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的博弈——以江西网形村为例

新农村建设,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作用缺一不可。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是前提,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是保证。实践中,存在政府主导失当、农民主体缺位的矛盾和冲突。笔者认为,二者发生矛盾并不是坏事。新农村建设应该是一个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的博弈过程,需要建立起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的博弈机制,通过增加财政投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培养新型农民,使农民接纳、应承政府的主导作用,让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的着力点一致起来、融合起来,形成良性互动。这将是化解政府主导失当、农民主体缺位的治本之策。     

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主导失当与农民主体缺位的成因和纠偏措施

＂政府主导、农民主体＂是我国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当前,在新农村建设实践中出现了政府主导失当（主要体现为政府越位）的情况,政府越位容易导致农民主体缺位,农民主体缺位更促进了政府越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要打破这一恶性循环,需要对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行调适,采取有效措施对二者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功能进行纠偏和复位。     

发展现代农业进程中的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关系

处理好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关系，适应了农业发展的要求，就会促进农业的发展。发展现代农业，需要技术、信息和资金作支撑，需要农民的辛勤劳动和政府的支持。只有政府和农民之间形成合力，才能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在我国，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极大的复杂性。因而迫切需要建立政府和农民之间的新型关系，使现代农业在中国大地上早结硕果。     

转型期我国农民利益表达中的政府角色分析

转型期,在农民利益表达运行的现实逻辑中,政府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理应扮演起主导性的角色,这是维护农民公民权、促进社会平等和公正诉求的必然要求。当前,政府在农民利益表达权利保障、为农民提供利益表达方式和建立利益表达渠道、程序以及利益协调与利益整合诸方面存在缺位问题。为切实履行责任,政府必须转变理念、建立和完善农民利益表达的权利保障体系、农民利益表达与利益协调机制以及农民利益表达的法律援助机制。     

现代农业进程中政府与农民间关系探析

发展现代农业,需要技术、信息和资金作支撑,需要政府的支持。只有政府与农民间形成合力,才能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在我国,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极大的复杂性,迫切需要建立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新型关系。     

新农村合作医疗：还有很远的路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政府组织、引导和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三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与传统合作医疗相区别的是．新型合作医疗明确了政府在合作医疗资金筹集中的责任．政府以保费投入的形式保障农民的就医机会。自实施以来．新农合覆盖面不断扩大．筹资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开展良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提高农民健康水平、降低农民的医疗风险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新农村建设:主体缺失的原因考察

新农村建设已经快两年了,政府、学者等局外人士已经深入参与到这场建设农村的运动当中,政策和文章源源不断的出现。然而,中国9亿农民——政策设计的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却出现了集体失语的尴尬现状,农民主体成了一句空话。本文认为让农民充当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并不是朝夕之间能够做到的,农民、政府和制度三个层面都有不利于农民发挥主体作用的因素。目前,只有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培育新型农民,农民才能真正的充当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贷款建新居 产业大发展——平谷区玻璃台村创新山区新农村建设模式的有益探索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把支持农民建房作为扩大内需的重大举措,"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民建房、购买汽车和家电等提供消费信贷"。这一政策的出台源于农民融资难,可供抵押权益少、资产变现能力弱。平谷区玻璃台村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对农村融资体制进行大胆创新,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政府担保农民贷款,新民居带动产业发展。这个独特的融资模式,将改善农民生活环境与促进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将政府支农资金倾斜与提高农民融资发展能力结合起来,将政府公共投入与农民建房投资结合起来,有力促进了山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交流融合。他们的经验无疑对推进北京市村庄改造、城乡一体化发展等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促进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

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只有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使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认同度与政府一致,才能调动农民积极性。欠发达地区工业经济落后,这点显得尤为必要。池州在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方面取得了丰富经验,借鉴池州经验,我们认为,政府在推动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农民个体与市场、主体内强与外移、农村自主创业与外部支持、发展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分步建设与长期保障等方面的关系。     

浅谈政府和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角色定位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过程,需要有政府的组织、农民的主动参与、社会各方的积极支持以及工业的反哺和城市的带动.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和农民作为两支重要的力量,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农民居于主体地位,两者是密切联系辨证统一的.     

