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熟人社会与有组织犯罪的组织性特征

从公开数据可以看出,现阶段中国有组织犯罪成员以当地人为主,外地人所占比例受外来人口数量影响,成员之间关系多为熟人关系。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差序格局下的熟人社会。在此影响之下,现阶段中国有组织犯罪组织性表现出组织规模容易发展壮大,组织对外＂凝聚力＂相对较强,组织内部结构相对松散,组织的核心圈为当地人,外地人往往处于外层等特征。随着社会发展,中国正逐步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有组织犯罪在未来则将出现组织严密性增强、组织人员组成越发复杂、核心圈和外层人员组成差异不再明显等趋势。有组织犯罪的这些组织性特征决定了对其必须＂打早打小＂。     

疫情风险治理的风险逻辑与法律因应

突发的新冠疫情对应急管理和风险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需要反思的是法律作为风险管理工具是否符合现代社会的风险逻辑。依照贝克的观察,传统工业社会转入现代工业社会后,风险发生的逻辑与社会的主题均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传统工业社会以短缺为特征,社会的主题是财富生产,相关的法律制度以漠视风险为代价换取财富增加。而现代社会则出现过剩,社会主题由财富生产转为风险防范。随着技术的发展、工具理性的主导,风险的发生越来越无法确定、无法预测并且日益呈现出脱域和人为的特征。传统的建立在确定性基础上的风险控制技术和制度已经无法应对不确定的现代风险。因此,作为对付现代风险的工具,法律需要因应现代风险社会的风险逻辑作出调整,如进行弹性规制,扩展与多样化责任范围和因果关系等。同时,法律在应付风险时,应当恪守法治原则,保持基本法律原则的稳定,平衡风险防范与人权保障。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建构——基于风险社会的视角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各种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具有普遍性、突发性、复杂性、难以预测性及全球性特征的社会风险,时刻在考验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的管理能力。在风险社会视野下,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面临许多困境和挑战。政府必须通过建立危机管理预警机制;建立全面危机管理体系;建立公开透明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建立全球性的危机治理模式等措施来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的管理能力。     

信息社会中的公法变迁

计算机、通讯技术的日益发展、融合以及网络的普及应用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信息社会。适应信息社会的要求,现代公法必然发生重大变迁,主要体现为直接民主制的复兴、信息权利的产生以及公权力结构的多中心化。     

风险社会与法律防范——论“贫富差距”的法律应对

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由乌尔里希.贝克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所提出的＂风险社会＂的理论开始备受中西方学者的关注,并由此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和讨论,对于我国是否已经进入到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所带来的贫富差距等问题如何通过法律进行防范和规制,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去研究。     

风险社会下的大规模侵权与责任保险的适用

人类自身活动已成为现代社会风险的根本性来源,大规模侵权是风险社会的极端表现,传统侵权责任法的单一赔偿机制已不足以救助大规模侵权中的众多受害者,将责任保险运用于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对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大规模侵权责任保险的构建应在模式选择、责任保险范围、责任限额、保险费率以及风险防范等问题上进行合理设计。     

风险社会与现代行政法的危机

当代社会是风险社会,人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都面临难以预测的风险。风险社会对产生于现代工业社会背景下的行政法的诸环节行政立法、执法、司法均构成巨大的冲击和挑战,现代行政法面临合法性危机。     

“行善”还是“作恶”——不辨自明的“包身工”真相

对人尤其是对残疾人权益的普遍尊重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尺。在我国,对个人权益的普遍尊重是近代社会以来才开始的事情,人人平等、男女平等等现代人权理念随着社会的变革逐步内化为最基本的社会生活原则。新疆托克逊县＂包身工＂事件提示我们,社会迅速转型固然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文明成果,但也可以使某些落后、腐朽观念的传播变得肆无忌惮。事实上,即便面对物欲横流的世界,我们也应该树立这样一个理念：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不应该违背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最基本道德底线。     

风险刑法的社会基础

厘清风险刑法的社会基础与现代刑法的社会基础之间所存在的原则性差异是把握风险刑法真义的重要认识起点。风险社会理论有其内在的基本逻辑,借鉴既有的风险社会理论并认清中国风险社会的特殊性,对于理解中国语境下的风险刑法具有重要的前提性意义。在风险社会,风险刑法维系社会团结是经由对风险流动的规制而实现的。中国社会的刑法角色呈现出不同类型刑法(前现代刑法、现代刑法、风险刑法)角色功能间的配合、交织、冲突或疏离、断裂等多种复杂情形并存的局面,不同类型刑法之间角色分工的演变最终取决于风险态势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     

