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实施与能人治村的互构机制及影响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资源匮乏地区能人治村广泛出现。国家政策的历史变迁与资源要素的地域分布构成了能人治村的时空背景。政策实施与能人治村相互推动形成互构机制。乡村振兴政策实施对能人治村的形塑过程体现为,能人通过自身的资源禀赋撬动行政权力,使获得政策资源的村庄加快发展;能人治村对政策实施的反推机制表现在,能人通过有效治理打造亮点示范村,带动政策广泛实施。政策实施主导下的能人治村带来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表现为政策主导下能人治村对乡村振兴的积极推进;另一方面表现为能人过度追求治理成效侵害村民权益,治理行政化损害基层民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加强对能人治村的规范和引导,确保其在乡村振兴政策实施中发挥积极作用。     

基层治理转型研究——基于政府、集体与个人互动的逻辑

在分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富人作为新型治理主体治村一直成为基层治理的普遍现象，随着国家意识通过基层政权向村庄不断渗透的过程中，通过治理任务、治理方式、治理空间的不断转变，基层治理进行着相应的调试，逐渐出现富人治村回归的现象。在基层治理过程中，不同的政府意识、不同的政策以及不同的中心工作在执行过程中，可以看到政府、村集体与个人的互动机制，反映出不同的治理任务体现不同的基层政权渗透状况，影响着治理主体的参政动机。同时，治理任务和监督体系的不断转变也影响着治理空间，治理方式也相应得到调整，形塑出基层治理所遵循的不同的治理逻辑。     

“讨价还价”：国家与农民间的利益博弈过程——以R村电价纠纷的个案为例

本文模仿孙立平的"过程-事件分析"方法,以R村电价纠纷个案为例,分析国家与农民在复杂、曲折的利益博弈过程中的行动策略,探究在"依法治村"的框架下国家与农民之间互动的特点.文章最后指出,讨价还价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特征写照,是中国农村政治中新出现的一个重要特点.     

富人治村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税改以来,富人治村成为乡村治理中的新现象,并具有普遍发展之势,它的兴起是农村阶层分化、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和乡镇治权弱化共同形塑的结果。富人治村实现了经济精英向政治精英的转变及其权威的合法性建构。在此背景下,农村基层党建出现了村民入党动机不纯、党员群体向富人化转变、党员意识的普遍弱化和民主集中制形式化等问题。因此,客观看待富人治村给农村党建产生的不良后果,反思当前的“双强”“双带”话语,在此基础上,对农村党组织的功能进行恰切的定位。     

英国执政党的工作方式

执政党在英国有着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条件,执政党的决策体系和国家的决策体系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能够比较顺利地将执政党的政策变为国家的政策和法律。英国执政党政策变为国家政策和法律的过程和方式如下: (一)执政党制定宏观政策 执政党的宏观政策,即执政党在一个时期内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治主张,一般由党的全国性组织制定。执政党的宏观政策的表现形式有很多,如党纲、党章、决议、领导人的谈话和演说、竞选宣言等。有时执政党会就时局发表一些声明,其中也会包含执政党的政策要求。为了保证政策制定顺利完成,执政党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决策体制和工作机制。     

武陵山经济社会发展的宣恩模式

宣恩县委、县政府牢牢把握国家宏观政策和投资导向、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走向和湖北武陵山区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等战略实施的机遇,按照与国家政策对接、与投资重点对接、与实际需求对接的     

论维利型上访的形成机理及治理——基于对维权型上访与谋利型上访二元分立的思考

既有关于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的研究中存在维权型上访与谋利型上访二元分立的解释框架。通过对于维权型上访与谋利型上访的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实际上存在着共性,即两者均没有充分关注国家发展与变革中,农民的观念与认识是否与之保持一致;把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政策当作国家和农民的共识,作为政府与农民共同接受的原则。将国家与农民之间认知差异性作为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研究的新视角,可以发现,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既不同于"农民有理、政府无理"的维权型上访,也不同于"农民无理、政府有理"的谋利型上访的上访类型,即以维利为目的的"维利型上访"。此类上访是在国家社会认知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农民对一些政策法规不认同,认为相关政策法规不合理、不公平,损害了自身利益。于是农民为维护自身的生活状态、既有利益的稳定,或者为维护在政策调整之前本应该、本能够得到的利益,用上访的形式与政府抗争。维利型上访的最典型特征就是,由于国家与农民认知的差异性,农民认为自己的诉求是有理的,但因为诉求与政策法规不符,通常会被政府识别为以谋利为目的的无理上访,导致在上访中,农民有理,国家也有理。维权型上访、维利型上访、谋利型上访三者之间在一些条件下可能会发生转换。维利型上访在我国的转型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且应与其他类型的上访区别治理。     

发展抑或治理：乡村振兴背景下能人治村的行动逻辑——基于浙江宁波象山县T镇的田野调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能人治村的制度空间和实践内涵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乡村振兴的政策语境和现实诉求中,能人治村是在地方政府发展理念的导向下,用发展秩序代替乡村社会中的生活秩序,追求村庄发展的治理模式。受地方政府发展村庄诉求与村庄社会秩序维持双重治理任务的影响,能人群体根据自身的价值追求所开展的治村行为呈现出差异化形态,形成造点式创新、达标式创新、选点式创建和回馈式维持等4种村治类型。地方政府强烈的村庄发展诉求会引导能人回流并主导村庄治理。基层治理的规范化、相对成熟稳定的治理制度能够制约能人群体的谋利行为,有助于确保能人群体的公共性和维持村庄治理秩序。但由于能人群体与村庄的脱嵌性,其在治理中通常会采用摆平的策略。能人治村建构起镇村两级互动的乡村发展联盟,构成乡村发展型治理的新模式,并重塑乡村关系,由此反映出以行政力量主导乡村现代化带来的发展错位。     

