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模式与犯罪构成模式赵秉志

中国文化模式属于机体宇宙论，与“天人合一”的自本体观和直觉体悟的认识论相关联；西方文化模式属于机械宇宙论，与“征服自然”的他本体观和逻辑分析的认识论相关联。中国的犯罪构成是机体的犯罪构成，体现的诉讼规则是综合规则；西方的犯罪构成是机器的犯罪构成，体现的诉讼规则是可废除规则。在提高司法效率与实现司法公正方面，机体的犯罪构成与机器的犯罪构成均能实现各自均衡。机体的犯罪构成更利于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和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但在控制犯罪和实现刑法的社会秩序维护机能方面相对弱化；机器的犯罪构成更利于控制犯罪和实现刑法的社会秩序维护机能，但在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和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方面相对弱化。     

论我国双层模式犯罪构成理论的建构

基于对中外犯罪构成理论的考究与分析,揭示并遵循犯罪构成理论的必要规则,正视中国大陆刑法的实然规定与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现实,应当建构我国双层模式的犯罪构成理论。犯罪成立必须具备本体构成符合与严重危害充足二个阶层要件;本体构成符合为第一层次,描述犯罪的基本轮廓,严重危害充足为第二层次,限定犯罪的实质底线。犯罪成立是本体构成与严重危害两者缩限评价的结论。     

刑事政策视野中犯罪未完成形态立法模式的理性建构

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立法模式是客观主义犯罪观和主观主义犯罪观在犯罪未完成形态上的立法体现。犯罪未完成形态立法模式不仅决定着犯罪圈的大小,而且征表和反映了国家的刑事政策取向和对不同行为的刑事政策态度。中国现行犯罪未完成形态立法模式的主要缺陷是:刑法总则的立法模式与分则的犯罪构成模式相矛盾;刑事立法对犯罪预备行为处罚的泛化和刑事司法对犯罪预备行为处罚的异化致使罪刑法定原则受到挑战;刑事立法对犯罪未遂行为处罚的主观化不当地扩张了可罚的未遂行为的范围。中国对犯罪未完成形态的立法模式应当进行如下改革:犯罪预备行为处罚的例外化;犯罪未遂行为处罚的客观化;犯罪中止行为认定的合理化。     

犯罪构成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犯罪构成主要是司法刑法学的理论范畴,是定罪过程的理论架构,而定罪过程是控辩审互动的过程,因而犯罪构成应是控辩审互动的实体平台;应当从刑事诉讼构造与刑事诉讼过程两个方面理解犯罪构成的程序意义;重构犯罪构成模式应遵循三个原则:犯罪构成应被建构为控辩双方攻防互动与转换的实体平台,犯罪构成应尽量满足刑事诉讼的效率诉求,无法被证明而只能被说明的实质性因素不应纳入犯罪构成模式。     

探讨马锡五审判模式的现代化复兴

本文从分析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民情入手,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司法审判模式改革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探讨如何以制度重新规范马锡五审判模式为中国的现代化审判模式的改革发展所用,重塑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马锡五审判模式＂。     

犯罪构成模式评价标准建构简论

犯罪构成模式评价标准，对于研究犯罪构成具有前提性意义。评价标准的确立取决于对犯罪构成的属性、犯罪构成的机能、犯罪构成的价值三个基本前提的认识。犯罪构成不是法律，而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工具理论。犯罪构成的机能包括工具机能和理论机能。前者又分为解释机能，联系机能，评价机能，指导机能，后者又分为整合机能，体系机能。犯罪构成的价值包括目的价值和形式价值。犯罪构成模式的评价标准是：是否适当解释，是否支持评价，是否和谐，是否经济。而且，这四个方面之间存在主次顺序，不可等量齐观。     

论犯罪构成的中国化发展选择

中国的犯罪构成模式到底是坚持传统的“苏式四要件的犯罪构成”还是需要改变为德日的“三阶层式的构成要件”？这是中国目前刑法学界一个极大的理论争论问题。其实，这两种犯罪构成体系既有其共同的暗合之处，又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也都有其致命的不足之处。因此在犯罪构成这一重大的刑法理论问题发展方面，我们不应该走非此即彼的单一与极端道路，应当要有开放的心态吸收各种理论营养．努力完善自己．以便实现犯罪构成新模式的“破蛹而出”。     

刑事裁判思维中的犯罪构成论——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思考

犯罪构成论在刑事裁判思维中的主要作用,就是导引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如何进行＂符合性＂判断。然而,这种规范与事实之间是否＂符合＂的逻辑判断顺序,却往往并不完全等同于任何一个理论模型中犯罪构成要件的逻辑排列顺序,而是案件类型不同,裁判思维模式就不同,而裁判思维模式不同,＂符合性＂判断的逻辑顺序就不同。在不同裁判思维中,犯罪构成理论模型针对不同类型案件裁判所发挥的＂符合性＂判断＂导引图像＂作用侧面是不一样的。在适合简单案件裁判的概念思维中,强调＂符合性＂判断的形式侧面;而在适合复杂案件裁判的类型思维中,则重视＂符合性＂判断的实质侧面。     

犯罪论体系的误解与澄清——俄罗斯犯罪论体系建构模式及对我国镜鉴

中国刑法学界一般在刑法总论探讨犯罪论体系建构问题,即定罪模式合目的性的考察与路径抉择。俄罗斯学界则通常在刑法分论探讨定罪问题,即所实施的具体社会危害行为与现行刑事立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之间合致性(符合性)的认定。我国刑法学界对俄罗斯犯罪论体系(定罪机制)缺乏应有的认知,通常将德国“犯罪论体系”(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与俄罗斯“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相提并论,并因此而将移植于苏联的中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与德、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置于同一层面进行比较。然而,基于错误认知进行的比较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必然谬之千里。应在厘清俄罗斯犯罪论体系内含之定罪原理的基础上,摒弃无谓争论,合理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犯罪论体系。     