自由权的保护义务

<正>一、问题的提出:风险社会对宪法的挑战人类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是受制于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因素。在这种意义上,风险是与人类社会共存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风险主要表现为自然灾害。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在工业化进程开始之后,人类对抗自然界风险的能力逐步加强。然而,任何新的技术在改善人类生活条件的同时,往往也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新技术带来新风险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现代分子生物技术的进步,导致了转基因食品的出现。然而,这种食品长期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至今尚未     

简析骑士精神的实质和社会条件

骑士精神不仅是一种观念,而且是骑士阶层的道德原则、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它严格规范了骑士的思想和行为,主要表现在以＂忠勇＂作为骑士的道德原则,以＂宗教信仰＂规范骑士的行为,在社会中处处对妇女表现出的＂绅士风度＂。骑士精神的出现与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状况是息息相关的,当时的社会为它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条件。当然,骑士精神也为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产生的影响也是极为深刻和深远的。     

生物安全的立法诉求论

由现代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是工业化社会个体化进程发展的高级表现,在彰显科技至上主义色彩的同时隐藏着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将传统的工业现代化引入"反身性现代化",加速风险社会的产生。生态系统、生命健康以及社会伦理与秩序的安全问题等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下显得更加迫切,传统法律所建构的利益衡平法则呼唤新的利益协调机制,生物安全的立法诉求在现代生物技术发展进程中渴望社会公共利益的确立与保障,从而真正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当人们在现代生物技术的向往与担忧中徘徊不定的时候,固有的"法律市场"变得不再平静,其对生物安全立法的需求打破了传统的法律供需平衡,最终促成生物安全法的诞生。     

风险社会与政府危机管理创新

现代社会风险的运行逻辑,标志着反思性风险社会从理论形态开始成为人类社会的实践。本文认为,现代社会风险的“人化”、“制度化”和“全球化”等本质特征,对传统政府管理职能、政府管理体制和民族国家管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风险社会下的政府危机管理创新包括以下三个层面:政府管理职能从统治到善治的创新,政府管理体制从传统官僚科层制向全面危机管理体制创新,政府管理模式从民族福利国家管理模式向国际复合型危机管理模式的创新。     

“案多人少”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案多人少＂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司法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综合性问题,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现实和公众素质的变化等方面综合考量这个问题,或许能够对解决它有所启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将社会转型定义为＂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     

浅谈高学历的“剩女”——博士女=灭绝师太

随着中国社会的急速发展,＂剩女＂这一现象越来越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剩女＂作为现代中国社会新现象的代表之一,也引起多方的思考。研究＂剩女＂这一群体的社会心理,对于减少＂剩女＂数量,解决社会婚姻、家庭、性别问题有着非常大的作用。作为新时代的女性也应该对此现象的出现提出自己的见解。     

风险社会理论给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带来的挑战与启示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向世人宣告了风险社会的到来。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风险是文明的产物,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风险。风险社会理论在给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监管方式等带来了挑战的同时,也给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带来了启示：理性对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差异,建立食品安全风险规制体系,探索食品安全风险的复合治理方式。     

“风险社会”若干刑法理论问题反思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现代社会所要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现代社会所要面临的风险主要是来自自然的本质能量的强加,以及社会中的人对社会现状的思想、人对社会的意志所支配。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风险的产生几乎都伴随着这两种行为,在管理时就要注重法律的规范。因此,本文通过对"风险社会"的基本内涵进行分析,进而分析"风险社会"的刑法制定的依据、对于"风险社会"刑法的处置范围、刑法处罚"风险社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以及刑事责任和局限性。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合理化”理论探析

哈贝马斯认为,西方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冲突、危机等社会问题都是交往行为的异化造成的,交往行为的异化是西方现代社会的根本病症;而克服这种病症的根本方法就是＂重建理性＂,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论保险法上的风险分类:合理区分V.歧视

风险分类,是现代商业保险的重要特征之一,具有经济上的正当性。然而,在现代社会,评价一项风险分类是合理的区分对待还是不公平的歧视,已不能仅仅以统计数据或精算为依据,而应考虑保险的社会功能、盛行的社会伦理观念等。如何对风险分类进行规制,最终取决于利益权衡和公共选择。     

风险社会下秩序重建：论名人代言责任是一种新型的侵权责任

＂风险社会＂是一种普遍性的风险文化,新制度安排的契机,核心在于风险防范和风险共担、个人分担有机结合的风险治理。名人代言责任以之为理论基础,遗传传统侵权责任法基因中变异生成具有二重性的新型侵权责任。它的稳定性依赖于名人代言侵权责任的实现路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