协调机制的重构:“乡政村治”治理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乡政村治"治理格局和模式既保证了国家赋予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有效运行,又为基层社会提供了新的稳定秩序。但在新形势下,"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镇机构内部、村庄场域内部、乡村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一些不足。从乡村社会实际出发,重构乡村关系协调机制是"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差异化税收制度与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于北京市经验的考察

在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国家实施了差异化的税收制度,拉开了工商业个体经营和合作经营之间的税负距离。这种制度安排对工商业改造产生了杠杆作用。税收征管过程中国家与工商业之间一系列博弈行为加快了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     

收入差距扩大是资源占有不公的结果

熊文钊、张伟最近在《瞭望新闻周刊》上发表论文指出：当前我国呈现出的国家政策部门化倾向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所谓国家政策部门化，主要是指个别行政部门利用法定职权和所掌握的国家立法资源，在起草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时过于强调本部门的权力而弱化相应的责任；制定部门规章、编制行业规划、实施宏观政策时，偏离了整体的国家政策方针和公共利益，力图通过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来巩固和扩大本部门的各种职权以及本部门、相关企业、相关个人的既得利益。     

富人治村的兴起及其政治社会负效应

税改以来,"富人治村"成为乡村治理一种新现象,它的兴起是农村阶层分化、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和乡镇治权弱化共同型塑的结果。富人村干部通过"以私济公"来建构权威,以"利益联盟"进行权力运作,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这给乡村政治社会带来一些不良后果,一方面造成了国家权力在基层退缩,另一方面使得村庄治理向"封建化"方向发展。在富人治村已经成为普遍趋势的情况下,健全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加强村干部培养,使富人村干部在基层民主发展中成为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力量,同时,也使普通村民参与村庄政治生活,成为基层治理的主体,以实现基层治理的制度化和民主化。     

经济“能人”治村不力问题亟需解决

正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经济"能人"作为选优配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笔者在近期走访调研中发现,部分经济"能人"受以下因素限制,治村能力不足的问题亟需引起重视。一是个人精力有限,容易引发职能空转。部分经济"能人"村支书在治村过程中投入时间不足,特别是企业型能人,在自办企业、项目或行政事务上与治村     

双重授权逻辑冲突中的乡政村治——国家建构视角下村民自治的阐释

村民自治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根据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所实行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从国家建构的角度去考察可以发现,乡村的自治权利来源于国家政权的让渡和授予。在当前制度不完备的情况下,"乡政村治"体制运转中经常出现乡镇政权凭借其对权力和资源占有的优势地位,将压力转嫁给自治乡村,从而对村民自治造成了侵蚀和损害。理顺"乡政"与"村治"的关系是实现"乡政村治"体制良性运转的前提。村民自治本质上是授权自治,由此构成乡镇政权与自治村庄之间的双向制约关系,乡村协助乡镇完成国家政权的任务构成了乡镇政权保障村民自治的前提。     

实现“乡政村治”良性互动的有效途径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国家行政权力深入农村基层,"公社"和"大队"之间成为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宪法赋予村民以自治权,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实现村民自治去行政化从而强化村民自治能力,是实现"乡政村治"良性互动的有效途径。     

政治学视域中的村民自治问题——以天津市塘沽区为例

村民自治属于群众性自治而不是地方性自治,其制度安排主要是用于解决农民之间、农民与村集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着力调整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村民自治面临的困境极其复杂,必须从自治的本质内涵上加以解析,坚持多视角看待。要在结合国家政治制度、体制背景和村治实践的前提下,在仔细分析村民自治区域内各种关系和自治的内在逻辑基础上,谨慎地进行乡村治理的模式选择。     

政策供给与农民需求——征地拆迁难题的原因及机制分析

征地拆迁难题是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反映出来的突出社会问题.以对东南沿海X市的调查为基础进行分析,可以认为,国家政策法规滞后、政策执行缺乏协调、政策供给与农民的需求差距过大是导致征地拆迁难的主要原因.透过征地拆迁难题,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在谋求土地增值收益方面展开的激烈博弈.     

房地产政策执行阻滞的行为分析

房价是政府和百姓共同关注的话题。为了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房地产调控政策接连出台。但在房地产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政府官员、房地产商以及购房者具有不同的认知和行为方式,导致政策执行阻滞现象发生。应通过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落实房价问责制等减少政策执行阻滞。     

“乡政”与“村治”平衡协调机制的构建

构建"乡政"与"村治"的平衡协调机制是构建新型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现实需要。从农村基层治理实践看,我国以"乡政村治"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基层治理格局仍不平衡,既存在着压力型体制下国家权力对村庄权力的"影响",又存在着村治过度自治化倾向对国家权力的挑战。因此,应从保证"乡政"行政权的合理使用、"村治"自治权的有序运行、"乡政"与"村治"的良性互动和"乡政村治"治理绩效的评价等方面,尝试构建"乡政"与"村治"平衡协调机制,不断提升农村基层治理绩效。     

政策网络与政策后果：中国的运用——对农村税费改革中利益分配关系变化的分析

本文在介绍西方学术界对政策网络含义的界定及其与政策后果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利用"政策网络"这个分析概念,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税费改革所导致的政策网络各个参与主体(县-乡-村-农户)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变化.认为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村社会基本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但是政策实施的具体后果受制于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以及政策网络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的复杂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