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医疗制度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正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强制医疗程序在实践运行中遇到了不少问题,当下对该制度予以具体化、明确化、规范化,确保其正常有效的运行,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一、从两个实发案例谈起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五篇第四章设置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首次规定要通过司法程序来决定当事人是否需要强制医疗,标志着强制医疗司法审查模式在我国全面确立。《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笔者所在市发生了两起强制医疗案     

论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程序的法律监督

正强制医疗是为了防止精神病人发生危害社会的行为,而由特定主体决定对其进行强制性医疗,以期降低其人身危险性、帮助其重回社会的一项特殊制度在我国过去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缺乏对强制医疗的程序性规定,为了加强对精神病人的管理,一些省市纷纷制定关于精神病人治疗与管理的规定,但是这些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政府规章只在本行政区域内有效,全国范围内缺乏统一效力。直到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出台(下文称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新增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刑     

刑事诉讼中强制医疗程序的法律监督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专门规定了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但强制医疗本身隐含着侵犯人权的风险,需要加强监督。强制医疗的法律监督包括实体监督和程序监督两大方面。实体监督主要是对强制医疗适用条件的理解和把握;程序监督则主要是通过履行侦查、审查起诉等职能、设立专业委员会等方式对审理和决定程序、执行程序及救济程序进行监督。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适用条件解析

正修改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关于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条件,世界各个国家规定也不同,但是综合起来,笔者将刑事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归纳为三个条件:行为要件、疾病要件以及危险性要件。一、行为条件——行为达到犯罪的程度刑事强制医疗适用的首要前提是被强制医疗人     

强制医疗执行监督之应对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以下简称强制医疗程序[1])作为四个特别程序之一,用6个条文从强制医疗的适用范围、决定主体、启动程序、审理程序、救济制度、检察监督等角度,对强制医疗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这些规定对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发挥政府医疗救助作用、保护精神病人人权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修改后的刑诉法只是对强制医疗制     

浅议强制医疗程序

经第二次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至二百八十九条共6个条文,分别从对象、程序、审理、时限、解除、检察监督等方面规定了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新修订的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百三十一至三百三十四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五百三十九至五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二十四至五百四十三条对相关程序作了补充规定。由于是新设程序,且条文较少,难免规定的尚不完善,实践操作中亦存在一些问题,本文拟就强制医疗程序意义、存在问题、完善等方面粗浅地谈谈自己的想法。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研究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以下简称"强制医疗程序")以特别程序的方式纳入新刑事诉讼法中,实现了强制医疗程序的法治化和司法化。本文拟对该程序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以对实践有所帮助。     

我国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基于对精神病人权利保障与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并重原则,在特别程序专章中纳入了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初步确立于现行《刑法》第18条的规定中,该条文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     

对强制医疗案件的思考

今年年初,笔者承办了一起强制医疗复议案件,查阅案卷的案号后,发现该案系新《刑事诉讼法》生效实施后北京市强制医疗案件的第一例。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笔者梳理了一些强制医疗程序中有关律师执业的相关问题。一、强制医疗程序的由来1997年修订实施的《刑法》第18条第一款就明确规定,对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强制医疗。但《刑法》的规定却没有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而是通过公安机关的行政管理程序处理。在原有的认定及适用     

办理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案的重点及难点应对

正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将强制医疗纳入了司法轨道,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免受精神病人的侵害、让精神病人得到妥善处置提供了司法依据。本文结合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太原市首例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案,总结办理该类案件的一些经验做法,同时提出精神病人强     

如何审查强制医疗案件——以张某某抢劫案为例

强制医疗程序是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特别刑事诉讼程序,检察机关应在实体和程序方面加强对强制医疗案件的审查工作:在实体方面,包括对暴力行为程度的判定、对行为人是否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判断以及对行为人是否具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的判断;在程序方面,笔者对会见涉案精神病人的必要性、精神病鉴定做出前对涉案精神病人的关押问题、办案期限与退回补充证据期限问题、对公安机关申请强制医疗的监督等特殊程序进行了探讨。     

论强制医疗程序的问题及检察监督的完善

新刑诉法在特别程序中增加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填补了刑法第十八条中对精神病人“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具体操作中程序性规范的空白,对促进社会秩序稳定、保障精神病人合法权利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检察院作为监督机关,应当加大对强制医疗程序审查和执行监督的力度,以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     

论刑事强制医疗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精神疾病是我国最主要的疾病种类,在我国约有1600万人患有严重精神疾病,每年有多达数万起的精神病人肇事肇祸案件.为了解决该问题,我国在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在特别程序中新增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初步构建了刑事强制医疗制度,这是制度上的巨大进步,为在司法实践中解决精神病人在肇事肇祸后得不到管束和治疗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支持.但当前程序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改善.     

设立"采取政府强制医疗措施程序"的构想

本文对设立"采取政府强制医疗措施程序"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以及"采取政府强制医疗措施程序"的概念和特征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同时,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设立"采取政府强制医疗措施程序"进行了法条设计,以供立法机关将来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参考.     

浅析对强制医疗程序的检察监督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强制医疗程序实施监督是深化检察改革、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检察机关在强制医疗程序中的法律监督职能,但是对监督的范围和方式并没有明确规定。本文拟从强制医疗检察监督的内容入手,分析在强制医疗程序检察监督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途径与建议。     

论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完善

2013年开始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初步构建起了强制医疗程序的基本框架,但还存在适用对象过窄、适用条件模糊、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垄断、检察监督不具体、审判程序不全面等问题。因此,应当借鉴国外相关领域有益的经验,秉持保卫社会与保障人权并重的精神,对我国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予以进一步完善。     

强制医疗程序适用标准应予规范

修改后刑诉法专章规定了强制医疗程序,从而弥补了刑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之程序缺失。随后,"两高"、公安部先后出台司法解释或诉讼规则,对强制医疗程序的具体适用作出了配套规定,为司法实践提供了依据。但在实践操作中,该程序的适用标准等仍有待进一步规范细化。一、完善开放性配套程序,明确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标准实践中,认定精神病人是否     

司法实践中强制医疗程序的精准适用

作为《刑事诉讼法》新增的特别程序,强制医疗程序的设立完善了对不负刑事责任精神病人的司法解决程序和方式,颇具积极意义。但是有些特殊情形,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作出具体规定或者规定并不详尽,比如,对于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条件如何理解?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方式如何加强?强制医疗程序是否存在法律的溯及力?被追诉人在诉讼过程中才丧失刑事责任能力是否也应当纳入强制医疗程序中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加以解决,做一粗浅的探讨。     

新《刑事诉讼法》视角下强制医疗问题探析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专章设置了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相继对其进行了细化,为肇祸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规范化提供了程序性保障,彰显出我国对精神病人的重视与关怀.然而鉴于该程序首次入法且条文稀疏,仍存在着适用对象范围狭窄、涉案人程序性权利缺失、救济机制运行不力等一系列问题.借鉴域外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结合我国具体情况,以立法精神为导向,明晰强制医疗适用范围、填补程序性缺陷,保障涉案人程序选择权、完善救济措施是强制医疗特别程序获得实效的必要步骤.     

排除非法证据:法律文本与法律实现

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了65个条文,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关的主要是第54条到第58条。各界人士均对法律修改的进步意义予以认可,然而在法治社会,法律能否良好运行根源不在于国家的强制、文本的权威、优美的词句,是否经得起正当性论证才是关键。而对《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修改的正当性论证,关键在于看其能否实现程序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