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挑战中国用工体制

在曾经“民工潮”汹涌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出现一种令人瞩目的“民工荒”现象。”“民工荒”问题,即是当前社会热点问题,也是当前“三农”问题的焦点。是真的“民工荒”?还是“民工荒”现象掩盖了什么?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荒”现象?“民工荒”的根源在哪里?看来,我们如何认识和解决“民工荒”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民工荒”呼唤用工制度改革。     

福州“民工荒”现象的调查与思考

从2004年初出现“民工荒”开始，福州“民工荒”现象愈演愈烈，而且与以往的“民工荒”相比，福州企业的“民工荒”现象有了新的变化，关注这些变化并分析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探讨应对措施对于破解企业缺工难题，促进福州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民工荒"的深层思考

近期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实际上反映了非公企业劳动关系的恶劣状况,民工用脚投票,表达了对企业的不满和抗议.民工荒警示我们需要对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劳动关系调整机制、牺牲劳工权益的后果以及中国的国际形象进行更全面的思考.     

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

2004年以来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其原因并不是农村劳动力数量少,而是其就业技能素质低,根源在于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不能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有以市场为导向,创新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模式,才能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缓解“民工荒”问题。     

"民工荒"现象的多视角思考

“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并趋剧,是进入2005年以后我国企业界面临的较为突出的新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其错综复杂的形成机理及利弊参见的多重影响?“正统”解读必不可少,“另类”思考也非多余。此现象的存在,其实暗藏着六个方面的寓意。认清它们,对有效治理此现象不无启迪。     

对"民工荒"现象的思考

近日,从报刊上看到东南沿海一些 发达城市出现"民工荒"的消息,引起笔 者的深思。 人们普遍认为,当前全国的就业形 势普遍较为严峻,就业压力非常大,"就 业难"是主要问题。但是今年以来,不少 地方出现了"民工荒"。一方面,"就业难" 依然存在,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 突出;另一方面,经济较发达的东南沿海 的许多企业,特别是大量的民营企业却 招不到人。如果是招不到高级技工、技师 之类则属正常,然而这些企业招不到的 却是他们需要的大批的熟练劳动和简单 劳动的民工,这一奇怪现象值得研究。 "民工荒"现象的背后是什么 一是企业支付的劳动报酬普遍偏     

善待民工是解决“民工荒”问题的根本

2004年,全国许多地方同时出现了“民工荒”,不仅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的企业工人大量短缺,而且像湖南、江西等一直向外大量输出农民工的省份,也出现了本地企业招不够工人的现象。持续20多     

社会转型视野中的"民工荒"现象

"民工荒"是用来表述近来我国一些地区出现的"农民工短缺"现象的词语.这一现象凸显了农民工这一群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和不利处境."民工荒"显现的意义已经不局限于一种新的经济现象的出现,更重要的是反映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某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启示.     

"民工荒"现象探析:一个产业转移的视角

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与产业转移有着密切的关系。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分布集中于沿海地区,产业集群导致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梯度转移的滞后,因此,产业的过度集中引起对农民工的需求过于集中在沿海地区。于是,当宏观经济快速增长,内地经济有所起色时,沿海地区必然出现民工短缺。而“民工荒”的出现将导致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压力增大,促进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喜见劳务输出大省出现“民工荒”

民工荒，这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是用工需大于求的一种表现，最先出现在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随着全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内地一些省会城市也出现了这种现象。9月21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播出《四川也现民工荒建筑工月薪5000》节目，对四川的“民工荒”作了专题报道。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     

“三个代表“对“知行统一论“的发展

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知行背离"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知行统一论"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分析"知行背离"时代特征及产生根源,从中找出积极应对思路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公共性自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整体的价值理性共识,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因此构成文明、公正而健康的现代市场社会的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偏狭之“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而要使这种“公共事业”的实现成为现实的可能,则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选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论“民族主义”论辨析——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反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上明显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解读,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言论进行明确辨析,以辨是非、以正视听。     

从“拒绝外援”到“救灾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没有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6年),中国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反复.1987年以后,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逐步走向规范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相关政策规范进一步趋向法治化;更加重视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协作;相关政策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快捷和灵活,这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跨越"和"倒退"现象

人类历史发展中“跨越”和“倒退”现象的发生 ,是历史主体在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可能性空间”内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生产力只决定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能为其“可能性空间”所容纳 ,却不决定“可能性因子”相互之间的递进关系 ,因此“五形态”递进次序难以得到理性上的确证。现实社会主义产生和存续的历史合理性 ,不应从外在于当代人类活动的“五形态”次序中去寻求解释 ,而应从历史的现实运动中去求得理解     

“扩红”与“筹款”——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

苏区发动查田运动采取了过激的土地政策,从客观上加剧了赤白对立.查田运动是"左"的土地政策贯彻的结果,但也应看到,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是为了满足苏区扩大红军和筹款等政策的需要.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兼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其基本特征和“三个文明”全面发展的概念 ,反映了党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一个新飞跃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与贡献 ;坚持社会主义“三个文明”一起抓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学说的内在要求 ;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就要大力增强全党全社会政治文明意识 ,坚定不移地走适合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真理"问题

"真理"是一个哲学范畴,但更是一个有着广泛意义的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图腾。社会原生态的思想文化生活中经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着这个符号与范畴。政治生活也不例外。政治在不同维度、不同理路上同"真理"概念相关联,其中最突出的是"真理"作为话语权力象征符号,或是作为民主政治模式的参照项与超越物。当然,真理观与真理信念经历了从古代到现当代的嬗变,这一过程同政治文明的推进过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