加以明确。一，对治安管理活动中的刑讯行为在适用刑法上存在立法盲区公安人员在治安管理活动中，对被讯问人进行刑讯的行为，在《刑法》修订前一直按刑讯逼供罪有关规定衡罪量刑。但由于修订后的《刑法》对刑讯逼供罪的构成作了修改，继续适用该罪名，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难免过于牵强。《刑法》第２４７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我国"刑讯逼供"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现有预防和惩治刑讯逼供行为的程序和实体立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都存在明显的缺陷,由此导致刑讯逼供行为屡禁不绝.为有效地惩治刑讯逼供犯罪、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应当对现有的相关刑事法律进行修订,并确立明确的证明责任规则.     

论侦查中刑讯逼供的主体心理及遏制

侦查中刑讯逼供主体心理分析，主要是研究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刑讯以获取口供的心理现象。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主要心理原因有，封建专制意识影响，法制观念淡薄，对口供的认识误区，职责认知不当，消极情感的干扰，急功近利心态以及责任扩散感与从众心理等。针对这些心理成因，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完善立法与监督，加大对刑讯逼供罪的惩治力度，提高侦查人员心理素质，增强侦查主体依法办案意识。     

再论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缘起于国家对刑事诉讼的不当干预,要禁止刑讯逼供就应当规范控辩双方权力（利）行使的程序。对于控方主要从规范讯问时间、讯问地点、讯问规则等方面减少其权力行使的任意空间,对于辩方则应尽量减少其权利行使的障碍,此外,立法上的完善也是遏制刑讯逼供的重要条件。     

论刑讯逼供的法律障碍及其对策

本文紧紧围绕刑讯逼供问题展开讨论,指出我国当前刑讯逼供的法律障碍主要存在三种,即末端控制障碍、权力控制障碍、实体控制障碍,在此基础上提出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即促进刑事诉讼立法从末端控制转向源头控制、从权力控制转向权利控制、从实体控制转向程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