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诉讼暂时权益保护制度构建

行政诉讼暂时权益保护制度,是平衡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给予原告暂时权益的有效保护。行政诉讼暂时权益保护制度基本内容包括保全程序和起诉停止执行两项子制度,前者应当包括紧密联系的四项内容:证据保全、财产保全、先予执行和先予给付;后者包括起诉停止执行、不停止执行和停止执行的原则性补充。行政诉讼暂时权益保护制度具有明显的开放性,是一个随着国家法治建设进程呈现动态平衡发展的制度。     

民事诉讼行为保全基本问题探究

民事诉讼行为保全制度在民事诉讼法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是联结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的纽带。行为保全是各国立法的通例,但是行为保全作为一项独立制度并未在我国民事诉讼基本立法当中得以确立。因此,对民事诉讼行为保全的含义、特点、性质、行为保全与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的区别等基本问题进行探究,对于正确理解这一制度有重大意义。     

我国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现状及其完善

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是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中的重要内容。通过完善立法，赋予应有权力，补足程序规则，改革配套制度，以实现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价值。     

行政诉讼检察监督论要

借鉴国外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公益代表人制度 ,结合我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我国检察机关对行政诉讼的监督应该是全面的 ,但应有重点的开展。这种全面监督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行政诉讼体制建构中检察职能切入之分析

从司法实践来看,在行政诉讼中引入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对行政诉讼全过程的监督是非常必要的。构建起一个新的制度,要重视其他制度与新制度之间的衔接,务必使各项制度协调并进,才能发挥出检察机关的应有职能。行政诉讼关乎着今后我国依法治国的整体部署,检察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是在这一环节上体现依法治国精神的关键所在。     

关于军事行政诉讼的再思考

军事行政诉讼主要解决军人、军事单位与军事机关之间的行政争议。国防国家行为和具体军事行政行为外延的确定使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成为可能。军事行政行为属于实质意义上的行政,既包括内部行政行为,也包括外部行政行为。军事行政诉讼制度是实现军事行政法治的必由之路。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建构进路的理论辨思

行政诉讼调解在理论上会遇到目的取向、适用空间和制度定位上的争论。与民事诉讼调解不同,行政诉讼调解并不完全是基于诉讼经济的考量,而更主要的是弥补现有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理性问题上的不足;由于行政主体往往在事实上对于所有的行政纠纷都有首次判断权,在与司法关系的处理中往往会使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空间有适度的开放性;为了更为彰显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价值,应该明确行政诉讼调解的制度定位,处理好与撤诉和判决的关系。     

国家与公民的合意——论行政诉讼和解

行政法的传统学说因强调行政行为的公权性和不可处分性,强调行政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的特性,因而在行政诉讼中排斥国家与公民的合意,中国行政诉讼实定法明文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但在域外,尤其是法治发达国家,行政诉讼和解则是通行的制度,行政诉讼中是存在合意的。文章辨析了“和解”与“调解”,分析了我国行政诉讼中和解的实际状况,着力论证了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引入和解制度的可行性、必要性及必要的限制。     

涉自贸区行政诉讼被告资格探析

涉自贸区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制度是上海自贸区司法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涉自贸区行政诉讼被告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和创新性三个特征。传统意义上将行政主体资格与行政诉讼被告相等同的范式在当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同样体现在涉自贸区行政诉讼中。建设上海自贸区本身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的制度创新,为此必须对涉自贸区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制度进行大胆改革。笔者认为涉自贸区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认定应当在坚持司法便民、司法效率和救济有效三个原则的前提下,有选择的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综合运用行为标准、权力标准以及公务标准等多重标准,在各种具体情形下分别准确认定。     

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现实障碍及其消解

行政诉讼类型化有助于公民诉权的切实维护和行政法治进程的推进,是一国行政诉讼制度变革的核心课题。我国行政诉讼非类型的现状不仅是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而且还与行政行为形式论的学术影响及行政诉讼立法模式的选择有关。当前,随着行政诉讼目的认识的趋同、受案范围的拓宽、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特别是司法个案推动作用的加强,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改革的有利条件业已具备。     

对美国死刑案件诉讼程序的考察

美国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保留并且适用死刑最多的国家，其对死刑案件设置了严格的诉讼程序，如特殊的死刑的诉讼提请批准程序、大陪审团制度、“人身保护令”制度、死刑执行方式等，以期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错判、误判的死刑，保障公民的生命权。这对我国的死刑案件诉讼程序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规范行政执行主体提高行政执行效能