基于合作治理理论下的公民本体社会的构建研究

20世纪后期,中国的政府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变革进入了一个加速的时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随着俞可平、张康之教授引进与宣扬治理善治理念、合作治理模式,以＂公民本体＂为基础的治理与合作治理日益成为中国社会备受关注的社会治理模式。     

中国刑法学对域外犯罪构成的借鉴与发展选择

前苏联"四要件式"的犯罪构成模式的引进,给中国刑法理论与刑法实践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后,中国人了解到的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模式也并非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完美无缺。在引进大陆法系犯罪构成模式时应当将法益作为一种理论根基,应接受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念。中国法学界完全可以在借鉴和吸收域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和犯罪构成规格模型。     

对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理论建构类型的分析

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理论存在多种建构类型,笔者认为,中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构成与德、日刑法理论中的构成要件具有一定的继受关系,为了统一关于原因自由行为的理论基础,认为以例外模式与构成要件模式为基础,论及创造的折中模式,而各种模式都有其合理性及缺陷。     

"中国模式"的政治解读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尤其是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国内外学界和舆论界对"中国模式"的关注持续升温.然而,大多数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模式时往往会回避对中国的政治模式研究,事实上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无疑也是存在的."中国模式"的成功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有着某种联系,中国政治也必然带有传统的特色,中国文明的一些基本因素决定了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也就不可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而去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因此建立在传统文明基础之上的政治模式也是不可复制的.     

犯罪构成的中国春秋——兼论旧模式的终结和新模式的探索

《2009年国家司法考试大纲》将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由我国目前通行的苏式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学说改变为德日的三阶层式的构成要件学说必然并已经在中国刑法学界引发较大的理论争论,如何看待两大犯罪构成体系的优劣,只有通过比较、鉴别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这两种犯罪构成体系既有其共同的暗合之处又有其相异之处,但都有其致命的不足。刑法典是唯一的,但刑法理论对法典的解读方法、演绎方法以及给司法实践提供的参考模式不应该走非此即彼的单一与极端道路。因此在犯罪构成这一重大的刑法理论问题上,我们应当要有开放的心态吸取各种理论精华,相互融合,逐步形成中国刑法学自己的发展模式。     

建设幸福广东的社会转型挑战与治理模式重构

广东社会发展面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复杂、社会诚信缺失等社会转型之痛的突出问题。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结构变迁与治理模式相对滞后,具体包括：治理模式出现功能性失调;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制度创新短缺,多元治理格局尚未形成;经济社会地缘环境特殊;教育失误和社会舆论导向异化,出现信仰真空。在迈向幸福广东的征程中,需要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与重构,需求新对策：进一步解放思想,着力发展＂开明政治＂和打造＂阳光政府＂;强化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建设,全面提高广东基本公共服务整体水平;实现治理模式的结构性转型,形成良好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维护社会安定有序;提升文化软实力,重构社会伦理和主流价值。     

拉美模式与中国、越南模式的比较

当前社会的主要发展模式有英美模式、莱茵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等,其中拉美模式、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从拉美模式与中国模式、越南模式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任何国家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探索正确的发展道路,在发展中倡导改革创新精神,大胆实践,并尊重各个国家发展模式和道路选择的自主性和多样性。     

析犯罪构成的三大理论缺陷——一种方法论上的观察

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在方法论上有三个基本理论缺陷，即行为观、构成观和静止观。行为观不能反映犯罪本质，不适合作为犯罪构成的理论基础；构成观使犯罪构成成为一个封闭体系，不能充分反映犯罪的全部内容；静止观使犯罪构成不能把犯罪的内部千盾及其发展运动过程表现出来。三大缺陷造成犯罪构成只是定罪的工具，因而其在刑法体系中的作用有限，影响了刑法理论发展。上述缺陷最根本的原因是行为观造成的，只有超越行为观才能为犯罪构成研究走出一条新路。     

道德态势与社会控制模式需求定律——我国接受西方法治思想与模式原因的新解读

道德的“自我”单位变量与法律控制的需要量是成反比的,即道德的“自我”单位越小,法律控制的需要量就越大。人性中固有的道德走势为“小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需要更多的法律控制。某一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影响该社会控制模式的选择。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为“大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选择德治控制模式;西方社会文化中的道德走势为“小我”为重的价值位阶,因而选择法治控制模式。中国传统社会所选择的德治控制模式及其文化依据中的道德走势与人性规律中的道德走势相反,并高于社会实有道德水平,因而德治控制模式的实效性较差;西方社会所选择的法治控制模式及其文化依据中的道德走势与人性规律中的道德走势相一致,并等于或低于社会实有道德水平,因而法治控制模式的实效性较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文化体系中的道德走势发生反向渐变,因而社会从对德治模式的选择逐渐转向对法治模式的追求。     

从理论向实践的回归——论我国犯罪构成中构成要件的排列顺序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 ,犯罪构成理论应该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功能 ,但我国的犯罪构成却难以发挥其实践功能。对于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可以通过重新排列我国犯罪构成中构成要件的顺序来解决。新的犯罪构成应按照犯罪客观方面、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主体的顺序排列。     

刑事审判实践中的犯罪构成

根据刑法学界的理论归纳,当今世界大体存在三种有代表性的犯罪构成体系,即：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的三阶层体系，英美法系中的＂犯罪本体要件一责任充足要件＂的双层次体系和以前苏联（现俄罗斯）为代表的＂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的四要件体系。20世纪50年代，我国从前苏联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