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枷跳舞——论德里达的解构策略

20世纪文学批评界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埃德加·爱伦·坡的一个侦探推理文本《失窃的信》成为各个学派用来阐发各自理论的道具。在这场争论中,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认同了心理分析学家拉康对于故事中所指（信的内容）和能指（信的影响）之间松散关系的界定,但不同意后者文中体现出来的逻各斯主义中心论;并试图用消解二元对立和分析文本的不可译性来颠覆这一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核心。在肯定解构主义的积极批判意义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其在传统语言和文化的影响下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解构：德里达的一种“形而上学”

本文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视野里阐释了德里达的解构与解构主义,认为德里达的解构思想是特殊时代的产物,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程序能够成为激进力量,这是不容否定的,但它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另一种表述、甚至是新发展,解构主义是社会运动遭受挫折后的一种"无力"的回应,具有虚无主义或回避问题的重要特征,解构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有意的"误读"。     

德里达对卢梭的阅读--谈《论文字学》

以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为对象 ,以其中的核心概念“替补”为突破口 ,解构了德里达对卢梭的“双重阅读” ,揭示了他“使替补强行进入形而上学”的过程 ,从而具体的展示了德里达解构的策略。     

德里达“幽灵”思想的本质与缺憾

“幽灵”概念是解构主义的术语,德里达用其不确定性特征来驳斥福山的“马克思主义终结论”,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不可消亡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复活了马克思主义。但德里达为马克思的“幽灵”存在的辩护并不是要回到传统的马克思,而是要用解构主义重新解读马克思,其结果是更深刻地消解了马克思主义。     

在解构之中的新构建——评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是解构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推动者。德里达主要通过解构言语与文字的关系、文本的传统意义以及哲学与文学之间的等级概念,德里达实际上为我们解构了西方传统哲学即“在场的形而上学”。倡导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解构,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也存在一些理论上的困境。     

重思他者：动物问题与德里达对列维纳斯伦理学的解构

德里达批判性地将列维纳斯的伦理学运用到了动物伦理领域,他认为动物可以成为列维纳斯伦理学中的他者,而且它们比他人更加他异,是他者的他者。动物可以让我们更激进地重思主体性。哪怕是列维纳斯的“我在此”这样强调受拣选性和被动性的主体性,在德里达看来也还不够激进,并且太过人类中心主义。他通过列维纳斯“您先请”的伦理原则,进一步把这一主体性推进到了更为被动的“我跟随”。“我跟随,故我是”,而我所跟随的不只可能是人,也可能是动物。通过将列维纳斯的好客理论批判性运用到对于动物问题的解读中,德里达进一步拓展了其“质疑主权”的主体性思考。     

析德里达的友谊政治学

后期德里达一般认为历经了一个“政治学转向”,其中《友谊政治学》可视为这个转向的代表作。友谊政治学的核心是解构“博爱”(fraternit),揭示其希腊语境中兄弟义气的语境,以及博爱这样一种作为西方政治学基础的自然血统实际上何以是子虚乌有。针对德国政治理论家卡尔·施密特以分清敌友为政治学前提的观点,德里达指出后冷战时代敌人消失之后西方政治学迷失方向,是为各种错位移位提供了可能。而德里达的“款待”和“民主”思想,是再一次呼应了《马克思的幽灵》中提出的“新国际”思想。     

文学边缘化证伪——德里达对当代文学的诠释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下的文学呈现出与传统文学不同的新貌，人们往往认为文学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里被边缘化了；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不仅拆解了逻各斯中心主义，而且不期然而然地证明了文学边缘化的命题是一个伪命题；看似被边缘化的文学却以比以前更加自由的状态发展着：解构主义不仅具有解构的内涵，而且对建构当代文学仍有意义。     

书写作为一项哲学议题：以巴特和德里达为例

本文从巴特的零度书写入手,探讨了书写作为一项哲学议题的重要意义。对巴特来说,书写是一个“解神秘化”的过程,对德里达来说,书写作为“就职演说”,是一个“解中心化”的过程,它不断确证游戏和差异。巴特和德里达书写思想的全部意义在于,把符号从过去认为它应该为现实服务的那种屈从的地位中解放出来,由此,书写自成一类,它不复制外在的现实,也不归纳任何一种现实,相反,它可以促成新的现实。     

分权理论与英国宪政体制之自我解构

英国的宪政体制长期以来被视为挑战分权理论的最有力工具。其实英国最高法院的设置在实质上是契合分权理论的,大法官和内阁的设置只是部分与分权理论相背离。之所以会误读英国宪政体制与分权理论的关系,是因为我们缺乏对分权理论的精细化认识。英国宪政体制之改革正在向外形和实质都更加契合分权理论的方向发展。我们在对待分权理论时必须谨记:权力是可以划分的,但分权又是相对的。     

