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犯罪数额的确定标准

正"犯罪的本质特征是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取决于行为的性质和其性质的程度,犯罪行为是违法行为在社会危害性的量上发生变化的结果。"[1]因此,确定犯罪数额标准必须以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为根据,而科学的犯罪数额标准当然应准确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对于知识产权犯罪而言,达到数额标准的不法行为也就具有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刑事可罚性。因此,犯罪数额标准对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具有重要意义。"[2]     

确定犯罪数额标准的原则与方法

我国刑法中确定的罪名约有400余种,其中约有300余种对犯罪数额有具体要求,占到了刑法罪名总数的绝大部分。这些个罪中的犯罪数额或由刑法条文直接规定,或由司法解释界定,不但影响着量刑的轻重,有的甚至直接决定着犯罪的成立与否,是该种犯罪的必备要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认定简

在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罪与非罪上,犯罪构成是我们应坚持的标准,而《刑法》第13条的“但书”也是一个基本法律依据。就非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而言,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有待立法增设的运输、储存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罪。因危险犯与数额犯的区别而在犯罪阶段形态问题上有区别。就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而言,食品监管滥用职权罪存在着犯罪的阶段形态,而食品监管玩忽职守罪则不存在犯罪的阶段形态。在非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的共同犯罪中。如果犯罪主体是自然人与单位的共同主体,则主从犯的认定要实行“二次认定法”。而在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食品监管滥用职权罪可发生共犯问题,但食品监管玩忽职守罪的共犯问题尚未得到立法认可。非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既有竞合犯和牵连犯的罪数形态,也有数罪的罪数形态。至于食品监管渎职罪,其罪数形态问题因其与相关犯罪的关系而引起,而其共犯形态问题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     

论我国环境刑法立法体例问题简

目前,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体例已经很难适应愈演愈烈的环境犯罪.我国现行刑法对环境犯罪的客体界定不清,对环境犯罪罪名的规定散乱不成体系;环境犯罪在现行刑法中的位阶较低,不利于有效地惩治环境犯罪.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应当遵循人本主义同时兼容生态主义的原则,充分尊重生态环境本身的独立价值,借鉴德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选择环境犯罪在现行刑法典中独立成章的立法体例,调整部分有关环境犯罪且散见其他章节的罪名,扩充环境犯罪罪名涵盖的范围.     

浅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简

一、体系化及其意义 体系化是科学的重要特征。对于一项科学而言，休系化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是总结功能。对现有的知识进行总结，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防控对策探析简

近年来，我国的食品安全犯罪越演越烈。本文在深入剖析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事实特征的基础上，准确诊断病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完善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立法；2．强化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有效衔接；3．进行非刑事司法治理方式的探索。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防控体系的构建及完善。     

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犯罪防控研究简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是犯罪学中的概念，以刑法规范为核心，拓展到危害达到行政法评价程度的针对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具体可表现为擅自披露、擅自提供、非法买卖、超目的使用和冒用公民个人信息等行为方式。。个人信息保护是一个世界性课题与难题，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的渠道越来越广，公民的个人信息泄露已成为信息化社会的顽疾之一，形成一个严重的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有效的保护个人信息事关人民切身利益和社会秩序，必须建立起多元主体参与的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防控制度，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知识产权托管和知识产权商用化研究简

知识产权托管制度,就是将企业对知识产权管理的需求与中介机构专业化的服务相结合,在严格保护企业商业秘密的前提下,接受企业的委托,代办所有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业务,如相关的咨询、申请、管理、维权、经营和应用等,并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为企业制定相应的战略和建立相应的制度提供合理化建议。     

犯罪预防的刑事政策与社会政策简

不能正确认识犯罪原因就不可能有效地进行犯罪预防。犯罪心理研究揭示：少数具有重复犯罪倾向的犯罪人制造了多数的刑事案件，对于这部分人，刑事政策不仅具有处罚功能，还可以使用其隔离功能；相反，对于源于一种危险心结而犯罪的人，刑事政策并不具预防的优势，其犯罪预防重在社会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即教育、救济与调解。     

论中国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简

中国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是伴随着政府服务功能的发展，从行政裁决范畴中独立出来的一种服务性行政事实行为。然而，以《专利行政执法办法》为样本进行剖析的结果显示，知识产权领域的行政调解目前在性质上仍然被视为是一种行政执法行为，调解过程习惯性地被烙上了行政执法的色彩，其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中国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应尽快实现从传统执法到现代服务理念的更新；通过制定专门的《知识产权行政调解办法》，从制度层面切实推进行政调解服务主体的多样化、服务对象的类型化、服务程序的精细化和服务损害的可救济化。在实践层面，应积极探索知识产权行政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克服基层人民法院的管辖权障碍，实现行政调解和司法程序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     