行政执行效能是执行主体进行执行活动所要实现的应然结果,是执行主体执行行为的方向。执行主体是影响行政执行效能的主导因素,科学界定行政执行效能的内涵,有利于引导执行主体的行为指向与行政效能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执行主体的行为在自身经济人特性、落后的思想观念、不完善的监督机制和考核机制的影响下,常常偏离行政执行效能的基本要求,导致执行效能低效或无效。应从强化责任感、树立法制观念、树立群众观念、完善执行责任追究制、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入手,规范和引导执行主体的行为,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其主体作用,提高执行效能。     

行刑社会化阐释新范式——《行刑与罪犯矫治社会化研究》简介

《行刑与罪犯矫治社会化研究》一书,对行刑社会化问题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的研究。就行刑社会化的本质意义而言,是要动用社会资源共同融入罪犯的矫治之中,体现的是人文精神,是社会公众对于罪犯的关注和尊重。行刑社会化狱内模式的核心问题是监狱如何运用社会资源为罪犯的矫治服务并促进罪犯矫治工作。狱外模式论主要是对社区矫正制度、出狱保护制度等行刑社会化的社会模式的研究。改革与价值论是行刑社会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包括构建完善的刑事法律体系,推进行刑一体化;确立现代化的监狱行刑观念;纯化监狱职能等内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行刑社会化是现代刑罚对犯罪的宽容,是现代社会对犯罪人的宽容。因此,宽容性是行刑社会化的本质属性。     

民事执行理念的反思与更新

民事执行工作的好坏往往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公平公正与稳定和谐,对实现社会管理目标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国民事执行制度及其运作所体现出的传统民事执行理念是公法秩序的维护优先于私法秩序；说服教育的办法优胜于强制措施；实体结果的公正优越于执行程序公正；民事执行的开展专属于法院司法职权.在反思传统执行理念的基础上,应树立和大力倡导新的执行理念,包括优先保障私权理念、强制在先理念、程序正义理念以及联动执行理念.     

略论监狱刑罚执行法律的实施状况与途径

监狱刑罚执行法律的有效实施是监狱工作依法进行的内在需求,监狱刑罚执行法律实施是监狱刑罚执行法律实施主体的行为或活动。我国监狱刑罚执行法律实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因此,通过科学、完善的立法,建立监狱刑罚执行法律运行机制,提高执法水平等是监狱刑罚执行法律实施的必要途径。     

民事执行监督的基础要义

民事执行监督基础理论是化解"执行乱"和缓解"执行难"困境的理论原点和逻辑起点。对执行监督理论的解析,首先,涉及权力监督与权力制约、执行监督与执行救济的概念辨析,以准确定位执行监督的本质;其次,需要从执行监督的类型上比较各种监督方式的优劣,得出必须加大程序性制度监督的构建;再次,执行监督机制实际有分权制约和程序控权两个层面;最后,执行监督还应包含两权分立、相互监督原则,程序性监督原则和体现效率与公正原则。     

论复议期间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原则

复议期间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原则中的“执行”并非仅指对行政相对人的强制执行,而应重新厘定其涵义;“是否停止执行”有不同的模式选择,选择何种模式与其背后的价值取向有关,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选择“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为原则,停止执行为例外”的模式,既存在理论上的缺失,也难于在实践中具体落实,需要进行反思与重构。     

澳门刑事执行法律概述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刑事执行程序主要依据《澳门刑法》和《澳门刑事诉讼法》执行。澳门的刑事执行法律规定了主刑和附加刑的执行方式。也规定了保安处分刑的执行程序和方式,如收容保安处分的执行和禁止业务的保安处分执行,澳门刑事执行法律注重实体和程序的衔接。     

行刑理念的创新

行刑是预防和打击犯罪的最后一道防护堤,在三大刑事法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行刑理念对如何设定行刑体制和框架,如何行刑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国现行行刑理念支配下的行刑体制存在诸多弊端。我国行刑理念需要进行更新,建立新的适合现代法治要求的行刑体制。     

房屋交付执行的民事监督路径之探究

不动产作为人类社会中最有价值的财产之一,能否顺利执行对债权人意义重大,其中以房屋的交付执行最具有代表性。本文以房屋交付执行中的物之交付请求权执行和行为请求权执行作为切入点,剖析了法院执行活动中腾房执行的现实性困难,围绕查封与腾房退地两项具体措施详述了执行环节的具体表现和问题所在,以此论证分析了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突破方向和实践进路,以期结合自身职能发挥优势,在监督时重点突出、有的放矢。