公共利益悖论及其解构

当前关于公共利益的研究中,在公共利益立法诉求与理论特性、公共利益与行政权,公共利益与法律、公共利益与公众心理以及公共利益研究目的与研究结果的关系中都存在着悖论,而这些悖论告诉我们必须对公共利益标准的制定转换视角。我们应该放弃对公共利益标准的制定,回归到约束行政权力尤其是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行政法治轨道上来,而最终我们会发现,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和皈依的公共利益其实只是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博弈实现行政法治后必然的剩余价值。而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政府法治论应当是最合适的指导思想。     

海峡两岸人权壁垒的解构

大陆和台湾对人权的不同认识在海峡两岸之间产生了一个阻碍双方交流和关系改善的人权壁垒。海峡两岸双方在人权保护上的不足之处是这个人权壁垒产生的基础。大陆和台湾在评价对方的人权状况时站在规范的立场上,而在评价自己时则站在实证的立场上,从而成为人权壁垒外在的表征和坚固的动力。大陆和台湾对人权的不同认识是由于所处当今世界体系的不同位置决定的,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在人权保护上都有自己的特殊考虑,大陆、台湾对人权的不同认识只是量的不同而不是质的差别,人权壁垒产生的隐蔽前提是错误的线性发展观。当今世界的人权保护模式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大陆、台湾应该共同努力创设出一个更真实的人权保护模式。     

康德与德里达的提问方式：事物如何出场

康德实施了哲学坐标系的转换,他悬置了事物“是什么”这类垂直性质的提问方式,询问关于认识对象内容的提问是如何可能的,把西方哲学传统中关于事物内容的提问变成关于事物构成形式的提问,把对时间性质的提问变成对空间排列关系的提问。这种转变在康德关于美的判断中有突出的表现。康德的这一立场与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有着曲折而“内在”的关系,“解构”实际上也是一种关于事物如何出场(在场)或者如何可能的“理论”,是关于事物构成形式的理论。     

法官庭审地位的重新解构

法官是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 ,法官的庭审地位决定着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因此 ,确立法官作为一个中立的事实裁判者 ,独立的法律适用者和消极公正的纠纷解决者的庭审地位 ,对于调动法官的积极性和进取心 ,增强法官职业的自豪感 ,推进我国司法改革 ,建立一个独立、高效、公正和受社会尊重和信任的司法权力体系尤为重要     

论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美学意蕴

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以解构为强大武器,主张形式的无限可能性,崇尚多元化和保持相对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超越并打破一切规范,指向混乱和无序,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判和解构,而对传统的反叛与解构正是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美学特征.     

批判与解构——哈贝马斯与德里达重构马克思主义之方法论比较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学者们围绕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思想从多角度、多方面给予了认真分析和研究。在当前,伴随着国内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一大批致力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深度阅读的年轻学者活跃在学术界,并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这里刊发的一组文章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国外马克思主义读书班”的几位主要成员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原著进行深入研读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学习心得,反映了他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取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现刊发出来,以飨读者。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启示录——今天我们究竟该如何“走进马克思”？

面临后现代理性的挑战，关于马克思主义究竟向何处去、命运会如何的问题，德里达认为我们必须以一种还债的心态走向马克思，通过奋力的开拓和创新使之不断以新的方式获得再生和转生。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真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将这种核心思想和主导意识边缘化、泛化和中立化，否则就会造成它与时代的脱节和断裂，磨平它的思想锐气，耗尽它所有的精神能量；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多样性的统一，只有深入到使之分离又使之结合为一的内在本源处（社会实践）那一度中去思维，才能真正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并使之以新的形式和姿态进入我们的时代文明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面向实践、面向未来的理论特质和基于实践需要不断实现自我革命的内在生长机制，正是由于它自己的这种实践性品格和把握实践矛盾的特殊能力，才使之赢得并重现于后现代并建构一种“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幽灵》中解构思想的路径分析

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再次运用其解构主义策略,从文本学角度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颠覆性的解构。从幽灵出场、幽灵在场、幽灵退场及再出场三个方面分析此书中的解构思想,有助于更直接理解德里达的解构思维以及与“幽灵”的关系,也尝试为理解本书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德里达与马克思的遗产：一个批判性的考察

针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声称我们都是马克思遗产的继承人。德里达认为马克思遗产具有异质性,换句话说,马克思的精神是复数形式的存在。他的解构理论承袭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精神并将之激进化,但又小心地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德里达诊断出世界的十条病症,并为此提出“新国际”的诉求以解决问题。德里达对待马克思遗产的态度,受到了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法国学者理解马克思之转向的影响,表现了后马克思思潮的特征,与马克思基于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现代性批判存在着质的区别。     

债权平等性:解构与解困

在考量多个无担保的债权人同时存在时谁应该优先从债务人那里得到受偿时，往往以债权的平等性假设为其解决架构。但是，债权平等性假设在主体性基础上存在着虚构性，在技术基础上存在着不当性，因此，债权具有平等性是一个伪命题。债权平等性制度存在重大的法律漏洞。各债权人应依据排队原则解决其间的受偿顺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