涉信用卡犯罪对象的评析及认定简

我国刑法规定的信用卡形式主要有：伪造的信用卡、作废的信用卡、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他人信用卡、空白信用卡、伪造的空白信用卡与信用卡信息资料等。伪造信用卡犯罪的对象应当包含空白的信用卡。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罪的对象包含了印制在信用卡表面的持卡人姓名、信用卡号码等信息资料;在理解与适用刑法其他涉信用卡犯罪规定时,应当将信用卡信息资料与实体形式的信用卡、公民个人信息相区别。在信用卡诈骗罪中,根据卡与使用主体真实性与虚假性的介入程度,“假卡假人”、“真卡假人”以及“真卡真人”这三种排列组合所对应行为的危害性（即骗的程度）是逐渐降低的,但对行为方式的认定则应依据由高至低的规则;认定行为人所使用的信用卡是否为骗领的信用卡,应当以金融机构是否基于虚假证明材料而产生认识错误为标准;“盗窃信用卡并使用”中的“信用卡”仅包含真实有效的信用卡,而不包括伪造的信用卡、已经作废的信用卡,甚或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等。     

“卖肾车间”简

一颗健康成年男子的肾脏，国内统一行价为3．5万元。但经过转手之后就可以卖到20—50万元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问题研究简

《瑞士联邦刑法典》第96条第4款规定：“被附条件执行刑罚的少年在考验期届满前经受住考验的．审判机关命令注销犯罪记录。”     

复杂因果关系下的渎职侵权犯罪归责问题研究简

国家公职人员履行职务活动的特殊性、渎职侵权行为责任的分散性和模糊性以及渎职犯罪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渎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认定的复杂性.尤其是在多个渎职行为交织共同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场合—即复杂因果关系下渎职侵权犯罪的归责问题尚需深入研究.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机制研究简

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速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应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情节、主观恶性、有无监护、是否具备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考量其社会危险性，以认定其是否有逮捕必要性．慎重适用逮捕强制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对于罪行较轻．主观恶性不大．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条件的．没有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险性不大．不致妨碍诉讼正常进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律不予批准逮捕。     

社会转型期青少年犯罪防控机制对策研究简

转型期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十分突出,刑事犯罪呈动态化和复杂化态势,其中新生代农民犯罪问题备受社会关注.闲散青少年群体、有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的青少年群体、流浪乞讨青少年群体、服刑在教人员的未成年子女群体、农村留守儿童群体被列为五类重点青少年群体,如何促使其市民化是防控青少年犯罪的关键点.本文拟就青少年犯罪尤其是“新生代农民”违法犯罪问题进行社会归因研究,结合犯罪心理学、社会学、治安管理学等理论,就防控青少年犯罪以及如何促使其顺利完成城市社会化等问题进行探讨.     

香港公务员的诚信建设简

香港公务员受到香港市民的广泛赞扬.比如,2011年5月19日,公务员队伍加薪,而且,幅度比较大,加薪指标为5.16％至7.24％,增幅为香港回归后最高.此次香港公务员集体加薪不仅没引发香港社会的公开反对,而是得到了广大香港市民的集体同意.这就足以说明香港公务员的受欢迎程度.香港公务员廉洁奉公,是令公众继续信任和支持政府的关键.香港政府致力于令公务员队伍保持高度的诚信和操守.香港公务员诚信制度的建立能够在香港政府建设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与其科学的机构设置、规范的运作机制及强有力的权力监督机制等密不可分.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简

在满足法定的犯罪年龄和刑罚程度条件的前提下，无论未成年人所犯罪行属于何种性质的犯罪，无论未成年犯罪人是初犯、偶犯还是再犯．亦无论未成年犯罪人有无认罪、悔罪表现，其犯罪记录都应毫无例外地予以封存。行为人跨越18周岁前后实施犯罪的，如果其中成年时的犯罪行为轻微，对于包含未成年及成年两个年龄阶段犯罪行为在内的犯罪记录予以整体封存，可以较好地体现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应当扩大解释到包括定罪免刑、存疑不起诉、酌定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从最大程度地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特殊保护的角度出发，各个司法机关在自己职能对应的诉讼阶段结束后，应当及时地、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本部门保留的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各种卷宗材料予以封存。被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效力具有持续性。犯罪记录封存机关在审查有关单位据以要求查询的“国家规定”具体内容时，应当注意这些规定是否与《刑法》第100条第2款规定的未成年犯罪记录报告免除义务制度相冲突。     

纳米技术相关法律问题初探简

纳米技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是人类21世纪的三大基本战略技术.随着纳米技术的发展,已经出现了纳米技术侵权和利用纳米技术实施犯罪的案例.为了应对纳米技术发展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应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尽快制定与纳米技术发展相关的法律.本文回顾了我国纳米技术的发展概况,继而对我国的纳米技术侵权和犯罪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纳米技术立法的相关建议.     

刑事和解的文化之维简

以文化的功能论视角来分析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会发现非宗教与非国家意识、司法伦理的人性情理因素以及静的法律秩序等本土文化根源促进了刑事和解在个人利益（减少刑事处罚和增加赔偿数额）与社会影响（国家维护社会秩序与保障其他公民权利）这一矛盾中寻求平衡,该制度成功之关键在于中国人的情理伦理及本身所具有的个人与社会的两面性。为此,实践中,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也应通过受害方、加害人利益伦理的诉求和真实意思的表达、司法机关的职权因素与主导意识以及国家或者社会的伦理需求与价值评判三个阶段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