新农村建设：政府与农民的角色回归

政府主导过度和农民主体缺失已成为制约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因素。要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就必须进行相关研究,以促使政府与农民的角色回归。建设前要合理界定政府与农民作用的范围;建设中要动员9亿农民的积极参与;建设后要按照是否满足农民需求的标准改革政府政绩考核体系。     

基于政府与农民关系视野的农业补贴政策解析

农业补贴政策的实质是通过对国家与农民取与予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来均衡社会利益分配、缓解涉农利益冲突。农业补贴政策系统的运行过程则是政府与农民等相关利益主体围绕利益调整而展开的相互作用、相互斗争以及彼此协商和妥协的互动过程。建国六十年来我国政府与农民互动的不对等蕴涵了农业补贴政策的强制性变迁特征,而向政府意志及利益偏斜和对农民意志及利益轻视的强制性政策安排又注定了政策效率低下的必然命运。在新时期要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系统,使之跳出低效率运行的逻辑理路,构建政府与农民的良性互动与调适关系是首要之义。     

农民政治社会化的多维视角审视

农民是我国政治社会化进程的重点对象,中国农民特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农民政治社会化历史沿革下来的经验和教训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决定了必须把农民政治社会化放在重要地位。但是由于受制于传统政治文化、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政府公信力度等因素的影响,当前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微弱、农民的政治认同程度降低、农民的政治反馈进程断裂。因此,必须秉承"创新"时代精神,增添政治新元素、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推进新农村建设、贯彻"民本"执政理念,增强政府公信力,提升农民政治社会化的进程。     

土地之歌——龙岩保田斗争纪实(下)

7 地主向翻身农民反攻倒算,费尽心机夺田都不能撑手、龙岩县县长石有纪建议办农场,由政府出面把已被农民分去的地主土地收回,中共龙岩县委和西陈区委,通过农会组织农民,同顽固派变相夺田的阴谋进行坚决斗争,几经较量,农场办不下去了,石有纪亲赴罗桥村提出,给农民以优惠的条件;政府向农民租田办农场,然后再雇农民来农场种田,被圈了土地的农民可两头受益,一些人听了心里暗动,认为这是打着灯笼也     

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分析

近些年来政府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土地征用的法律法规,土地征用的混乱现象有所缓解,但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过程依然存在不少不规范行为,如擅自占用土地、先征后批、压低补偿标准等等,都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基本权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进一步规范土地征用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建立地方政府征地行为的约束机制以及被征地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和谈判机制,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现实课题。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三种模式探析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     

城市化进程中被征地农民权益保障研究

地方政府在主寻城市化进租中,大量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被征地农民土地所有权、主导权、收益权和生活保障权的损失.被征地农民权益受损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征地制度的滞后、基层政府现代执政理念的缺失和被征地农民参与决策不够.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权益需要改革征地制度,尊重农民主体地位;落实先保后征政策,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     

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足进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

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只有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使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认同度与政府一致，才能调动农民积极性。欠发达地区工业经济落后，这点显得尤为必要。池州在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方面取得了丰富经验，借鉴池州经验，我们认为，政府在推动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农民个体与市场、主体内强与外移、农村自主创业与外部支持、发展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分步建设与长期保障等方面的关系。     

技术牵引“微治理” 农民办事不出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巴东县集老、少、边、山、穷、库、险于一身,大山阻隔与经济落后严重制约着政府的治理能力,使社会治理面临政府无力管、农民无人管、社会无法管的困境。近两年来,巴东县通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探索出一条“技术牵引型治理”的新路子,打造农民办事不出村系统,促进政府规范化、标准化、协作化运作,倒逼政府职能转变,农民足不出村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从而提升了政府的治理能力,实现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论农民合作中的政府有效参与

传统的农民合作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已经无法适应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农民合作形式。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双重压力下,为了个体农民能抗衡市场的风险以及为村庄提供公共产品,政府必须有效地参与到农民合作组织中,通过立法、指导、培育合作文化等途径,提升农民的合作能力,提高农民的自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